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于他的《七子之歌》更形象地把被帝国主义侵占的澳门、香港、台湾、威海卫、广　州湾、九龙和旅顺、大连等多处地方，比作被强盗从祖国母亲怀中抢走的孩子，诉说着　他们渴望回到祖国母亲的怀抱的急切心情，哭喊着“母亲，我们要回来，母亲!”又该　是多么深切动人，催人泪下啊!

闻一多在参加了大江会后，不但政治热情很高，而且有很大抱负。他曾用诗的语言表　达自己的踌躇满志，说：从此，“我要修茸这历史的舞台，预备排演历史的将来。”[7　]他在美国时，还曾给家人写信说：“客岁同人尝组织大江学会，其性质已近于政治的　，今有人提议正式改组为政党，其进行之第一步骤则鼓吹国家主义以为革命之基础。今　夏同人将在芝加哥、波士顿两处开年会，即为讨论此事也。”[8]他除了致力于《大江　季刊》的办刊工作，创作了许多脍炙人口的诗篇，还撰写了一些宣传国家主义的文字，　如《印度女诗人——奈陀夫人》等，先后在《现代评论》、《大江季刊》等刊物上发表　。对这些，我们都应该给予必要的肯定，作出应有的历史评价。

然而，我们又必须看到，从当时的实际情况和世界发展趋势看，国家主义决不是一条　改造中国、振兴中华的真正出路，因而对闻一多本人说来，他的选择并崇奉国家主义，　实际上是走了一段思想弯路。

改造和振兴一个国家，指包括这一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组织结构等诸方面　的更新发展，是一个极其艰巨复杂的“系统工程”，需要经过漫长有时甚至是十分痛苦　的过程。千百年来，多少志士仁人献身于这一过程，甚至抛头洒血，然而收效甚微，主　要原因即在未能明白国家的实质，也自然未能找到真正改造和振兴国家的办法。他们的　一个通病是把“爱国”和“爱国家”简单地等同起来。他们不知道“国”是“国”，“　国家”是“国家”，二者可以重叠，但往往又不能完全契合，并不简单地是一回事。“　国家”广义是指政治上组织起来的全体人民，狭义则指与公民相对的政府机构。根据马　克思主义关于“国家”的理论，国家是阶级统治的工具，即它主要是指处在统治位置的　政治机构，那么，当这个“国家”不是保护和代表人民，只不过代表一小部分人即统治　集团的利益的时候，这个“国家”实际上即处在与人民相对立的状态，对这样的“国家　”又值得人们怎样地爱它和为它服务呢?在这种时候，国家主义只能是为反人民的政权　张目。事实上，当时许多人对新老军阀统治的所谓“中华民国”并不抱希望，而是采取　不承认以至反对的态度，其中鲁迅即最突出和最卓越的代表。那时，尽管他尚未完成思　想转变，对于一些尖锐的政治问题也不可能作更深刻的剖析，但有一点他十分明确，即　他始终未对当时的政权存丝毫幻想，一直认为自己不过是他们治下的“臣民”。他曾极　其悲愤地诉说：“我觉得革命以前，我是做奴隶：革命以后不多久，我受了奴隶的骗，　变成他们的奴隶了。”[9]因而他始终致力于改造“国民性”的工作，意在唤醒“奴隶　”们起而斗争，以争得“真正的做人的地位”。有一点他虽未明确说出，即当国家真正　成为人民的国家，才值得爱它，也应该爱它，但从他的一生言行却可以看得清楚明白。　可惜的是，此时的闻一多还没有达到这一思想高度，他要达到鲁迅的境界还需要一个认　识过程。所幸的是，尽管闻一多曾一度陶醉于国家主义，却始终没有忘记人民，他一直　关心着人民的疾苦，能够从人民利害的角度看问题。即如他在1926年3月10日，参加了　一次国家主义较大规模的活动后数日，发生了震惊中外的“三·一八”惨案，有的国家　主义者噤若寒蝉，他却义愤填膺地写下了谴责军阀政府镇压学生的著名诗篇《天安门》　、《欺负着了》等，就足以说明问题。而这，也正是他没有随其他一些浅薄的国家主义　者之流在政治上堕落下去，能够随着时代的发展终于完成了他思想和人格的升华的根本　原因。

