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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现代话剧史上史学与史剧的关系，是一个值得重视的问题。这种关系的表现形式　如何，内在协调的动力机制是什么，是一种什么力量能够将现代人文活动的两个领域统　合到一种社会文化力量中，跨越真实与虚构、知识与想象?葛兰西的“有机的意识形态　”与“有机的知识分子”理论，为阐释中国现代史学研究与历史剧创作之间的复杂的历　史关系，提供了富于启示的视野与方法。从历史构筑现代国家意识形态，这一自觉的现　代文化使命感，使启蒙立场的知识分子发现并利用了新史学与新史剧之间的协调动力关　系，使纯粹的思想或学术变成大众世界观，创造出意识形态整体性。

一、郭沫若的史学与史剧

1944年11月21日毛泽东在致郭沫若的信中说：“你的史论、史剧有大益于中国人民，　只嫌其少，不嫌其多，精神决不会白费的，希望继续努力。”(注：《毛泽东书信选集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241-242页。)此时郭沫若的历史　研究已经奠定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基础，他的历史剧创作也已达到高峰。

毛泽东赞扬郭沫若的，正是郭沫若治史与作剧在“以人民为本位”的立场上的意识形　态意义。郭沫若同时从事历史研究与历史剧创作，他表白“我是很喜欢把历史人物作为　题材而从事创作的，或者写成剧本，或者写成小说”，也表白过自己的史学与史剧观，　他说他的史学研究“主要是凭自己的好恶”，而“好恶的标准”“一句话归宗：人民本　位”。(注：《<历史人物>序》，《郭沫若文集》第十二卷。)“合乎人民本位的应该阐　扬，反乎人民本位的便要扫荡”。(注：《新陈代谢》，《郭沫若文集》第十三卷，第1　48页。)就戏剧创作，“我们要制造真善美的东西，也就是要制造人民本位的东西。这　是文艺创作的今天的原则。”(注：《走向人民文艺》，《郭沫若文集》第十三卷，第3　16页。)

郭沫若从不隐讳自己研究与创作的意识形态属性。第一次大革命失败后郭沫若流亡日　本10年，正式开始史学研究，用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观念规划中国历史，将中国历史　叙事纳入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的社会发展模式中。这样做一　则可以证明马克思主义理论在中国历史的“适应度”，二则可以证明现实中中国革命的　合理性。因为如果中国的历史确实符合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发展模式，从原始社会到奴隶　社会到封建社会再到资本主义社会，那么，中国的现实与未来也会按照马克思主义的革　命模式发展，即通过无产阶级革命建立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史学研究可以用中国的“　历史发展”证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普遍性，马克思主义理论又可以证明中国的“现实革　命”的合理性。这样，史学就具有了重要的意识形态意义。在《中国古代社会研究》“　自序”中，郭沫若自己表述得很明白：“对于未来社会的待望逼迫着我们不能不生出清　算过往社会的要求。古人说‘前事不忘，后事之师’。认清过往的来程，也正好决定我　们未来的去向。”(注：《中国古代社会研究·自序》，《郭沫若文集》，第14卷，第1　0页。)

郭沫若集学者作家于一身，但他在中国现代文化史上的角色，远不是学者或作家身份　可以概括的。他自觉地构筑现代中国革命的意识形态话语，是葛兰西所说的真正意义上　的现代“有机的知识分子”。葛兰西将第二国际工人阶级运动失败的原因，归结为忽视　了争夺意识形态领导权或文化领导权。他认为，意识形态作为“最高意义上”的世界观　，凝聚统一起社会集团，形成一种现实的、战斗性的力量。在构筑意识形态并争夺“知　识与道德领导权”的过程中，知识分子起到重要作用。他们不仅提出一种体系化的完整　的哲学，而且还要将这种哲学大众化、常识化，教育与影响人民，成为人民的思想与信　仰形式。葛兰西将那些自觉地思考历史与时代问题并将自己的思想与大众实践结合起来　的知识分子，称为“有机的知识分子”。“真正的哲学家是而且不能不是政治家，不能　不是改变环境的能动的人……”(注：参见(意)葛兰西《狱中札记》第三章“哲学研究　”第一节，曹雷雨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232-293页，引文见第239　、265页。)

郭沫若作为“有机的知识分子”的角色，在中国现代文化上具有典范意义。他从历史　构筑现代意识形态，历史可以以学术的形式表现，也可以以戏剧或小说的形式出现。郭　沫若一生三度创作历史剧，早年的抒情历史剧完全将历史现实化变成意识形态的代言。　从《卓文君》《王昭君》到《聂@①》，叛逆变成了革命。聂政慷慨赴死，两位女子从　容殉死，在原始的狭义观念之上，作者又加上了“均贫富”、“茹强权”的意义。剧中　一再提倡“刺杀那些王和将相”，剧终士兵们听罢酒家女的演讲，一哄而上杀了长官，　准备到“山里去做强盗”，行侠的戏变成革命的戏。郭沫若试图用历史剧构筑历史中人　民的主体与阶级冲突的动力结构。从1920年的诗剧《棠棣之花》，到1940年五幕剧《棠　棣之花》定稿，前后写了22年，不同时代的现实意义叠加在同一个题材上。“百姓”代　表着模糊的人民概念，国家主题取代了个人主题，私仇变成公愤，聂政“铲除国贼”，　意义在于抗秦，“于人有利，于中原有利”。国家成为历史剧《棠棣之花》的历史主体　。抗战意识形态出现。

