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样一个现代化过程中，我们原来治国平天下的“道”被淘汰了，再去讲什么君君　臣臣，跟这个现代化毫无关系。中国那么大，没有了原来的道统，中国人又没有恒定的　宗教传统，不像西方，社会虽然变来变去，但上帝是不变的。中国原来讲究天不变道也　不变，现在是明明白白地变天了，再去拿什么东西作为民族凝聚力，使这个国家能够重　新凝聚起来?这个问题一百年来一直是中国知识分子所思考的。我们变来变去，好多次　了，拿来的都是各种各样西方的学术思想和社会实践，除了新儒家企图重返儒家传统以　外，一般来说，中国的传统文化已经没有人谈了，日本的“脱亚入欧”获得成功就是一　个极端的例子。整个现代中国要走向世界，成为一个现代性的中国，必须要从西方引进　一个适合中国走向现代化的道统来凝聚中国。我们可以看到，尽管20世纪流行的思想学　术内涵不太一样，它们的根源都是从西方引进的;其根源都是跟西方的现代化有关的。　我们总是引进最先进的，过去是英国、法国和德国，现在是美国，它的生产力最先进，　文明程度最高，总是把这样一个标准作为我们未来发展的方向。而这个标准我们用一个　概念来概括，就是“现代性”，这也可以说是一个新道统吧。到现在还是这样。

那么，从追求、学习到整合、探索这样一套来自于西方的新道统，实际上也就是成了　这部分知识分子的专利。其实也不是他们的专利，只是因为在“五四”的时候，他们这　批人最早出国，用毛泽东的话说是“向西方国家寻找真理”，他们到国外，首先看到了　西方先进国家是怎么一回事。他们也不见得都学好，就是一知半解，有的学点技术回来　，有的学点制度回来，有的学点文化风俗回来，实在没有的就学点语言回来，他们觉得　这些东西对中国的现代化有用。这就成为当时知识分子有资格在“广场”上启蒙民众的　一个资本。这种资本也可以称作是在营造一个新的道统。当然，很难说真的有一个什么　新的道统，但是有关这个新的道统的幻觉强烈地吸引着知识分子。这是启蒙知识分子引　以为骄傲的资本。

知识分子的启蒙自觉是在戊戌变法以后逐步建立起来的。19世纪末还是延续着庙堂的　传统，比如康有为等人的公车上书，希望通过君权来实现治国平天下。戊戌变法失败以　后，知识界就开始有了从士大夫到现代知识分子的转型自觉。康有为、梁启超等人都转　向了对民众的思想文化教育。梁启超办了《新小说》，提出“今日欲改良群治，必自小　说界革命始。欲新民，必自新小说始”(注：梁启超：《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新　小说》第1号，1902年。)的口号，呼吁小说界革命，中国的现代文学在某种意义上也是　在这个时候开始的。当时，梁启超目的非常清楚，他提倡小说界革命就是为了“新民”　。康有为说得更加赤裸裸，他说：“仅识字之人，有不读经，无有不读小说者，故《六　经》不能教，当以小说教之;正史不能入，当以小说入之;语录不能谕，当以小说谕之　;律例不能治，当以小说治之。”(注：康有为：《日本书目志识语》，《日本书目志　》，大同译书局，1897年。)康有为说得非常具体，他们要传播新的思想，就要通过小　说来完成。为什么不通过诗歌?因为诗歌比较艰深，小说是讲故事的，比较通俗。这个　思潮以后就慢慢吸引了一大批知识分子从事通俗文学的创作。所以，我们现代文学其实　起点是不高的。它不像什么唯美主义，一开始就把艺术搞得很崇高很神秘，中国的现代　小说一开始就是通俗文学。“通俗文学”是我们今天的理解，那时候没有这个概念;因　为小说和戏剧从来就是通俗的，他们就把它看成是一种向民众传播思想教育的工具。

