针对重新在思想上和艺术上肯定“十七年文学”和“文革文学”的学术背景，我们要　持有一个具有哲学意义的基本文化批判立场。所谓“没有‘十七年文学’，没有‘文革　文学’，哪里来的‘新时期文学’”的观点，貌似历史的公允，将历史的环链紧紧相扣　，其实是完全否定了具体历史文化内涵的巨大差异性，取消了“十七年文学”、“文革　文学”、“新时期文学”三者在文化观念、艺术价值取向、人的精神状态等各个方面本　质上的区别。通常说“新时期文学”还有一些旧的因素在延续，如一些“左”的倾向没　有肃清，作家头脑中的种种旧观念在创作中还时有表现，等等。但有些人却运用一种高　度抽象化的手法，来论证“十七年文学”中某些主流的东西与“新时期文学”是一致的　，从“五四”到“十七年”到“新时期”是无差别的历史时段。在他们看来，批判“文　革”的文学叙事策略和修辞方法与“十七年文学”和“文革文学”一脉相承，歌颂“文　革”的文学与反对“文革”的文学是没有本质区别的历史叙写，并由此抽象出一个虚空　的政治道德化的叙事策略。如果把文学分析抽象到这种程度，那么从古到今的文学都是　没有差异性的，任何作品都是由文字和语言所构成的，也就没什么本质性的区别了，这　显然是历史虚无主义的诡辩术。

还有一种倾向就是庸俗的技术主义。我们的文学过去有长期的严重的政治化现象，被　政治意识形态统治的历史创痛过于深切，于是，颠覆宏大的历史叙事，成为一种时尚，　技术主义思潮的泛滥也就不足为奇了。随着近几年来思想文化的多元趋向，远离政治中　心的呼声日益增强，许多人试图完全回到文学本身，建立一种新的文学话语体系。但是　这又往往走进了另一个极端，就是在文学审美的旗号之下，舍弃社会历史文化的具体内　涵，陷入纯粹技术主义的迷宫，甚至要在文学史的叙写中消解在中国根本就没有完成的　五四启蒙话语。过去有人讽刺俄国形式主义只注重分析各种叙事技巧的搭配，近年来这　种文学上的形式主义倾向在中国的创作界与学界愈演愈烈。同样，在所谓文学史“民间　话语”的发掘中，也潜藏着这种倾向，它无形消解了许多文本的丰富的历史内涵与政治　文化内涵，这种“民间”文化立场显然是从巴赫金对拉伯雷的分析中得到启迪，但这些　文学史论者却舍弃了巴氏话语中的哲学文化批判的历史内容。巴氏认为拉伯雷是利用“　民间”观点批判当时那个夸夸其谈、自命不凡的官方的“美好的图景”，而到了我们的　“民间话语”的发掘者手上，“民间”却成了纯技术性的形式主义工具。又如，有人在　所谓“审美历史语境”中发现和获得了浩然的《艳阳天》这样的伪现实主义小说的“艺　术成就(审美价值)”比《创业史》、《三里湾》、《白鹿原》等高得多的结论。如果真　有脱离历史政治文化内涵的“审美”，那么毒瘤上的红色也同样是鲜艳灿烂的。离开社　会背景、离开文化内涵、离开政治文化背景，离开发展的人性内容，而单纯注重叙事技　术等形式因素，在当前的社会文化语境以及学术氛围下，可能是一部分学者的有意选择　，我们是不能避开这个话题的。把叙事技术与巨大丰富的历史思想内容分割开来的方法　，应该说是文学史叙写的一种隐形的倒退。“去政治化”、“去社会化”、“去人性化　”的极端就是把文学与社会文化思想进行有意识的割裂，使之成为一个僵死的、机械的　物质现象，此种文学的技术主义至上思想已经成了一个具有较大普遍性的学术倾向。所　以，我们一方面要反对用单一的政治标准来衡量一切作品的陈旧的极左观念，同时，也　要反对文学史的叙写走向纯技术的形式主义的陷阱。其实，过去的文学史叙写已经证明　这条路是根本走不通的。

以往文学史的撰写往往忽略了对世界文化与文学背景的描述，因而缺乏一个先进文化　与文学的参照系，这样我们就很难在文学史的平面化的叙写中看清楚我们文学史所处的　真实位置。所以，我们应该尽量在历史的叙述中穿插对同时期世界先进文学的概括性叙　写，在宏阔的视野中获得对文学史对象的背景清晰和清醒的把握。

在1949年以来大陆的文学研究中(当然也包括起始时对文学的即时性评价)，我们所犯　下的一个不可饶恕的致命错误就是采取了封闭的研究方式：完全删除了这段文学史与当　时整个世界文化格局的关联性，以及它们之间的差序格局，只把苏联“社会主义现实主　义文学”当作先进的榜样，而将中国当代文学与世界文学强势的反差和落差遮蔽起来，　这样就很难从一个更新更历史客观的高度来看清楚这段文学史的真实面貌和本质特征。　其实，从文化特征来看，整个五六十年代的世界文化背景就是一个十分鲜明的东西方冷　战对峙的格局，就是一个现代性与反现代性的争斗过程。而这在当时是无法鉴别其优劣　的，只有在与这段历史拉开了时空距离以后的今天，我们才能获得更广阔的视阈和更有　效的发言权。