席勒在《舞台作为一种道德机关》中说：“如果各种戏剧具有一个共同的特色，如果　戏剧诗人都有统一的目标——换句话说：如果诗人选材适当而且都从民族当前的主题出　发——那就会出现民族舞台，我们就会成为统一国家。”(注：转引自《戏剧理论文集　》陈瘦竹著，中国戏剧出版社，1988年版，第333-334页。)郭沫若的历史剧创作，深受　歌德与席勒的影响。40年代初抗战背景下郭沫若历史剧创作达到高峰，直接的灵感是在　“历史的精神”中拯救国家与民族意识。他说屈原的悲剧“是全中华民族的”，“中华　民族的尊重正义，抗拒强暴的优秀精神，一直到现在都被他扶植着。”(注：《题画记　》，《关于屈原》，《郭沫若文集》，第十二卷，第238页，第20页。)抗战意识形态的　历史剧试图将阶级意识融合到民族国家意识中，《屈原》的成功在于它获得一种意识形　态的整体性，而《孔雀胆》的问题则在于这种整体性受到威胁。阶级主题(镇压农民起　义)、民族主题(协助梁王异族政权)与个性主题(段功与阿盖的爱情)无意间陷入一种意　识形态冲突中。批评界出现指责，作者一再修改，但剧场演出效果很好。(注：详见《　郭沫若史剧论》，“第五章《孔雀胆》的成败得失”，田本相　杨景辉著，人民文学出　版社，1985年版，第146-172页。)如果《棠棣之花》的意义断层显得突兀，说明历史剧　结构意识形态的困难，《孔雀胆》则从另一个侧面说明历史剧中意识形态结构本身的脆　弱。

郭沫若在他的史学研究与史剧创作之间建立起一种协调的动力结构。同一种意识形态　主题分别用史学与史剧的形式表现出来。史学通过“真实性”获得话语权威，史剧通过　艺术性使这种话语权威获得大众的认可。屈原主题的利用是一个典型。郭沫若希望将屈　原树立为民族精神象征，这是一个层次的意义，另外，屈原的诗人与官吏的双重身份，　还寄托着郭沫若的现代“有机知识分子”的意识形态身份认同的希望。有关屈原的史学　方面的成果是《屈原研究》，史剧方面的成果是《屈原》。郭沫若习惯将他的史学思想　表现为史剧，因为任何思想必须获得大众化、生活化，才能产生意识形态力量。郭沫若　受一部小说体裁的野史《剿闯小史》的启发，写出轰动一时的《甲申三百年祭》，重庆　的国民党与延安的共产党在这篇文章中都看到争夺意识形态领导权的意义。国民党看到　农民起义成功地推翻了中国的正统政权却最终导致异族入侵，组织人员批判;共产党看　到农民起义推翻了正统政权转瞬之间又自身溃败，将这篇史学论文当作“整风文件”印　发学习。而坦率地说，郭沫若自身关注的却是这段历史的另一种启示，即知识分子的使　命。他认为“杞县举人”李岩的加入才使农民运动走上正轨，而大顺王朝最后失败也是　因为没有采纳李岩的计划。他念念不忘要为李岩与红娘子写一出戏，甚至在论文中也过　分专注于李岩和李岩与红娘子这段野史。(注：参见《郭沫若的史学生涯》叶桂生　谢　保成著，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第175-188页：“‘甲申三百年’风波”)

对于构筑意识形态的史学与史剧，理解历史的现实意义比历史事实更重要。葛兰西将　上层建筑分为由国家、军队、法律等机构代表的政治社会与由政党、教会、学校、新闻　媒体与文化团体代表的市民社会。市民社会是意识形态的活动场所。国民党政权下郭沫　若的史学与史剧构筑的意识形态在市民社会中与政治社会对立，争夺知识与道德的领导　权。这种格局在建国后发生了变化。上层建筑中政治社会与市民社会的冲突与竞争失去　了“合法性”。知识分子的使命从争夺文化领导权变成服务既定的文化领导权。郭沫若　过去为那些挑战正统的叛逆、流寇翻案写成历史悲剧，现在却需要用史学与史剧重塑正　统。梁启超当年提倡新史学时，批判中国旧史学有君史、无民史，有群统、无国统。郭　沫若早期的历史剧创作力求构筑历史中人民主体、国家主体，到解放后的两出历史剧《　蔡文姬》与《武则天》，他又隐晦地试图构筑新的“君统”。《蔡文姬》用郭沫若的话　说是借蔡文姬为曹操翻案，曹操与武则天，或因出身或因性别，均是有君之实而无君之　名。郭沫若的翻案历史剧的意识形态功能，是为新中国建立新正统。郭沫若一再表白“　蔡文姬就是我”，他想一方面通过为曹操翻案树立新中国的新正统，另一方面通过蔡文　姬归汉，表达自己意识形态立场上自觉的归属与认同。

