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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中国古代选官制度的重要内容,科举制不仅贯穿中国封建社会中后期,而且,对整个东亚文明乃至世界文化都产生了尤为深远的影响。因此,科举制度历来为学者们所关注,有关该制度的考察与研究亦屡见不鲜。至 20 世纪 90 年代,“科举学”作为一门专学被正式提出后,该学科进一步发展,以至形成专门的学会,呈现出蓬勃之势。

然而,在对古代中国、韩国以及越南等国的科举制度进行细致研究的同时,科举学学者对东亚另一个重要国家———日本所实行过的贡举制度却言之甚少。中国大陆学者一度认为日本没有实行过科举制度,①甚至连不少日本学者都对此表示认同,并将科举制度与宦官、缠足并列为“中国的三大奇习”②。只有少数研究古代中日学制的学者,例如,日本方面的桃裕行、久木幸男、多贺秋五郎与冈田正之以及我国台湾地区学者高明士、陈水逢与刘伯骥等人,在着作中将贡举制度作为学制的附属有所论述。③直至 20 世纪 90 年代,大陆学者在台湾地区和日本学者的研究成果影响下,通过对有关文献的考察与分析,将日本 8—11 世纪短暂实行过贡举制度的史实还原出来。①

如此一来,古代日本的贡举作为一种曾经存在过的制度,作为律令制国家学生入仕的主要途径之一,也如中国科举制般与社会的诸多方面相互关联。在中国的《全唐诗》中,收录有反映考试场所的“梧桐叶落满庭阴,闭锁朱门试院深”②,反映放榜场面的“喧喧车马欲朝天,人探东堂榜已悬”,以及反映及第者兴奋心情的“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遍长安花”等。有关科举方面的诗作,实际上日本亦然,在《菅家文草》、《扶桑集》等日本古代诗集同样存在着反映日本贡举制度的诗文,虽为数不多,但亦足以由此一窥日本贡举制度之原貌。以下,笔者就试从这些日本汉诗入手,结合相关文献与前人的研究成果,对古代日本贡举制度进行简要的介绍与分析,进而探讨中日科举制度差异之原因。

一、古代日本贡举制度的起源与终结

自隋朝中日相互派遣使者以来,日本开始直接地接触到中国的政治文化、法律制度与文化风尚。645 年,在消灭苏我氏的专擅势力后,倭国王更加积极地效仿中国,实施大化改新,以求建立律令制国家,加强中央集权。此后,陆续颁布《近江令》( 667 年) 、《净御原令》( 689 年) 、《大宝律令》( 701年) 、《养老律令》( 718 年制定、758 年实施) 等一系列法典,最终确立了较为完善的古代律令制国家。其中,明确规定以贡举制度来选拔人才的律令典籍,是由藤原不比、粟田真人、大倭忌寸小东人等十余人以唐《永徽令》为蓝本并参考唐永徽至开元初期的法典,于公元 718 年奉敕制定的《养老律令》。

所谓“贡举”,《养老令?职员令》疏曰: “贡者,依令,诸国贡人; 举者,若别敕令举及大学送官者,为举人。”③此“贡举”之定义与《唐律?职制律》中疏议几乎相同,均是将贡举一词一分为二: “贡人指地方上贡到中央应考诸人,举人则指由学校出身或临时诏举而应贡举考试者”④。根据《养老令?考课令》的规定: “凡贡人,皆本部长官贡送太政官,若无长官,次官贡。其人随朝集使赴集。至日,皆引见辨官,即付式部。已经贡送,而有事故不及试者,后年听试。其大学举人,具状申太政官,与诸国贡人同试。试讫得第者,奏闻留式部; 不第者,各还本色。”⑤由此,由式部省⑥主持每年举行一次的贡举考试制度正式在日本建立。

