价值论的取向与认识论取向并不是对立的，不是注定要割裂的。相反，它们应该统一，既然是立足今天而向历史发问，期望从历史中得到启迪，就需要真切地深入地了解历史。突出价值论视角决不意味着可以轻视 史实，相反，它对作者在历史资料的准备上提出了更高要求——对今天负责的作者也应该对历史负责。人们之所以对某些“戏说”的作品，对那些不顾历史的基本事实而妄意编造的作品付之一哂，不仅是由于它们缺乏严谨的求真态度，更由于它们缺乏严肃的价值立场。历史文艺的作者倘若不严肃对待历史，读者大约也很难严肃对待他的作品。优秀的历史文学作品，无论是早先姚雪垠的《李自成》，还是较近的唐浩明的《曾国藩》、《张之洞》，凌力的《少年天子》、《梦断关河》，熊召政的《张居正》，作者都是在史料的搜集、钻研上下了大气力的。他们都曾得到历史学家的良好评价。历史文艺不能回避对历史与艺术关系的处理，历史真实与艺术真实的关系，是历史题材文艺美学中具有根本性、原则性的大问题。以价值论与认识论的关系来说，在历史题材文艺创作中，作者的价值取向起到导航作用，他所掌握的历史事实起到支撑作用。没有明确正当的价值观引路，他的创作是盲目的;没有可靠的历史事实支撑，他的创作是跛足的。两者缺一不可。
但是，这里有一点有时被人们所忽略，就是“历史事实”无论作为一个历史科学的概念，或是作为文艺美学的概念，人们的理解都存在着歧义。历史，有实际发生过的历史和被书写的历史。人们对历史的书写，包括为世人所尊崇的历史书，不等于是曾经发生的历史事实。中国的史书，有相当一部分是官修的，其中不少是后一王朝为了总结统治的经验教训，对前一王朝所作的回顾。至于私人撰写的史书，也是各个作者从各自观察角度和各自价值观出发的对历史的描述。它们都是对历史的主观的反映，是第二性的，不是第一性的。我们判断今天的历史文艺作品是否符合历史真实，当然会要以史书为参照，比如，以张廷玉主持撰修的《明史》为参照评论小说《张居正》，以赵尔巽主编的《清史稿》为参照评论小说《少年天子》。不过，这样做的时候，要非常谨慎。一般地说，不宜要求历史文艺作品忠于这些史书。谨依二十四史来写各个朝代，并不是小说家好的选择。古人所说“据史演义”，是以“俗讲”形式把史书通俗化，很多作者心甘情愿地被所依据的史书拘束限制。除了极少数的例外，大多数古代演义小说之不能成为文学巨著，原因盖在于此。和史书贴得最近的，几乎都是枯燥乏味的。史书，即使是好的史书，和实际的历史也有并不太小的距离，早已有人反对对史书的膜拜。唐代的刘知几著《史通》，曾旗帜鲜明地“疑古”、“惑经”，对被奉为经典的史籍大胆非议。20世纪西方有的史学家，把某些传统史学讥之为“剪刀加浆糊”的史学，也是不愿意安坐在前人对历史的书写的藩篱之内。今天有志向的掌握了新的历史观的文艺家，更不会谨守旧时代史官的疆界，不会谨依他们的抑扬褒贬而抑扬褒贬，不会谨依他们的损益显隐而损益显隐，而必定要突出今人、突出作家本人对历史的新鲜认识。
历史已经过去了，历史事件再也不能复返了，后人再也无法置身其中“亲口尝一尝”、再也无法亲历了。怎样才能把握历史真实呢?史学家提出过各种各样的理论，做过各种各样的实践探索。20世纪前期的中国史学，有实证主义与历史主义两大流脉。胡适、傅斯年大力提倡实证主义，他们甚至宣称“史学就是史料学”，想要使历史学成为与地质学、生物学一样严密的科学门类。与之相反，另一些历史学家，则采纳狄尔泰、克罗齐等人的历史主义，主张把历史学与自然科学区别，重视历史学家的“理性的直觉”。有些历史学家，把实际发生过的历史叫做“历史1”，把历来对历史的记载叫做“历史2”。他们认为，要认识历史，不 能被“历史2”牵着鼻子走，而要努力凭借自己的研究去接近“历史1”。他们认为，自然科学所要研究的，主要是外在的世界;历史学所要研究的，则是人类的内在精神。实证主义和历史主义两派各行一途，各有其深刻的片面性，两者互相矫正、互相补充，各自从不同的侧面推进和加深人们对历史过程本身的认识。陈寅恪被人看作史料派的代表人物之一，但就是这位史学家也说过:对于古人“应具了解之同情”，“必须备艺术家欣赏古代绘画雕刻之眼光及精神……始可以真了解。所谓真了解者，必神游冥想，与立说之古人，处于同一境界”。同时他也指出，“此种同情之态度，最易流于穿凿傅会之恶习” ③ 。很显然，他强调了解的同情，强调内在视角，也就是强调史家的主体性。马克思主义历史观把认识论和价值论统一在一起。马克思把认识活动看作主客体之间双向建构过程，犹如钢片擦击燧石而起火，火既不在钢片里，也不在燧石里，而是一定温度下燧石、钢片、氧气共同作用的结果 ④ 。人们对历史的认识也是这样，是价值论与认识论结合的双向的建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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