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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论赵树理小说模式的历史意义及当代价值

2013-02-12

其二,文学审美观念的巨变,由向往、追求崇高转向消解、亵渎崇高。如前文所论, 中国现代文学从呱呱坠地之日起,即负载着庄严崇高的使命意识,这种视文学为“经国 之大业”以天下为己任的使命感和忧国忧民的忧患意识一直延续至建国后十七年的文学 ,甚而到新时期的伤痕文学、反思文学、改革文学,仍可见其流风遗韵,直至上一世纪 80年代中后期,特别是到了90年代初期,当代文坛的文学审美观念才出现了深刻而巨大 的嬗变,创作的关注点由为人生蜕变成为生存,由写人生理想和集体(阶级、民族)的历 史命运转而写一地鸡毛式的普通人的烦恼人生,用原生态的琐碎生活与充满折磨的生存 处境来消解崇高,视文学创作如“玩”,如“游戏”,用戏谑与调侃去亵渎崇高,《子 夜》、《保卫延安》、《创业史》、《红旗谱》等高雅严肃之文学被束之高阁,而《顽 主》、《过把瘾就死》、《玩的就是心跳》等以玩和侃为旨的消遣文学则风靡全国,韩 东、朱文、陈染等90年代登上文坛的青年作家名噪一时,其作品所表现的内容,均是“ 个人的生活经验和生命体验……远离具有公共性的事物和意识形态性的话题,社会问题 、民族问题、文化问题等这些在80年代具有社会公共性的大问题已经不是个人化写作关 注的重心,它所观注的只是与个人的生活经验和生命体验密切相关的小问题,具有‘私 人性’、‘隐密性’、‘世俗性’和‘自我暴露性’……专注于个人隐私的展露和欲望 化叙事。”[12](P136)总之,80年代中后期之后的文学审美观念与现代文学及建国后十 七年文学的审美观念大异其趣,崇高被彻底的消解和亵渎,在此情形之下,赵树理创作 的那些充满崇高意识,热切关注社会现实、积极融入主流意识形态的小说失去往昔的轰 动效应也就不足为奇了。

其三,文学由一元独尊走向多元共存。从五四开始的将近大半个世纪的文学行程所形 成的文学格局,基本上是从多元走向一元的文学格局。现代文学创建伊始,总的来说是 多元并存的,它全方位地接纳世界文学新潮,现实主义、浪漫主义、现代主义等重要文 学思潮都在中国找到了其知音,形成了一个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自由天地,但因内忧 外患的政治环境,民族解放与阶级解放的迫切需要,使得现实主义文学思潮始终处于中 国现代文学主潮的地位,并逐渐形成一元独尊,独霸天下的局面,浪漫主义思潮虽曾在 五四时期盛极一时,蔚为壮观,但不久即被现实主义思潮所淹没;现代主义思潮因在现 代文坛缺乏适宜的生存土壤,更是难与现实主义思潮一决高低。毛泽东同志《讲话》的 发表,更使本应多姿多彩的文学走向模式化。在此一元独尊的文学背景下,当年的赵树 理红遍整个解放区也就不难理解了,因为,读者根本没有选择的可能。进入新时期的当 代文坛,由于文学挣脱了政治的樊篱,复归了文学自身,致使“我国文学的总体格局筑 成了一个吸纳多元、展示多元、标准多元、互补多元、发展多元的开放体系”[13](P4) ,在这样一个姹紫嫣红的文学百花园里,读者、评论家有了充分的选择余地,一枝独秀 的历史已是一去不复返了。当此背景,赵树理的小说不能说完全没有市场,但要再现当 年之风流,实比登天还难。当今之文坛,只能是“各领风骚三五年”,谁也别想独霸文 坛,谁也没有那种振臂一呼而应者云集的魅力与魄力,因此,赵树理在今日的落魄与沉 寂,倒也算得上是不正常中的正常。

四、明日文坛之和氏之璧

“各领风骚三五年”,有论者以此来描述新时期文坛之文学现象,细思量,确有一语 中的之深刻与尖锐。新时期文学伊始,各种五花八门的文学现象便纷至沓来,先是伤痕 文学一鸣惊人,再是反思文学、改革文学紧跟其后,紧接着又是寻根文学、先锋派文学 、新写实文学、女性主义文学等粉墨登场。异彩纷呈的各文学现象一方面令人眼花缭乱 ,目不暇接,另一方面则又是昙花一现,即生即灭,缺乏顽强的生命力,表面的繁荣与 热闹之下,显现的却是极度的虚弱与贫血。“各领风骚三五年”的冷酷现实昭示人们, 这是一个缺乏经典的文学时代,是一个需要伟人并呼唤伟人的文学时代。文学从工具论 的枷锁下解放出来之后,按理更易产生传世之作,更应有文学大家的脱颖而出,竟何以 反步入了文学发展的一个相对低谷时期,出现了90年代初文学整体的、大面积的滑坡? 文学反失却了往昔的轰动与辉煌?探其缘由,自是纷繁复杂,但笔者认为,如下两条原 因是十分关键的。

其一是在“写什么”问题上,新时期文学与政治的过分疏离,文学由往昔崇高之云端 一头栽进了现实之庸俗泥淖。如前文所论,出于对往昔文学与政治一鼻孔出气的逆反与 叛离,自80年代末以降,文坛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即文学对政治的有意疏离与躲避,文 学对崇高的刻意消解与亵渎。正因为这种有意的疏离与躲避,刻意的消解与亵渎,使得 转型期的中国当代文学“充满理想和崇高精神的撼人之作迅速减少,虚无迷茫的情绪在 文坛大行其道”[14](P73),题材上有意弃“大”就“小”,刻意用“私人性”取代“ 公共性”,将史诗丰富多彩的宏伟叙事变成了“一地鸡毛”的大拼贴,一度沉迷于展现 那赤裸裸的欲望,堆砌那些寻欢作乐或偷鸡摸狗的具有观赏价值的欲望化表现,“对表 象的书写和表象式的书写”[15](P163)成了创作的基本法则,文学所关注的只是与个人 的生活经验和生命体验密切相关的小问题,专注于个人隐私的展露和欲望化叙事,“作 家不再把自己作为民众的代言人和思想的启蒙者……作为代言人的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的 大‘我’退场了,走到前台的是对于金钱和肉体有着浓郁兴趣的小‘我’”[12](P137) 。更有一些作家甚至“以及时行乐的态度描绘生活……对于传统的伦理道德,理想价值 弃之如敝屣,而让欲望的宣泄与满足置于人生追求的峰巅”[16],总之,转型期的文学 创作“都将欲望的宣泄作为作品叙写的主要内容,而缺乏对于精神世界的探索与追求” [16],因而显得“有肉而无灵,有欲而无神”。显然,这种刻意脱离政治,有意消解崇 高的文学作品是难以持久的,因为,人毕竟生活在社会之中,毕竟不能离群索居,而社 会中的人就不能不与政治有了千丝万缕的联系,其实,疏离政治行为的本身就是一种政 治行为,一个健全的人,除了吃喝拉撒之外,必定还会有所精神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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