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献提到，国王曾经从公有地中划出部分土地分给平民。例如，狄奥尼修斯说，“图  路斯把这些土地在那些没有份地的罗马人中间平均分配”(注：狄奥尼修斯：《罗马古  事纪》Ⅲ，1，5。);又说，塞尔维乌斯“获得统治权之后，他立刻把公有地分配给那  些替别人当雇工的罗马人”(注：狄奥尼修斯：《罗马古事纪》Ⅳ，13，1。)。需要指  出的是，这里所说的“罗马人”实际上指的是平民，而不是罗马公民。因为，这些人没  有“份地”，而罗马公民一般都是拥有小块份地的私有者。又因为他们在别人的土地上  做雇工，说明他们无权占有和使用公有地，可见这些人不是公民。

尽管平民也像公民一样从国王那里得到份地，但是，平民与土地生产资料的关系和公  民与土地生产资料的关系本质不同。公民是城邦生产资料的所有者，而平民只有通过与  城邦建立从属关系，其中许多平民通过与贵族家族建立从属关系，才能间接使用城邦的  ，或贵族家族的土地生产资料。

古罗马作家费斯图斯(Festus)说：“父家长(patres)像对待自己的儿子一样，把土地  分配给他们的仆从。”(注：转引自古朗日：《古代城市》，第260页。)这里的“仆从  ”包括被保护人、奴隶和其他从属者，他们的份地又被称为“彼库里”(peculium)。19  世纪的法国历史学家古朗日(Fustel  De  Coulanges)阐明了从属者与生产资料的关系，  他说：“家族的财产完全属于父家长所有，但他可以同小宗，甚至与被保护人共同分享  。小宗在大宗灭绝后，对家族财产拥有权利，而被保护人却永远不会成为所有者。他耕  种的土地只是托付给他耕种的，在他死后必须还给保护人。”(注：古朗日：《古代城  市》，第227页。)

国王相当于城邦中的父家长，是全体外来平民的“保护人”。他也像一个父家长一样  ，负责给城邦的公民和从属于城邦的平民分配土地，但公民的份地可以世袭占有，平民  则很可能没有继承权。《十二铜表法》第5表就体现了平民为争取财产继承权而进行的  斗争(注：《十二铜表法》的内容参见谢邦宇等编：《罗马法》，群众出版社1983年版  ，第364页—371页。)。19世纪的罗马法研究者梅因(Henry  S.Meine)说：“当‘遗嘱权  ’在法律史上第一次出现时，像几乎所有伟大的各种罗马制度一样，有迹象证明它成了  ‘贵族’和‘平民’间争论的题目。当时有一条政治格言，即‘一个平民不能成为一个  大氏族的成员’(Plebs  Gentem  non  habet)，其结果是把‘平民’完全排斥在‘贵族民  会’(Comitia  Curiata)之外。因此，有些评论家就认为一个‘平民’的‘遗嘱’是不  可能在‘贵族民会’中宣读的，因此一个‘平民’也就完全没有‘遗嘱’之权。……法  律规定，父家长得使用他的财产(pecunia)的监护权——这一条法律除了使‘平民遗嘱  ’合法化外，不可能有任何其他的目的。”(注：(英)梅因：《古代法》，沈景一译，  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第115—116页。)可见，王政时期的平民对城邦的土地没有占有  权。

土地看来似乎是在公民和平民之间平均分配，但是，未分配的公有地是公民潜在的生  产资料来源。这就造成了生产资料在平民和公民之间的分配极不平衡。全体公民都有权  占有和使用公有地(虽然公民内部也存在分配不均现象，贵族家族利用特权往往比普通  公民多占土地)，但平民完全没有占有公有地的权利。城邦可以给他们分配土地，也可  以不给他们分配土地，平民只能被动接受。为此，公元前五世纪平民运动兴起之后，平  民提出占有公有地的要求，经过两个世纪的斗争最终获得了土地占有权。

三、平民的劳动性质

王政时期，虽有平民通过各种渠道取得了份地，但是，看来并非所有平民都有土地。  例如，在《十二铜表法》中就存在着“有产者(adsidui)”和“无产者(proleterii)”  之分，说明当时还有许多人没有地产，或几乎没有地产。即使拥有两犹格小块份地也不  足以养家。蒙森对此做了估算：“后来的罗马共和国和王政时期的农民都以平均小麦五  罗马斗即可播种一犹格田地，种一收五。依此计算，如果不计住宅和宅院所占之地，视  其全为耕地，并且不计算休耕的年数，一块世袭田的产物共计五十罗马斗，除去种子，  共计四十斗。据卡托(《论农业》，第56章)估计，一个勤劳的成年奴隶每年吃小麦五十  一斗。由此看来，一块世袭田能否维持一个罗马家庭，任何人都能从中做出解答。”(  注：蒙森：《罗马史》，第1卷，李稼年译，商务印书馆1994年版，第169页，注1。)

