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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中山晚年多次讲到欧美比我们好的是科学，是物质文明，而政治哲学、道德文明是远不及我们的。因而，他在1924年的《三民主义·民族主义》演讲中，提出要恢复我们民族固有的道德和智能，“恢复我一切国粹”，以恢复中华民族“固有的地位”(注：孙中山：《三民主义·民族主义》第六讲，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等合编：《孙中山全集》第9卷，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241～254页。)。孙中山的这一表述，颇为中外学者关注，并引发近年来大家对其晚年文化思想的讨论(注：有关讨论请参阅岛田虔次教授《关于孙中山宣扬儒教的动机论》;李侃教授《孙中山与传统儒学》;张岂之教授《孙中山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反思》;章开沅教授《从离异到回归——孙中山与传统文化的关系》(以上四文均见中国孙中山研究学会编《孙中山和他的时代》下册，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版);唐文权教授《关于孙中山新三民主义向传统政治文化归拢趋向的若干考查》(《苏州大学学报》1992年第3期);段云章教授《孙中山晚年识量的几点探测——以〈建国方略〉、〈三民主义〉为中心》(《中山大学学报论丛·孙中山研究论文集》第10～11集);姜义华教授《论孙中山晚年对西方社会哲学的批判与对儒家政治哲学的褒扬》(《广东社会科学》1996年第5期);赵春晨教授《从三民主义演讲看孙中山晚年的文化取向》(《学术研究》1996年第2期)、《再论孙中山晚年的文化思想》(《广东社会科学》1999年第1期);孙占元教授《孙中山与中国传统文化》(张磊主编《孙中山与中国近代化》下册，人民出版杜1999版)。)。笔者不揣谫陋，拟从孙中山的“国粹”观入手，就其晚年的文化取向作些探讨，不当之处，敬祈方家教正。

一

“国粹”是日本明治时代新创的语汇，译自英语"Nationality"，意谓“民族性”、“民族精神”或“民族精华”(注：Martin  Bernal著、刘静贞译：《刘师培与国粹运动》，载《近代中国思想人物论——保守主义》，台北时报文化出版事业有限公司1982年版，第94～95页。)。黄节在《国粹学社发起辞》中说：“国粹，日本之名辞也。吾国言之，其名辞已非国粹也”(注：黄节：《国粹学社发起辞》，《政艺通报》1904年第1号。)。中国人最早接触国粹思想是在中日甲午战争之后，1901年9月梁启超在《中国

×　　　　　　　　×　　　　　　　　×是他一再强调的我们民族固有的道德和智能。

孙中山认为，“大凡一个国家所以能够强盛的原故，起初的时候都是由武力的发展，继之以种种文化的发扬，便能成功”。但要使国家和民族长治久安，就需要有好道德。他以中国历史为例，总结经验教训，说“因为我们民族的道德高尚，故国家虽亡，民族还能够存在;不但是自己的民族能够存在，并且有力量能够同化外来的民族。所以穷本极源，我们现在要恢复民族的地位，除了大家联合起来做成一个国族团体以外，就要把固有的道德先恢复起来。有了固有的道德，然后固有的民族地位才可以图恢复。”(注：《孙中山全集》第9卷，第243页。)很明显，他将恢复我们民族固有的道德作为恢复民族固有地位的前提。

什么是我们民族固有的道德呢?孙中山认为，首先是忠孝，其次是仁爱，再次是信义，最后是和平。“这些旧道德，中国人至今还是常讲的。”(注：《孙中山全集》第9卷，第243页。)

孙中山对忠字作了新解释，剔除传统的忠君内容，注入新的民主观念。他说：“我们做一件事，总要始终不渝，做到成功。如果做不成功，就是把性命去牺牲亦所不惜，这便是忠。”他严肃批评那种认为推翻了帝制便可不讲忠字的观点，强调：“在我们民国之内，照道理讲，还是要尽忠，不忠于君，要忠于国，要忠于民，要为四万万人去效忠”。“故忠字的好道德还是要保存”(注：《孙中山全集》第9卷，第244页。)。

中国古代以孝行为道德的根源，“百善孝为先”。孝顺是儒家伦理中最重要的德性。孔子说：“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之始也。立身行道，扬名于后世，以显父母，孝之终也。夫孝始于事亲，中于事君，终于立身”(注：《孝经·开宗明义章》。)。《孝经》对天子、诸侯、卿大夫、土、庶人的孝行都有规定，孙中山对此特别推崇。他说：“讲到孝字，我们中国尤为特长，尤其比各国进步得多”。“《孝经》所讲孝字，几乎无所不包，无所不至。现在世界中最文明的国家讲到孝字，还没有象中国讲到这么完全。所以孝字更是不能不要的”(注：《孙中山全集》第9卷，第244页。)。既然忠孝的观念尚有如此的价值，提倡它也就成为必要。孙中山认为，“国民在民国之内，要能够把忠孝二字讲到极点，国家便自然可以强盛”(注：《孙中山全集》第9卷，第244页。)。

