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历史著作之父大卫·拉姆齐(David Ramsay)坚持认为：新的民族定义并不由通常 的民族特征基础构成的——一系列的边疆、由来已久的政体、共同的“民族”或种族— —而是一种“为人类谋幸福”的特殊使命。这种叙述被19世纪的许多历史学家加以详细 阐述，如瓦尔特·H·普雷斯科特(Walter H.Prescott)、弗朗西斯·帕克曼(FrancisParkman)及乔治·班克罗夫特(George Bancroft)等。他们都充分意识到了全球背景下 的美国历史。但他们确信美国代表着一种独一无二的自由思想，同时不可避免地孕育着 一定的岛民心理。因为领土的增加意味着“自由区域的扩展”。而那些拦路者——欧洲 列强把法令范围扩及至部分北美大陆、土著美洲人和墨西哥人当中——借此限制自由的 发展。在众人的展望中，西部并不是人民与政府的战场，而是一块准备作为美国神圣使 命的一部分去占有的“无人居住的”的空地。
如果19世纪美国与西半球以外世界的接触更多是在精神层面的话，那么20世纪处于全球阶段的美国则以一个持续而强有力的扮演者身份出现。在参与世界性的诸多关键时刻，美国与国外的接触微妙地影响着自由的定义。
取得这一进展有许多方面的原因：从反对一战时期严厉的压制到20世纪30年代劳工组织的反对者要求限制自由的新意识。但在美国步入二战前夕，迈克尔·卡曼(MichaelKammen)“发现”，《权利法案》更多地应归功于反对纳粹主义的意识形态争论和在美 国与德国社会政治生活中作为一种速记方式所描述的许多差异而对自由的祈求。一旦美 国参加二战，纳粹这个反面的例子就会经常被公民权的拥护者所援引。作为“四大人类 自由”之一言论自由适得其所，富兰克林·罗斯福(Franklin D.Roosevelt)这样描述盟 国的战争目的：不仅四大自由体现了盟国与其敌人间的“至关重要”的差别，而且在将 来，罗斯福希望它们将会“遍及世界各地”，这种认识促进了世界其他地区人们享有自 由，更新了数个世纪之久的美国观念。
战时美国谈论自由盛极一时——表现在广告、电影、战争情报办公室的出版物以及罗斯福的言论中。罗斯福不止一次把战争说成是“自由”与“奴役”之间的较量。自由世界，这一专有名词在1940—1941年被那些迫切要求美国介入欧洲冲突的人们加以普及，它在战时修辞中起了支柱作用。1942年，亨利·华莱士(Henry Wallace)在一次演讲中概括了战争引起全球“新政”的观点：美国参与战后世界事条将会普及四大自由并确保 美国革命的前途。华莱士一定程度上是为了顺应亨利·卢斯(Henry Luce)更具沙文主义 的美国应承担“在世界上占支配地位强国”作用的要求。但在观点上无论有何迥异，华 莱士和卢斯都预见美国今后将会推动自由发展，不仅仅是作为榜样和偶尔的国际干预， 而且是通过无休止地介入其他民族事务。的确，在战争结束之时全球主义者的语言和形 象充斥于大众媒介，并且美国的思想已经继承了一种很少会引起非议的全球责任。
如果二战预示着一种自由名义下与世界其他国家间传统关系变革的话，那么它(变革)也重新塑造了美国对国内自由的理解。反对纳粹专制及其种族优秀论的斗争使天生的种族和民族不平等的理论名声扫地，而且也给国内长期争取民族正义的斗争注入了新的动 力。一种多元社会的定义即所有的公民都平等地享有自由权益在20世纪30年代就由左倾 主义者和自由主义者联合“群众阵线”所共同倡导。在二战期间，它成为政府的官方立 场。美国所确立的思想不仅仅是对四大自由思想的贡献，有益于对付战时的敌人，而且 也是一种决心：这些思想应该扩及到所有的人，不论种族、宗教、血统。在战争期间， 一种共同的美国信条，自由、平等、伦理和信仰上的博爱，开始作为民族团结的基础而 出现。法西斯主义是哲学的敌人;不宽容是一种舶来品，不是土生土长的产物。
通过研读美国多元主义的历史，战后的学者把美国定义为带有纯粹文明个性的民族。美国人的信条忽略了我们民族意识的真实历史中有影响力的种族及民族气质，成为美利坚民族的恒久定义。与此同时，非洲和亚洲反殖民地运动的兴起在黑人间激起了后来被称之为“移民”意识的迅速增长;它强调美国存在根深蒂固的种族不平等，并坚持认为只有通过长期的帝国主义全球历史的三棱镜的折射才能被理解。与战争年代的其他产物一样，这种美国存在种族不平等的看法，是作为全球体系的一部分而存活的，并不是美国理想与行为间的失调，不会伴随着冷战的出现而长久地存活。
在修辞上，冷战在许多方面是二战许多战役的延续。一个世界鲜明地分为两个敌对阵营：一个代表自由而另一个则为奴役的争辩，被与共产主义作世界性的斗争所激活。美国再次成为在全球范围内反对恶魔般的、疯狂的敌人并且维护自由运动的领导者，冷战是战后重新设计自由主义的大熔炉。对国外纳粹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厌恶感加速了国内麦锡主义的泛滥，推动了自由主义思想家对意识形态的群众政治的普遍排斥。在那里一种教条、管理式的自由主义出现意味着反对民众意志的泛滥而保护民主制度。