当时的士大夫开始明显地意识到他们对国家社会所负的责任，今后不能再指望国家了　，他们要把力量放在对老百姓的教育上面，就是所谓“开民智”。最典型的是严复。严　复原来也是参与维新的，但这时他认为：“民智不开，则守旧维新，两无一可。”所以　，他就说自己以后“惟以译书自课”(注：严复致张元济书，转引自商务印书馆编辑部　编印《论严复与严译名著》，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13页。)。严复后半辈子没有做　过什么官，就是做过几个大学的校长，还有就是在商务印书馆出版翻译著作，从靠朝廷　奉禄转换为一个靠版税来生活的职业翻译家。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说，从一个士大夫变成　了一个现代知识分子。知识分子不再有可能通过获得政治权力来实现自己的价值与梦想　，他们只有利用民间岗位来发表自己的言论，表达对治国平天下的热情。这个民间岗位　，就不仅仅是一个职业的岗位，而是具有两层意义，一层是职业，一层是思想。知识分　子的岗位跟一般的民间岗位是不一样的。比如，一个鞋匠，也有一个岗位，这个岗位就　是为人家做好鞋，一个厨师的岗位就是把菜烧好。可是，知识分子的岗位通常既是一个　谋生的手段，同时，他会超越自己的岗位，超越自己的职业，成为一种思想。教师是知　识分子的岗位，一个教师在讲坛上讲课，他讲的东西除了传授知识以外，还有一种超越　知识的能力，鼓励大家从精神上去追求对人生的认识高度。一个报社的记者或者出版社　的编辑，写新闻稿或者编书是他的职业岗位，但他通过自己的工作，可以创造出一种精　神财富，这种财富为全社会所有。

“五四”新文化运动实际上就是知识分子第一次在“广场”上操练，第一次通过自己　的民间岗位的形式，而不是通过庙堂的形式，来履行一个现代知识分子的职责。你看，　“五四”新文化运动是通过什么渠道的?一个是北大的讲台，另外一个是《新青年》杂　志，第三就是学生社团，如新潮社等，把知识分子的阵地——也就是岗位，把它们结合　起来。陈独秀原来是一个革命家，他在辛亥革命的时候当过安徽省都督府的秘书长，是　搞政治的，但到辛亥革命失败以后，他认识到光靠暴力、靠革命，还不行，他就转向了　思想文化启蒙。当时他在上海办了《青年杂志》(即《新青年》的前身)。《青年杂志》　有点像我们现在的青年思想杂志，里面有很多新的思想，比如反孔反传统。但是在1915　年，他在上海办这个杂志的时候，虽然有影响，但这个影响远远没有后来那么大。上海　是个商业社会，这个杂志在文化市场上与许多杂志放在一起，除了它比较激进外也没有　特殊的地位。可是这个杂志一旦到1917年进入北大以后，其地位和在社会上产生的影响　完全不一样，它有了高等学府这么一个知识分子岗位，这两个岗位一经结合以后，在全　国的学术界、思想界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甚至改变了我们整个民族国家的主流语言、　思维形态和文化心理。所以，这件事给当时的知识分子产生了极其重要的鼓舞，迄今为　止，我们一讲到“五四”还津津乐道，觉得知识分子真的有过光辉的历史。就那么一本　杂志，发表一些文章，居然会闹到那么大的一个局面。实际上，我觉得，这是因为那个　时代整个“广场”上一片空白。这个“空白”有两个意思，一是还没有人那么做，第一　个做的总是影响比较大;二是因为还是空白，所以国家统治者也没注意到怎么去控制它　。当时的军阀政府只管自己争权夺利，注意力还没转到这个“广场”上面。新文化运动　开辟了这一“广场”以后，它就直接起到了一个跟民众发生关系的桥梁的作用。这样一　个现代文化运动，实际上包含了现代知识分子的全部追求和全部梦想。