儒家道德思想的核心是以仁为枢纽的德性伦理。孙中山认为，“仁爱也是中国的好道德”。说中国“古时在政治一方面所讲爱的道理，有所谓‘爱民如子’，有所谓‘仁民爱物’，无论对于什么事，都是用爱字去包括。”中西交通之后，外国人在中国设立学校，开办医院，做了一些慈善工作。孙中山认为这些也是实行仁爱，但他批评那种认为中国人讲仁爱不如外国人的观点，认为“仁爱还是中国的旧道德”，“我们要学外国，只要学他们那样实行，把仁爱恢复起来，再去发扬光大，便是中国固有的精神”(注：《孙中山全集》第9卷，第244～245页。)。

讲信修睦是《礼记·礼运》篇中大同理想的道德境界之一。孙中山指出：“中国古时对于邻国和对于朋友，都是讲信的。依我看来，就信字一方面的道德，中国人实在比外国人好得多”(注：《孙中山全集》第9卷，第245页。)。他以商业贸易为例，说中国人谈交易，彼此间不需要订立契约，只要口头上谈妥了，便有很大的信用。“所以外国在中国内地做生意很久的人，常常赞美中国人，说中国人讲一句话比外国人立了合同的，还要守信用得多”(注：《孙中山全集》第9卷，第245页。)。“至于讲到义字，中国在很强盛的时代也没有完全去灭人国家”。因此，“中国所讲的信义，比外国要进步得多”(注：《孙中山全集》第9卷，第245～246页。)。

中华民族是爱好和平的民族。孙中山说：“中国人几千年酷爱和平，都是出于天性”(注：《孙中山全集》第9卷，第246页。)。“爱和平就是中国人的一个大道德，中国人才是世界上最爱和平的人”(注：《孙中山全集》第9卷，第230页。)。他在1904年8月31日发表的《中国问题的真解决——向美国人民的呼吁》一文中，对所谓的“黄祸论”作了回击：“中国人的本性就是一个勤劳的、和平的、守法的民族，而绝不是好侵略的种族，如果他们确曾进行过战争，那只是为了自卫”(注：《孙中山全集》第1卷，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211页、第253页。)。他在《三民主义·民族主义》的演讲中得出结论说：“中国从前的忠孝仁爱信义种种的旧道德，固然是驾乎外国人，说到和平的道德，便是我们民族的精神。我们对于这种精神不但是要保存，并且要发扬光大，然后我们民族的地位才可以恢复”(注：《孙中山全集》第9卷，第247页。)。

孙中山认为，忠孝、仁爱、信义、和平，是中国的旧道德，是我们民族“固有的精神”。这些自然是应该恢复的。除此以外，“还有固有的智能也应该恢复起来”。所谓智能，在孙中山眼里就是知识和能力。他指出：“我们今天要恢复民族精神，不但是要唤醒固有的道德，就是固有的知识也应该唤醒它。中国有什么固有的知识呢?就人生对于国家的观念，中国古时有很好的政治哲学。我们以为欧美的国家近来很进步，但是说到他们的新文化，还不如我们政治哲学的完全。中国有一段最有系统的政治哲学，在外国的大政治家还没有见到，还没有说到那样清楚的，就是《大学》中所说的‘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那段话。把一个人从内发扬到外，由一个人的内部做起，推到平天下止。像这样精微开展的理论，无论外国什么政治哲学家都没有见到，都没有说出，这就是我们政治哲学的知识中独有的宝贝，是应该要保存的”(注：《孙中山全集》第9卷，第247页。)。他指出中国政治落后是因为受外国的政治经济压迫，而推究其根本原因，还是由于中国人不讲修身。“不知道中国从前讲修身，推到正心、诚意、格物、致知，这是很精密的知识，是一贯的道理。像这样很精密的知识和一贯的道理，都是中国所固有的。我们现在要能够齐家、治国，不受外国的压迫，根本上便要从修身起，把中国固有知识一贯的道理先恢复起来，然后我们民族的精神和民族的地位才都可以恢复”(注：《孙中山全集》第9卷，第249～250页。)。告诫国人要注意自身的修养。

必须指出的是，孙中山对儒家那套修齐治平的理论虽十分推崇，但也主张向西方学习。他说：“我们现在要学欧洲，是要学中国没有的东西。中国没有的东西是科学，不是政治哲学。至于讲到政治哲学的真谛，欧洲人还要求之于中国”(注：《孙中山全集》第9卷，第230～231页。)。他强调指出，在恢复了我国固有的道德、知识和能力，“恢复我一切国粹之后，还要去学欧美之所长，然后才可以和欧美并驾齐驱。如果不学外国的长处，我们仍要退后”。但是，我们能否把欧美的长处学到手呢?他对此充满信心。说“因为几千年以来，中国人有了很好的根底和文化，所以去学外国人，无论什么事都可以学得到”(注：《孙中山全集》第9卷，第251页。)。

孙中山认为，“我们除了知识之外，还有固有的能力”。他列举了中国古代指南针、黑火药、印刷术、丝织品、瓷器、茶叶和建筑技术方面的拱门、吊桥等发明创造，来说明“中国古时不是没有能力的，因为后来失了那种能力，所以我们民族的地位也逐渐退化。现在要恢复固有的地位，便先要把我们固有的能力一齐都恢复起来”(注：《孙中山全集》第9卷，第250～25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