而后,贡举制度在日本继续平稳发展约两个世纪,其间虽经历了各个科目的调整与对应举者的身份要求等变化,但始终作为一种国家选官考试制度存在。贡举考试不仅为学生走上仕途提供了一条途径,也对古代日本文化水平的整体提高起到了推动作用。然而,自10 世纪左右,贡举制度所面临的危机逐渐显露。随着寄进型庄园逐渐增多,公地公民制遭到破坏,以班田制为基础的律令制国家政治危机四伏。贵族势力重新集结,日益成为政权的主导。此种趋势持续发展,最终导致了律令制的解体。基于律令制度建立的贡举制,也由于贵族干政、学官世袭等问题,逐渐流于私学,以致出现大学“南北讲堂鞠为茂草,东西曹居而无人”①的局面。1177 年,贡举制实行的基础———大学寮毁于一场大火,此后也未予重建。中世纪以后,虽然式部省形式上仍有省试的实施,但名目已全变,成为须经权贵推荐方能参加,且几乎无条件及第的考试。真正意义上的贡举制度,终在日本历史上消失。

二、从日本汉诗看古代日本的贡举制度

日本实行贡举制的时间不长,仅有二三百年的时间,对于古代国家与后世的影响也不及古代中国、朝鲜、越南等国深远,但是,其作为日本古代国家的一种选官制度而存在的事实和意义,不应被忽视。对生存于其间的人们来说,贡举制度无疑对他们的生活产生了诸多影响; 尤其是对于及第后走上仕途的学子,参加贡举考试甚至可视为改变其一生的重大事件。由此而言,时人所写关于贡举制的诗文,是记录了日本贡举制度实施状况与影响的最为直接、鲜活的资料。以下,笔者拟从这一类汉诗入手,试对古代日本贡举制度的若干特点加以分析。

( 一) “况为进士扬名后,今待公卿采择恩”———日本贡举之科目设置

此句选自《菅家文草》卷二菅原道真《绝句十首,贺诸进士及第》之一《贺和明》,其诗云: “此是功臣代代孙,神明又可佑家门。况为进士扬名后,今待公卿采择恩。”首先,这组绝句的名称为“贺诸进士及第”,首提“进士”一词; 其次,在诗文中又提及“进士扬名”一事,点出“进士”之科名。若仅看前者,也许会有所怀疑,认为此处所指之“进士”可能并非专门一科,而如中国古代“秀才”一词后来的意义变迁一般,是泛指应试举子或一般读书人的代称。然而,思及后者,此疑虑即可迎刃而解,若“进士”一词并非专指一科,而泛指普通读书人,那么就不可能存在因“为进士”而“扬名”的现象。故笔者认为,上引诗句可以说明,在古代日本贡举制度的实施过程中,可能存在着“进士”一项科名。

从古代日本的其他文献中,亦可证实这一点。日本贡举制度的起源,可追述至《大宝令》。《令集解》卷十七《选叙令》“两应出身条”引《古记》云: “两应出身,谓父荫、祖荫、秀才、明经、进士等,从高叙者。”由此可知,贡举科目至少包括秀才、明经、进士三科。虽然同条在《令义解》的注解中,仅列“秀才、明经……之类也”,未明言“进士”一科,但据台湾学者高明士所解,此应是日本仿照中国《唐律疏议》中列举之故,不成为反证。②加之,在标志着日本贡举制度正式确立的《养老令》之《选叙令》、《考课令》与《学令》中,亦明确以秀才、明经、进士、明法四科作为贡举的主要科目。至此,“进士”作为古代日本贡举制度中的一科应确定无疑了。

同时,对于上文言及的秀才、明经、进士、明法四科,日制与唐制规定虽有少许差异,但整体内容极为接近,明显是日本方面仿照唐朝律令进行设定。除此四科外,日本方面亦有特殊之科目设定,即医、针二科。《养老令?医疾令》规定,“医、针生业成送官者,式部复试,各二十条。”《令义解》注云: “谓宫内申官,官下式部。此宫内先已挍( 原文如此,他本作“校”———引者注) 练,故云复试也。”①据此可知,医、针二科之学生入仕,实与大学寮学生相同,均遵循先贡送至太政官再由式部省进行考试的国家考试程序。在唐朝的相关规定中,未见与此制相同或相似者。由此,高明士认为: “将医、针列为贡举科目,若非为《六典》的脱漏,当是日本的新意。”②可见,古代日本在仿照中国建立贡举制度之时,不仅继承了唐朝已有的科目体系,也不乏自己的创新。