因此，我们所说的“五四”新文学运动，实际上已经不是通常说的学生爱国运动，而　是整个知识分子在转型过程当中，必须要寻找到一个代表他形象、表达他声音的这么一　种方式、一种渠道。这个方式和渠道恰好被陈独秀、胡适之、蔡元培他们找到，他们利　用、创造了一个有学校、有杂志(我们今天说就是媒体)结合在一起，再加上他们自身拥　有的来自西方的思想学术，通过这三个东西结合，构成了一个新的现代的知识分子的岗　位。这个岗位里面透彻了职业和精神两个方面。首先这些都是知识分子的职业，他们写　书要换稿费，教书要拿薪水，杂志要投入市场运作，赚钱赢利。但是，除了职业以外，　它还有高于职业的这么一种精神能量。而这两者的结合就构成了现代知识分子的民间岗　位。

二

我们接下来要讨论新文学思潮。我想以周氏兄弟——鲁迅和周作人的作品为代表，来　讨论这个文学思潮的某些特征。为什么我们不讨论像陈独秀、胡适这样一些更有名、更　具有原创动力的知识分子作为了解这个运动思潮的代表?一个原因是我们讲的是新文学　思潮而不是纯粹的思想文化运动，我们要限制在文学上讨论这个问题。当然陈独秀、胡　适在文学理论和诗歌创作上也都有他们的贡献，但从文学创作来说，周氏兄弟更有代表　性。我一向以为，要研究一种创作思潮，不能只看他们的理论宣言，更重要的是读他们　的创作，从这一思潮的最有代表性的审美倾向中来把握思潮的文学意义。周氏兄弟的文　学创作及其审美倾向，反映了“五四”新文学思潮的一个基本倾向和两种发展趋向。

周氏兄弟在“五四”前后新文学开创时期的文学活动有许多相近的地方。他们都是从　章太炎那一路学术转向新文学，对旧的传统文化充满了批判的热情。他们对新文学又都　是后起者，原先也不属于《新青年》文人集团的主角，但是一旦登上了文坛，立刻在创　作上显示出新文学运动的真正实绩。鲁迅的小说和杂感，周作人的散文、新诗和文学理　论，都是胡适、陈独秀所不及的。胡适曾经说他们这一般人在新文学初期“提倡有心，　创作无力”(注：胡适：《中国文艺复兴运动》，参见胡适纪念馆编印《胡适讲演集》(　中册)，1978年修订版，第385页。)，但对周氏兄弟的创作成绩却是承认的。但周氏兄　弟的创作成就虽然很大，他们各自所走的道路却很不一样。不仅是创作的艺术风格不一　样，而且在风格背后体现出两种完全不同，但又是同根同源、相辅相成的精神传统。这　两种精神传统与“五四”新文学思潮中知识分子的两种价值取向又是联系在一起的。所　以，我们通过阅读和研究周氏兄弟的作品可以大致了解新文学思潮的趋向。

20世纪以来，现代知识分子的“道”并没有真正形成，知识分子都是通过向西方学习　，找来一种哲学、一种思想或者一种学说，作为中国人的一个范本。比如，胡适就是把　西方的自由主义传统和西方的民主制度都看作是中国人努力的一个范本。其他人也是这　样，他们习惯于把一个非常实际的目的与西方的某一种学说衔接起来，作为我们今天的　指导方针。这样一来，急功近利的态度是必不可免的。有时为了引进和推广某种学说，　免不了有些“机会主义”的态度。比如鲁迅所说的“拿来主义”：“因为祖上的阴功，　得了一所大宅子，且不问他是骗来的，抢来的，或合法继承的，或是做了女婿换来的。　那么，怎么办呢?我想，首先是不管三七二十一，‘拿来’!”(注：鲁迅：《拿来主义　》，《鲁迅全集》第6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39页。)这是鲁迅说的。针对“　闭关锁国”的保守政策和民族自大症，拿来主义是一帖有效的良药，但是从吸收西方文　化营养的本身态度而言，是一种实用主义的态度，适合我的就拿来，不适合我的就放弃　，这仍然是一种急功近利。它不是从根本上来了解中西文化传统的特点及其结合的可能　性，当然也就不可能对中西文化作出理性的科学的研究，以及尝试其彼此的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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