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学对于社会进步的积极作用。这种积极作用以政治、文化、教育三个方面最为　突出，也最为重要。在政治方面，又以政治决策、历史经验、忧患意识同史学的关系最　为密切。从政治决策来看，历史知识、历史参照是重要依据之一。如汉初，汉高祖刘邦　命陆贾“试为我著秦所以失天下，吾所以得之者何，及古成败之国。”后陆贾“乃粗述　存亡之征，凡著十二篇”，刘邦大为称赞，命名曰《新语》(《史记·郦生陆贾列传》)　。《新语·无为》篇指出：“秦非不欲为治，然失之者，乃举措暴政而用刑太极故也”　;认为实行“宽舒”、“中和”之政是非常必要的。这是阐明了秦朝政策的失误，也是　为汉初“与民休息”基本国策的确立提供了历史的和理论的根据。从历史经验来看，史　学的重要作用之一，是从对历史的记载、描述中，以各种不同的形式总结前人在历史活　动中的经验教训作为今人和后人的借鉴。譬如从司马迁在《史记》中以深刻的见解、翔　实的材料、精彩的史笔总结秦汉之际的历史经验开始，以后许多“正史”都有所效法，　其中往往亦不乏优秀之作。又如司马光主编《资治通鉴》的主旨是：“专取关国家盛衰　，系生民休戚，善可为法，恶可为戒者”入史，以便于“监前世之兴衰，考当今之得失　”(司马光《进资治通鉴表》)。明清之际王夫之著《读通鉴论》，以其深邃的历史见解　，阐述了历史上的种种经验教训，他所总结的“谀臣”是否得势、得宠与国之存亡的关　系，统治阶层是否看重“积聚”、“宝货”与政治得失的关系，“风教之兴废”与朝代　兴亡的关系(以上见《读通鉴论》卷1、12，卷2、12，卷17、19)等历史经验，都是极具　启发性的通论。再如，自贾谊《过秦论》以下历代史学家、思想家所撰史论、政论，其　真知灼见，不乏于时。从忧患意识来看，因其理性和深刻而具有特殊意义。忧患意识是　中华民族的优秀品质之一。这个品质在史学上反映得十分突出，清人龚自珍强调说：“　智者受三千年史氏之书，则能以良史之忧忧天下。”(《乙丙之际箸议第九》，《龚自　珍全集》第1辑)这句话从一个重要方面概括了中国历史上“良史”的优秀品质。“良史　之忧”的内在精神是自强不息、奋发进取。它以洞察历史为基础，以关注现实为旨趣，　以经世致用为目的。许多事实证明：史学上反映出来的忧患意识对社会各阶层人们的思　想影响，是推动社会进步的精神动力之一。

——史学是中华民族凝聚力发展的记录和纽带。中国自古以来是一个多民族国家，自　秦汉以后更是一个不断发展的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因此，民族文化的发展在中华文化发　展中占有重要地位。史学以其独特的形式推动着民族文化的发展，这主要表现在三个方　面：第一个方面，史书对于多民族历史活动的记载成为历代“正史”的重要内容之一，　从而对于多民族共同心理的形成起着潜移默化的、深刻的作用。第二个方面，史书对于　西周、汉、唐这些盛大朝代的记载，既作为史学的形式又作为文化的形式影响着周边少　数民族历史文化的发展。这种影响，反映在多民族活动的历史舞台上，反映在对多民族　历史渊源的共识上，也反映在各民族历史文化的相互吸收、融汇上。第三个方面，中华　文明不曾中断为人类文明史上的奇观，其主要标志之一，是历史记载不曾中断，这是中　华民族凝聚力生生不息、源远流长的历史底蕴。史学对于增强民族凝聚力具有不可替代　的重要作用。

——史学还是人生修养的重要的教科书，是历史教育的巨大宝藏。史学的全部社会功　能，都是史学对于人的作用的结果，都是通过人的认识的提高和人的社会实践来实现的　。这是因为，“历史不过是追求着自己目的的人的活动而已”(《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2卷，第110页)。从这个意义上说，史学的经世，史学的社会作用，本质上是历史教　育作用。中国史学的优秀史学遗产，有大益于人生修养和历史教育：一是具有广泛的社　会性，使社会公众都能受到这方面的教育和熏陶。二是具有突出的适应性，使社会各阶　层人们都能从与之相适应的历史著作中得到启示和教益。三是由于历史著作中所蕴含的　中华民族之民族精神的底蕴和众多杰出人物的人格魅力，以及各方面的经验和智慧，从　而具有巨大的吸引力和深刻的感染力。

60多年前，法国年鉴学派的代表人物之一、一位反法西斯的英勇战士布洛赫，在牺牲　前写了一本名为《历史学家的技艺》的书，其主旨是回答“历史有什么用”这个问题。　他在《导论》中这样写道：“‘历史有什么用?’这个问题已远远超越了职业道德之类　的枝节问题，事实上，我们整个西方文明都与之有关”(见此书中译文本第7页，张和声　等译，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2年)。这里，借用布洛赫的话来说，关于这个问题　，我们中华文明以至整个东方文明不也是与之有关吗!史学的经世作用，实在是不可轻　视的一件大事。