关于共产主义的争论利于解释这种普遍的冲击，至少是在自由知识分子中间，1958年以赛亚·伯林(Isaiah Berlin)的一篇文章提到“两种自由的概念”。伯林明确区分了“消极自由”(缺少实现个人愿望的外部障碍)与积极自由(能导致个人对整体的服从， 通过把国家作为自由的社会正义的仲裁者)。消极自由代表了西方，带有其保护个人权 利的制度性措施;积极自由代表苏联。当然缺少限制的自由思想在美国历史上由来以久，但伯林本人依然十分惊讶：他所期求的准则是如何被用来反对共产主义，而且是用来怀疑福利国家和任何冲击经济规则的东西。他的文章专注于自由思想，对弱化大约同时代的汗娜·阿伦德特(Hannan Arendt)作为积极公民参与民主政治的“积极”自由的不同理解有很大的影响。
随着苏联作为自由敌人替代了德国，免于匮乏的模糊的社会自由——二战中四大自由的中心——不自觉地滑入政治泥潭中或是呈现了一种截然不同的意义。无论莫斯科代表什么，它都被定义为自由的对立面：不仅仅是一党专制、压制言论自由，而且还包括公共住房、普遍的医疗保障、充分就业及其它在经济中要求实施强大而持续的政府干预。在19世纪，如果自由有其经济定义的话，那么它不再是经济自主，“工业民主政治”(一种进步主义的普遍呼声)，或由政府为每个普通市民提供经济安全保障，正如罗斯福所定义的，而是“自由企业”和消费者自主——能够选择由现在的美国经济所生产的丰裕物质的能力。一种物质繁荣的共同文化在美国的领导下将为全球一体奠定基础，最终扩及共产主义世界。冷战使“自由企业”名声鹊起，作为美国自由最根本的形式，是一种由普遍的政治修辞、广告宣传运动、学校课程及新闻社会舆论所推动的思想。自从自由世界包容了过多的专制政府(甚至南非还是具有良好声誉的成员)以来，作为地缘政治意义上的官方定义更多地倾向于以反对共产主义和实行市场经济为特色，而不是政治自由。
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后期，随着战后思想意识上的共识坍塌和经济与政治危机，尽管冷战自由的修辞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和缓了，但它却被罗纳德·里根(Ronald Reagan)重新激活。“伟大的传播者”有效地把冷战时期自由的诸因素——消极自由(即有限的政府)、自由企业及反共产主义——所有这些联为一体，继续用来为更新的美国全球使命服务。至少两个世纪前，美国开始有意识地使用这种修辞，里根声称：“凭借一些神圣的计划……一些特殊的人们——那些特别热爱自由的人们，”已经被迫选择到北美大陆去定居。这种独特的历史强加给这个民族独特的责任：“我们是全人类自由的灯塔。”
今天，至少在政策和辩论方面，美国人依然生活在革命思想的阴影之下。“自由”，在我们的政治词汇中仍然处于同样的中心位置，继续保持不变。但它很大程度上已经被某些自由意志论者和保守主义者所窃取，从自由市场经济到坚持有权荷枪实弹的武装军事集团成为美国自由的核心部分。许多定义似乎是由一系列的否定构成的——对政府、社会的责任、共同的公共文化、对个人自定义及消费者选择的限制。今天一旦重新出现 无依无靠者的呼喊，自由通常是为论证权威、甚至个人层面的许多形式上的合法性而被 援引，它常常似乎暗示了整体上缺乏外部权威。
当我们迈入21世纪的门槛时，全球化进程本身似乎被这种盛行的对自由的理解所强化。数届美国政府受到许多大众媒介的支持和怂恿，重新定义了美国自由和美国历史使命：为全人类而推动它，意味着一个单一的全球市场的创造，资金、自然资源及劳动力与无休止追求更高生产率及更多利润的生产要素同样是不重要的。同时，其中许多作为自由表达方式的、带有更为广泛的社会目标的活动，被当作是国际负担而横遭指责。盛行的全球自由市场思想，假设所有国家的经济生活都能够并且应该按照美国的形象加以改变——成为全世界自由典范的民族自我定义的最新观点。“在许多的方面，”托马斯·弗里德曼(Thomas Friedman)写到，“全球化就是我们”。“我们”对弗里德曼来说意味着“自由市场的资本主义扩及世界各国”和全球文化的美国化。
正如一个学生的课题所称之为的“过度全球化者”，全球化被定义为一个人类历史上的新时代，在这里一种“全球文明”将取代传统的文化。民族——国家已经变得毫无意 义，它将逐渐消亡或至少被其经济职能所征服。然而到那时不是同质的世界，全球化似 乎是被五花八门的新文化和政治裂痕并且有时是变本加厉的旧裂痕所创造。基于种族、 宗教、地区和地方文化的社会运动，有时是暴力冲突的激增，暗示着一种单一的全球文 化或全球意识的到来绝非唾手可得。但这些进展确实似乎直接与民族——国家传统职能 的衰落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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