二

一直到30年代中期，即抗日战争爆发前，闻一多对人民的认识还是比较抽象的。他对　人民的基本情况还缺少更切实、更具体的了解。他更多的是从历史文化的胎盘中汲取人　民的精神营养。所以，即便是经过了“五卅事件”、“三·一八惨案”以至国民党反动　派发动的更为残酷的“四·一二”大屠杀，他能够站在人民的立场看待这些政治事件，　但他未能真正认识和接近人民，彻底认清国家主义的本质。也就是在这一段时间里，他　仍一方面希望政治能走上正轨，国家能一天天好起来，另一方面又不得不面对严酷的现　实，因而内心十分痛苦，十分矛盾。他一度干脆埋头书斋，专心学问，远离甚至不去过　问政治，以此摆脱思想的苦恼。然而现实又不能长期为他提供这样的客观条件。抗日战　争爆发，“华北之大，已经安放不得一张平静的书桌了!”他也不能不走出自己的书斋　。抗战使他的生活和思想都发生变化，这对他来说未始不是好事，因为由此他的人生道　路即出现新的转机。

日本帝国主义发动的侵华战争，给中国人民带来极为深重的灾难，对此，我们中国人　和世界上一切爱好和平的人们是不会忘记的。然而，战争又是炼狱，是一种试金石和催　化剂。它令一些用神圣外衣包裹着的伪善者露出真面目，也令许多赤诚的爱国者放射出　耀眼的光彩。闻一多即属于后者。

抗战开始后一段时间，闻一多还把希望寄托在国民党政府身上，认为国民党军队会尽　力抗战，相信他们能取得抗战的胜利。然而事实一再教育闻一多，他逐渐认清原来国民　党政府并不是真在抗战，真要抗战。战场上的不断失利，大片国土相继沦丧，当局并不　着急，兴趣和精力仍然是对付共产党。“前方吃紧，后方紧吃”，国统区的黎民百姓和　沦陷区的人民大众过的是差不多的生活。这一切，都引起闻一多深深的思考。特别是，　闻一多在随清华大学内迁的长途跋涉中，亲眼看到劳苦大众是怎样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　，对人民的处境有了深切的了解和感受。与此同时，他也看到劳苦大众身上的“刚性”　，感受到蕴含在人民群众之中的无尽力量，思想上受到极大鼓舞。此时，他才觉得自己　是真正“发现了人民”，“接近了人民”。

抗战后期，闻一多的思想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他开始反思和批判原先崇奉的国家主义　，认为那完全是不切实际，想通过提倡国家主义以改造中国，振兴中华，实无异于“缘　木求鱼”。他之所以能够有此转变，原因是多方面的。除了更多的是实际的教育，真正　接近了人民，也因为学习了先进的科学理论。他在读了一些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著作后曾　十分激动地说：“我们一向说爱国、爱国，爱的国家究竟是个什么样子，自己也不明白　，只是一个‘乌托邦’的影子，读了这些书，对中国前途渐渐有信心了。”[10]抗战胜　利前夜，闻一多即毅然投身于反对国民党独裁专制的争民主、争自由的实际政治斗争。　1943年，他即加入中国民主同盟，担任该盟中央委员与云南支部委员，并与著名学者、　战士李公朴一道创办《自由论坛》，参与编辑《民主周刊》，很快成为具有很大影响和　号召力的著名的民主斗士。1945年12月，抗战胜利后不久，昆明爆发了大规模民主运动　。闻一多所在的西南联大首当其冲。闻一多在这次运动中积极地走在最前面。国民党军　警特务出动大批人马进行残酷镇压，打死学生4人，许多师生受伤，酿成震惊全国的“　一二·一”流血事件。这次激烈的政治斗争给闻一多很大刺激和影响。他在《一二·一　运动始末记》中悲愤地写道：“愿四烈士的血是给新中国历史写下了最新的一页，愿它　已经给民主的中国奠定永久的基石!如果愿望不能立即实现的话，那么，就让未死的战　士们踏着四烈士的血迹，再继续前进!”而为四烈士写的挽词更为十分醒目，“民不畏　死，奈何以死惧之!”表明了他为争民主自由与反动派血战到底的决心。

