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被生产力所制约的经济关系;

(三)在一定的经济‘基础’上生长起来的社会政治制度;

(四)一部分由经济直接所决定的， 一部分由生长在经济上全部社会政治制度所决定的社会中的人的心理;

(五)反映这种心理特性的各种思想体系。

这个公式是十分广泛的，对于历史发展的一切‘形式’足够给一个相当的位置， 同时是跟折衷主义完全无缘的，这种折衷主义除了说明各种社会力量相互影响之外， 就不能更进一步，甚至它没有怀疑这些力量之间的相互影响的事实还没有解决它们的起源问题。 这是一元论的公式。这个一元论的公式彻头彻尾贯穿着唯物主义。”[6]这个“一元论的公式”也恰恰是后来斯大林进行“宣教”时的“圣经”。 由于普列汉诺夫所遵从的是这样一个公式，所以，他同样不能真正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践意义，不能理解革命政党、 革命理论的意义，只能宿命论地消极等待革命的自然发生。所以，他斥责列宁1917年4月发表的《论无产阶级在这次革命中的任务》(常称《四月提纲》) 中所提出的在俄国搞社会主义革命是“梦话”，是“完全脱离时间与地点的情况下写成的”。[7]

三

第二国际经济决定论的思想路线被斯大林继承并加以发展了。 与第二国际的理论家们相比，斯大林所具有的只是对世界和历史的常识性理解， 而这种理解又成了他系统概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础。所以，他比第二国际理论家更具有机械决定论的色彩。 作为伟大的革命家和社会主义积极的实践者，斯大林也竭力想使自己在理论方面有所建树。但是， 在 19世纪以来的哲学成就和科学成果面前，斯大林表现出了极端的外行， 这就决定了他不能象列宁那样站到马克思主义史中巨人的行列。在《联共(布) 党史简明教程》第四章第二节中，斯大林力图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以整体描述， 而实际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血肉之躯变成了干瘪瘪的教条。他作出了努力，但在别人看来仅仅是随意画出的一条线， 至多也只是画出了主干的骨胳结构，而构成马克思主义哲学整体的丰富内容被全部忽略了。 这也就是许多当代学者所指出的，斯大林提供给我们的是一个“线性决定论”。

在斯大林那里，论断多于证明。既使证明也只是引用一些个别的经验事实， 整个世界被他纳入到了决定与被决定的简单图式之中：自然界是一个规律的体系， 是联系和发展的必然性驱使着的由量变向质变的过渡， 人类社会的全部历史只在于复制着自然界的规律。因为，“历史唯物主义就是把辩证唯物主义的原理推广去研究社会生活， 把辩证唯物主义的原理应用于社会生活现象，应用于研究社会，应用于研究社会历史。”[8]这样一来，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就被排除在无产阶级世界观的范畴之外了， 成了一门应用和推广“自然观”的具体学科。

斯大林对历史唯物主义的这种理解表明：他不懂得社会历史领域的复杂性和社会历史规律的特殊性，他一味地根据自己的主观意愿， 使“社会历史科学……成为例如同生物学一样的精密的科学”。[9]他没有意识到，当自己宣布“社会历史科学能够成为例如同生物学一样的精密的科学”时，与宣布“人是机器” 站到了同一个基点上了。社会历史与自然界不同，它是人的活动的结果，人是人的历史的“剧中人物”和“剧作者”， 在社会历史科学中，撇开了人和人的实践，简单地用自然规律来类比社会规律， 还远远未达到考茨基的经济决定论的水平。斯大林一方面宣布历史唯物主义是自然观的推广和应用， 另一方面又把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这个“一整块钢铁铸成的”有机整体分割开来， 使唯物主义与辩证法相分离。在斯大林这里，辩证法在唯物主义的坚定性面前相形失色， 即使他在谈论辩证法时，也仅仅是相互联系、变化发展、 量变质变等等几条简单的结论和一些现象描述，辩证法的本质根本未被揭示出来。 斯大林的这部著作是专门阐述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但除了术语之外， 它的基本观点和思维方式都与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相去甚远。

四

肇始于伯恩施坦的修正主义是庸俗马克思主义的另一种形式。 这条思想路线带有较多的人本主义色彩， 它在批判考茨基的“经济唯物主义”的借口下企图抛弃马克思主义的唯物主义，用康德主义来补充马克思主义， 用关于世界和人的主观唯心主义学说来取代唯物主义的历史观。

伯恩施坦是以恩格斯思想遗产继承人的面目出现的，他把恩格斯1895 年为《法兰西阶级斗争》所写的“导言”看作他改良主义理论和实践的出发点，而恩格斯1890 年致布洛赫的信则是他用来理解历史唯物主义的起点。然而，由于他与康德主义、 费边主义调情的时间太久，以致于对马克思主义缺乏整体的认识，仅从经典著作的单篇文章或只言片语出发，这必然要曲解马克思主义。当然， 更主要的原因是他要借用马克思主义的名义为他的改良主义张目。

伯恩施坦强调社会历史领域“因素的多样性”， 反对同时代的“马克思主义者”对唯物主义和决定论的偏重。他认为，在恩格斯那里， 唯物主义历史观“并不是纯粹唯物主义的，更谈不到是纯粹经济的了。”[10] “纯粹的经济原因首先只是创造接受某些思想的素质，但是这些思想怎样兴起和传播以及采取什么形式， 取决于一整系列影响的协助作用。如果一上来就认为， 坚决地强调除了纯粹经济性影响之外的其他影响和考虑到除了生产技术及其预测到的发展以外的其它经济因素，就是折衷主义，并且高傲地加以拒绝， 那么，这对于历史唯物主义是害多于利的。”[11]在这里， 伯恩施坦名义上是要否定一种推崇“纯粹经济因素”的庸俗观点，实际上他的目的则在于抛弃唯物主义， 对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进行修正， 以便在社会历史领域中让“意识形态因素特别是伦理因素有比从前更为广阔的独立活动的余地。”[12]应当肯定，伯恩施坦的用心是良苦的，19 世纪末资本主义社会的新变化，以及无产阶级政治斗争在这种新形势下应采取什么样的策略手段， 是他思考的中心。 而且他也极其敏锐地觉察到教条主义对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的危害及其所具有的空想性质。伯恩施坦指出，教条主义者“画了一条界限：这边是资本主义社会， 那边是社会主义社会。根本不谈在资本主义社会里的有系统的工作。”[13]在他看来， “既使是最科学的理论，如果对它的结论作出教条主义的解释，也会引导到空想主义。”[14] 伯恩施坦对教条主义的批判是无可指责的，但当他用修正主义与教条主义相对立时， 当他因反对经济决定论而抛弃唯物主义时，无疑是走得太远了，以致于迈出了马克思主义者的阵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