无论是无地的平民，还是拥有小块份地的平民都不得不另找生活来源，有的在富裕的  公民家族的土地上劳动，有的在公有地上劳动。尽管平民与公民在田间并肩劳动，但是  两者的劳动性质不同。公民或者在本家族的土地上劳动，或者在享有占有权的公有地上  劳动，他们是自给自足的生产者。平民对于这两类土地都没有权利，只是通过保护制度  (clientship)，或借贷制度(nexum)，或短期雇工等方式，以人身抵押，以劳动交换，  换取一份谋生的土地生产资料。

许多古典作家，如西塞罗、普鲁塔克和狄奥尼修斯都说，在罗马早期社会中，曾有许  多平民投靠贵族做其被保护人(注：狄奥尼修斯：《罗马古事纪》Ⅱ，9，2;普鲁塔克  ：《罗慕洛传》，13;西塞罗：《论国家》(Cicero,De  Republica)Ⅱ，16。)。威廉·  史密斯(William  Smith)提到了这些作家的记载，并解释说：“在罗马早期，被保护人  的处境在许多方面要比平民的处境好得多，很可能，某些平民因此放弃做一个自由民的  权利，同贵族建立起保护关系，这类现象也就出现在以上提到的那些作家的故事中了。  ”(注：威廉·史密斯：《希腊罗马古典辞典》(William  Smith,Dictionary  of  Greek　and  Roman  Antiquities)波士顿1870年版，第924页。)被保护人不是我们主要考察对象  ，需要指出的是，保护制度确实可以为缺乏生产资料的平民提供一条谋生渠道。被保护  人与平民的区别仅仅在于，前者从属于公民私人家族，而后者从属于城邦公民集体(注  ：蒙森最早提出这种看法。参见蒙森：《罗马史》第1卷，第78页。)。被保护人虽然获  得了较好的生产、生活条件，但他们并没有独立的经济地位，其人身和财产都受到保护  人的控制，他们的劳动属于依附劳动(注：普鲁塔克说：“被保护人要对他们的保护人  示以忠心，不仅恭敬自持，如果保护人贫困，还要帮助他们女儿准备嫁奁，并代为偿还  债务。”(《罗慕洛传》，13，6)另见狄奥尼修斯：《罗马古事纪》Ⅱ，10，2。这表明  贵族保护人不仅占有自己的财产，而且有权支配被保护人的人身和财产。古朗日对被保  护人在社会生产、生活中的地位做了较详细的论述。参见古朗日：《古代城市》，第22  4—229页;第255—261页。)。

下面对罗马早期的借贷制度简要做一点说明，因为平民反抗债务奴役制的斗争是平民  运动的一个重要内容。根据文献记载，公元前五世纪，平民运动爆发前夕，平民普遍受  到债务束缚，但这不是共和国初期才产生的新现象，而是自王政时代以来便一贯如此。  事实上，欠债现象是平民被排斥于土地生产资料之外的必然结果。平民为了谋生不得不  向城邦共同体或公民个人借贷土地、种子或牲畜等。在缺乏货币资金流通的时代，土地  和人身是主要的抵押品。由于平民不能支配城邦的土地，只有以人身做抵押，这就不可  避免地沦为“债务人”(nexi)。债务人以向债权人提供劳动的方式偿还债务，债权人向  平民借贷的主要目的就是要换取债务人的劳动。因此，“借贷制度(nexum)最重要的作  用就是为大土地所有者提供依附劳动者(dependant  laborers)，任其剥削。”(注：T.J  .康奈尔：《罗马的起源》(Cornell,The  Beginnings  of  Rome)，罗特莱基出版社1997  年版，第330页。)共和初期平民普遍欠债的现象，实际体现了平民在城邦土地所有制下  的一种谋生方式。平民依附劳动者的存在既是古典奴隶制不发达的结果，反过来又对奴  隶制在生产领域的发展起到一定的限制作用，以致于罗马的奴隶大量局限于家务劳动(  注：康奈尔：《罗马的起源》，第283页。)。

由此看来，在平民运动发生之前，平民还不是一个独立的小自耕农集团，他们大多是  从属于城邦或公民家族的生产者。公民集团则通过占有生产资料而间接地占有了平民的  劳动。于是，平民与公民，即罗马人民之间存在着一种类似于阶级矛盾的对立。这种现  象可以作为列宁所说的“等级是以社会划分为阶级为前提的，等级是阶级区别的一种形  式”(注：列宁：《民粹主义空想计划的典型》《列宁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  版，第453页，注1。)这条命题的注释。

四、平民只尽义务而无权利

平民整体上从属于公民集体所代表的国家，他们中的部分人还从属于某些公民个人或  其家族。平民在城邦中的这种从属者身份突出表现为，他们对控制着他们的城邦只能尽  义务，而不能享受公民所拥有的各种权利。

罗马早期社会的政治组织以氏族和库里亚为单位。只有库里亚成员才能参加公民大会  ，并通过公民大会行使其政治权利的。另外，氏族家族的首领可选派代表参加元老院，  享有对国家大政方针的决策权。无论是库里亚大会，还是元老院都没有平民的席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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