闻一多之所以能表现出如此大无畏的战斗精神，力量的源泉即来自人民。这时的闻一　多已清楚认识到人民的力量及其在历史上的地位。简言之，即他从原先崇奉的以国家为　本位的国家主义彻底转到了以人民为本位的民主主义的立场，一切从人民的立场出发，　一切从人民的利益考虑。1945年5月，他在《大路周刊》创刊号上发表文章《人民的世　纪》，副标题就标出：“今天只有‘人民至上’才是正确的口号”。显然，这是针对当　时国民党政府极力鼓吹的“国家至上”的口号而提出的。闻一多在文章中说：“假如国　家不能替人民谋一点利益，便失去了它的意义。老实说，国家有时候是特权阶级用以巩　固并扩大他们的特权的机构。”又说：“国家并不等于人民”，国家与人民是对立的，　因此，“国家至上”实际上就是统治阶级至上。这说明，此时的闻一多已经弄清楚了“　国”与“国家”的关系。在此基础上，他深刻地反省道：“我们觉悟了，我们昨天那种　严守中立，不闻不问的超然态度，不是受人欺骗便是自欺欺人。昨天如果我们是因为被　人捧为超然的学者专家，超然起来了，那么我们今天确是觉悟了，知道那样捧是不怀好　意的灌米汤。因为只有我们超然，老爷们才更好放手干他们那套卑鄙的吃人勾当。如果　我们昨天的超然，是掩饰自身的怯弱、无能和自私自利的美丽的幌子，那便是比自己干　着吃人勾当更为卑鄙的卑鄙行为，我们今天更应该忏悔。”[11]

对于人民在历史上的地位和作用，闻一多在《战后的文艺道路》、《艾青和田间》、　《给西南联大的从军回校同学讲话》等文章和讲演记录中，还有许多很好的论述。但是　，他也并未因为突出和强调人民而忽视和看轻知识分子。他从自己的体会出发，说明知　识分子和人民大众的关系，说“不要以为有了知识分子就有了力量，真正的力量在人民　。我们应该把自己的知识配合他们的力量。没有知识是不成的，但是知识不配合人民的　力量，决无用处!我们知识分子常常夸大，以为很了不起，却没有想到人民一觉醒，一　发动起来，真正的力量就在他们身上。”“而我们自己的力量……如果善于发挥，善于　利用，是不可想象的强大呀!”[12]从这里也可以看出，此时的闻一多的思想认识，确　实达到辩证唯物主义的高度。

然而，就在闻一多的思想发展日益成熟，战斗力的发挥越来越猛烈之时，他终于为国　民党反动派所不容。就在著名民主斗士李公朴被反动派暗杀后不几日，闻一多也倒在了　国民党特务罪恶的枪口下。就在他倒下去的当日，他在追悼李公朴的大会上还发表了彪　炳史册的《最后一次讲演》，义正词严地揭露了国民党反动派专制独裁的流氓本质。他　讲演的每句话、每个字，都如同子弹射向敌人，他说：“(国民党)这样疯狂的来制造恐　怖，正是他们自己在慌啊!特务们，你们想想，你们还有几天，你们完了，快完了!你们　以为打伤几个，杀死几个就可以了事，就可以把人民吓倒吗?其实广大的人民是打不尽　杀不完的，要是这样可以的话，世界上早就没有人了。……我们有这个信心：人民的力　量是要胜利的，真理是永远存在的，历史上没有一个反人民的势力不被人民毁灭的!…　…我们的光明就要出现了。我们看，光明就在我们眼前，而现在正是黎明之前那个最黑　暗的时候。我们有力量打破这个黑暗，争到光明!我们的光明，就是反动派的末日!(热　烈的鼓掌)”几十年过去了，当我们读着这些铿锵有声的战斗话语时，还是会被讲演者　的激情打动。是的，历史已经证明了闻一多的预言，还将继续证明他用血阐明的真理!

 

相关推荐链接：

哲学  教育  语言  文学  历史  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