三　求真与经世的辩证统一

史学的求真与史学的经世是辩证统一的关系，不是相互对立的关系。

首先，我们从理论上看。刘知几《史通·人物》篇强调史书“诫世”、“示后”的作　用，作者在篇末作结论说：“名刊史册，自古攸难;事列《春秋》，哲人所重。笔削之　士，其慎之哉!”所谓“诫世”和“示后”，是指史学的经世作用;所谓“难”，所谓　“重”，所谓“笔削之士，其慎之哉”，是强调史学的求真。刘知几是把史学的求真视　为史学经世的基础。上文说到宋人吴缜论批评史书的三个标准，一是事实，二是褒贬，　三是文采。他认为，事实是一部史书的根本，有了这一条，才不失为史之意。他说的褒　贬，是著史者的价值判断，其中包含着史学经世的思想，而这些都应以事实为基础。吴　缜所论，同刘知几所论相仿佛，都强调了史学的经世以史学的求真为前提。可见，求真　和经世就是如此天然地结合在一起。由此也可以看出，凡对史事采取轻浮的、曲解的、　实用主义的态度和做法并用以比符现实，既违背了史学求真的原则，也失去了史学经世　的基础及其本来意义。

其次，我们再从实践上看。史学的求真，是史学家在学术追求上的实践。史学的经世　，是一切运用历史知识、历史经验、历史智慧于现实历史运动的人们的实践，其中也包　括史学家所作的努力。司马迁著《史记》，被后人誉为“实录”，当之无愧。与此同时　，我们也看到在两千多年漫长的历史岁月中，《史记》的经世作用产生了巨大的力量;　秦朝的二世而亡，使多少统治集团引以为戒;汉初的“与民休息”的国策，使多少杰出　的政治家受到启示;汉武帝时代的富庶和浮华，使一代又一代后人陷于沉思;还有那些　具有“国士”之风的名将贤相，那些“扶义倜傥，不令己失时，立功名于天下”的各阶　层人物，以及各种各样的奸佞小人，使多少后来者“思齐”、“自省”。大凡读过《史　记》和比较熟悉历史的人都会感受到这样一个事实：《史记》的经世作用之大，非笔墨　可以形容。唐贞元十七年(801年)问世的《通典》是制度文明的杰出代表作。作者杜佑　撰写此书的宗旨是：“所纂《通典》，实采群言，征诸人事，将施有政”(《通典》自　序)。这里说的“人事”，是指历代制度的演变，“群言”是指历代群士关于制度的制　订、实施、得失的议论，无疑都是建立在求真的基础之上;这里说的“将施有政”，意　在以所著之书用于施政的参考。《通典》在唐代和唐代以后的政治活动中产生了积极的　影响，受到许多政治家的称赞：“诞章闳议，错综古今，经代(世)立言之旨备焉”(《　唐文粹》卷68权德舆《歧国公杜公墓志铭并序》)：“本末次第，具有条理，亦恢恢乎　经国之良模矣”(乾隆丁卯《御制重刻通典序》，参见咸丰九年崇仁谢氏重刊本)。作为　通晓史学的政治家和精于政治的史学家，杜佑把“经邦”“致用”之旨缜密地、严谨地　寓于制度史的阐述之中，史学的求真与史学的经世可谓相得益彰。同样，司马光与《资　治通鉴》鲜明的经世之旨，也是人们交口称赞的。司马光撰《资治通鉴》的主旨已如上　述。朱熹评论《资治通鉴》说：“(司马)温公之言如桑麻谷粟”(《朱子语类》卷134)　。王夫之认为《资治通鉴》包含着“君道”、“臣谊”、“国是”、“民情”，为官之　本、治学之途、做人之道等多方面内容与启示(见《读通鉴论·叙论四》)。南宋以下，　《资治通鉴》受到各族统治者的重视和广大士人的敬重，自有其史学上的崇高地位和实　践中的参考价值。世人盛赞史学上的“两司马”，绝非偶然。上举三种体裁的三部通史　，大致可以表明中国古代史学之主流在求真与经世上的一致性。类似的或相近的史书历　代都有所出，不一一列举。

再次，我们还应从全局上和本质上看。毋庸讳言，中国史学上确有曲笔的存在，对此　，刘知几《史通·曲笔》篇不仅有事实的列举，还有理论的分析。刘知几之后，史学上　的曲笔现象仍然存在。举例来说，官修史书，时有修改，不论是修改曲笔，还是曲笔修　改，都说明了曲笔的存在。而此种曲笔产生的原因，往往是政治因素影响所致，当然也　跟史家“心术”相关。但是，在中国史学上有一个基本准则或总的倾向，这就是：直书　总是为人们所称道，而曲笔历来受到人们的揭露和批评。诚如刘勰在《文心雕龙·史传　》篇中所说的那样：“奸慝惩戒，实良史之直笔;农夫见莠，其必锄也：若斯之科，亦　万代一准焉。”对奸邪给予惩戒，正是优秀史家的直笔所为，正如农夫看到田间的莠草　就一定要把它锄掉一样。像这种做法，也是万代同一的准则。在中国史学上，曲笔或可　得逞于一时，但终究免不了落下骂名，为人们所唾弃。

最后，还有一个更深层的原因，就是史家的职业角色与史家的社会责任是相联系的，　史学的求真要求与史学的经世目的也是相联系的;这两种联系，存在着一种更深层次的　本质的沟通，即在史学的信史原则和功能信念上统一起来。可以这样人为：揭示出这种　联系，就是从一个重要的方面揭示出中国史学的总相和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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