中国大陆当代文学史研究的现代性把握的关键，不仅在于作家作品的文本选择，而且　在于方法的选择。“十七年文学”、“文革文学”乃至“八十年代文学”和“九十年代　文学”的一些重大问题，当代文学史讨论翻来覆去乏善可陈，这些问题的存在都是我们　在当代文学史的研究中始终只限定在一种视角框架之中而不能自拔的结果。如果我们把　视阈稍稍放宽一点、远一点，那么，我们就会完全改变对当代文学史的认知方式：比如　观照40年代末“二战”以后欧洲的文化和文学所发生的变化，以及思考它对以后的世界　文化与文学格局有着什么样的深远影响等重大问题，只有在这样的大背景下，我们才能　认清中国文化与文学在关闭了与西方文化和文学交流和沟通的大门后，给当代文学史带　来的是一个怎样的严重后果。又比如，50年代的美国文学中出现了成熟的先锋主义文学　及理论，现代派文学继20世纪初蓬勃发展之后又在整个西方世界出现了包括后现代主义　艺术的种种新的变化，而我们的文学却在实际中回到了封建专制主义的文化统治之下，　文学只是成为政治的“简单的传声筒”和驯服工具而已。落差和反差凸显出来以后，我　们再重新审视作家作品，可能会看出很多隐藏着的常识性问题。因此，回到常识的最根　本的问题还是首先寻找文化和文学的参照系，在反差的比照当中，把文本和文学现象放　在世界性的文化格局中去探讨，才有可能使文本和文学研究更加出新，更加合乎历史的　真实。沿着这条视线延伸下去，我们觉得会实现对过去治史方法的较大更新。淡化当时　过分情绪化的政治背景因素的干扰，冷峻地从文化与文学结构层面入手，细心地把各种　文本与文学现象乃至文学思潮放到世界文化进步趋向的进程格局当中去进行考察和检验　，在这种比照里，看出它们之间的优劣，是文学史叙写的重要内在构成因素。事实证明　，在封闭的文化观念下大谈“民族化”，只能是“螺蛳壳里做道场”，越说越与先进文　化拉开距离。

五四新文学始于向西方政治文明与文学艺术的学习、借鉴。中国文学艺术现代化的进　程始终与它的开放姿态密切相关。但是，40年代以后，五四精神一步步被“革命”所消　解。文学重新回到了封闭的老路上。大陆的“中国当代文学”这一时段，恰恰是五四启　蒙精神与五四新文学传统从消解到复归、文学现代化进程从阻断到续接的一个文学史的　时段，文学在这里走了一条“之”字形的路，这个“复归”是有个过程的。从80年代开　始，我们可以从“文革文学”的阴影中走出来，但是，我们却似乎很难从“十七年文学　”的阴影中走出来。这种从弱势走向强势的过程，是一个逐渐上升的过程。1979年以后　，文学被重新导入上世纪欧洲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的层面，产生了所谓的“伤痕文学”，　然后又从批判现实主义迅速蜕变，重蹈西方现代派、后现代派覆辙。这20年的中国文学　发展与五四一样，同样几乎是在浓缩了的西方一百多年的文学史进程中行进。历史告诉　我们，中国大陆50年来的文学史的基本状况是：文学从1949年以后开始衰落;到1979年　以后才开始反弹;经过80年代的飙升，到了90年代以后尽管复旧之风不绝如缕，但终究　是进入了一个全球化的文化语境。现在，在文化层面和文学层面，我们将开始进入与世　界文化和文学真正对话的格局，中国文学可以说基本上融入了世界文学发展历史进程的　长河之中，初步构成与世界文化和文学“对等”的对话的关系。而我们的文化和文学反　弹到这样一个地步，恰恰是由于经济上首先与世界接轨的结果。相比之下，中国在进入　WTO以后，肯定不会只停滞在经济层面的互动上，肯定要进入相应的文化与文学层面。　在这种文学发展图表的提示下，从选择方法的角度上来说，没有世界文化的参照系是更　不可行的。如果要以世界文化和文学进程一直向上的坐标为参照，那就是要以欧洲文化　与文学，更进一步说，是欧美文化与文学为比照内容。而值得注意的是，我们在以往文　学史的研究中恰恰很少顾及这一参照系。当然，梳理文学史并不是简单地作平行的比较　文学的研究，而是要获得一种开阔的世界文化与文学背景作为自身的参照视阈，惟有此　，我们才能从中发现和认知很多文学史上有价值的具体文学现象和文学的细节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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