( 二) “四十二年初及第,应知大器晚成人”———日本贡举之难易与各科目间之消长

与古代中国相似,日本学人在贡举考试中第后所作的诗文中,往往会回顾自己为了考试及第所做出的皓首穷经般的努力,以及屡试不中的困顿与艰辛。本节标题所引诗句同样出自菅原道真《绝句十首,贺诸进士及第》之中,名曰《贺橘风》。另外,《贺和平》之“不遗白首空归恨,请见愁眉一旦开”,以及《扶桑集》中所载菅原淳茂《对策及第后伊州刺史以新诗见贺,不胜恩赏,兼述鄙怀》之“穷途泣血几兼秋,今日欢娱说尽不?”等,也均为及第后回首过去艰难的感慨诗作。从这些诗作中可看出两点: 一是日本贡举考试及第较难,二是日本贡举考试进士科及第有一定难度。

关于第一个问题,首先可以从诗文作者方面来考察。上举最后一首诗的作者菅原淳茂,实为菅原道真之子。其曾祖菅原清公,公元 798 年以“弱冠奉试,补文章生,学业优长,举秀才”③,终为从三位之高官。其父菅原道真,在 870 年经式部省方略试中合格,历经擢拔,官至右大臣,且有于 883 年掌管贡举考试之经历。生于如此豪门的菅原淳茂,受其家学影响,当在文章、方略上亦有不逊于旁人之能力,却仍需经“穷途泣血几兼秋”的努力方可中第,可见贡举及第之不易。另外,从文献方面考察亦有相关佐证: 802 年,太政官奏云: “建法( 指《大宝令》) 以降,殆向百岁,二色( 秀才、明经) 出身,未及数十。”④就是说,在贡举考试开始后的近百年间,二科及第者不过凤毛麟角,其竞争之胜、及第之难,则可以想见。

至于第二个问题,是讨论古代日本贡举制度中进士科与其他科目之难易,该问题又与日本古代贡举制度中各科目间的消长状况密切相关。在中国唐朝,科举制实行的结果是秀才科逐渐停废,而进士科日渐兴盛,此与唐朝秀才科应试过难及第者少,以及时人对于“一品白衫”之追求有关; 而在日本,尤其是公元 730 年以后,则是秀才科逐渐独盛,而进士及其余科目衰落。因此笔者以为,要讨论进士科与其他科目之难易问题,宜将进士科与秀才科作为主要对象进行考察。

在古代日本贡举进士科与秀才科的难易程度的问题上,学者间存有两种不同的意见。按令制规定,进士科主考时务策,秀才科主考方略策。《令集解?考课令》“秀才条”注引《古记》云: “秀才,谓文章士也。方略,谓无端大事也。……假令,试问云: ‘何故周代圣多,殷时览小?’”; “进士条”注云:“时务,谓治国之要道耳。《吕氏春秋》,一时之务是。假如‘使无盗贼,其术如何’之类。”⑤对此,高明士、刘乃亮等学者认为,秀才科是“最为难考的科目”⑥,士子为显示自己的才学,争相竞考,终使其成为“士子竞试之鹄的”⑦。相反,刘海峰则认为,进士难而秀才易,正是由于“人们趋易避难,导致二科的升沉消长”①。在没有直接史料的情况下,我们难以论证双方的观点孰对孰错。②但是笔者认为,双方都提出了难易程度对于贡举科目发展之影响的问题,并力图做出较为合理的分析,使得两种意见在这一点上殊途同归,证明进士科与秀才科难易程度确对两科的发展状况有所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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