翻案史学与翻案史剧不是忠于历史事实，而是以新的意义挑战旧的意义。郭沫若的史　学研究不再提“人民本位”，开始关注所谓“对人民有利”的帝王。《胡笳十八拍》中　蔡文姬归来看到的景象是“城郭为山林，庭宇生荆艾。白骨不知谁，纵横莫覆盖。出门　无人声，豺狼号且吠。”剧中蔡文姬归来看到的却是丰收的“太平景象”，农民唱着“　屯田歌”，歌颂“为民造福”的曹丞相。郭沫若继续史学与史剧写作，却领会到新的历　史语境中意识形态的结构与功能发生变化的深刻含义，“以古鉴今”或“以古喻今”变　为“古为今用”，历史不再有构筑意识形态的使命，反倒是意识形态开始构筑历史。郭　沫若有时强说革命胜利后还可以写悲剧，但他自己却明白地不再写悲剧了。他的两部历　史剧参与掀起了有关历史剧的大讨论，但他本人却没有积极参与讨论。历史剧的现实性　比真实性更重要，只是把握现实性的问题是纯粹的权力问题，在理论形式中无法言说。

二、新史学的意识形态意义

郭沫若是中国现代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创始人，也是中国现代话剧中历史剧创作的领导　者。他同时以史学与史剧的方式，实现了从历史构筑现代革命意识形态的意义。我们在　有机知识分子与精英思想大众化的现代意识形态语境上理解郭沫若的历史剧创作，并将　他当作中国现代文化史上的典型，思考中国现代启蒙与革命立场上的“有机的知识分子　”的意义。从某种意义上说，郭沫若并不是一个特例，而是一个将典型性表现到极致的　个案。

从史学角度看，他体现了梁启超等人发起的“新史学”的理想。1902年2月到11月间，　《新民丛报》分6期连载了梁启超的《新史学》，(注：分别刊载于《新民丛报》第1、3　、11、14、16、20期，本书的相关引文，均出自《梁启超史学论著三种》，林毅校点，　香港三联书店，1980年版，第3-42页。)在中国知识界引起轩然大波。梁启超认为，历　史是叙述国族之进化的学术。国族是历史的主体，进化是历史的精神，历史则表现为国　族之间竞争和优胜劣汰的进程。中国无历史，是因为旧史书“知有朝廷而不知有国家”　、“知有个人而不知有群体”、“知有陈迹而不知有今务”、“知有事实而不知有理想　”。中国的史是君史，一朝一姓的家谱，势利腐儒堆积的耗损民智的故纸堆，培养国民　的奴隶根性。梁启超呼吁在新观念下建立新史学，当时虽有异议，但响应者众。“横阳　翼天氏”(曾鲲化)在《中国史的出世辞》中祝福中国史的诞生，将它提高到建国与自由　独立的高度：“中国历史出世，谨祝我伟大中国灿烂庄严之文明国旗出世于今日，谨祝　我中国四万万爱国国民出世于今日，谨祝我四万万爱国国民所希望理想之自由，所瓣香　祷祝之独立出世于今日。”(注：转引自《史学探渊：中国近代史学理论文编》，吉林　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第596-597页。)

新史学将国史的建立提高到国家建立的高度上，代表着当时的一种普遍的思潮，这是　中国现代史学高度意识形态化的开端。

建立新史学的要义在于建立新国家。中国不仅没有历史，也没有国家。建史肩负着建　国的重任，在那个时代并不是惊人之语，它有切实的感悟或认识。现代国家与历史是密　不可分的。国族是历史的主体，历史是现代国家存在的认同形式，没有历史的进步的统　一性，就没有国家的理念基础。国家是历史中形成的，建立国家必须先建立该国家民族　为主体的历史作为国家意识形态。(注：美籍汉学家杜赞奇曾经详细论述过这个问题。　参见Rescuing  History  From  the  Nation  by  Prasenjit  Duara,Chicago  and  London: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95.)传统中国不仅无史，甚至“无国”，国家是　人民之公产，朝廷不过是一家一姓之私，国家之蟊贼。中国古代“虽有国之名，未成国　之形”。(注：梁启超《少年中国说》，将国家定义为“有土地、有人民，以居于其土　地之人民，而治其所居之土地之事，自制法律而自守之，有主权、有服从，人人皆主权　者，人人皆服从者”。古代中国只有朝廷，没有国家。“且我国畸昔，岂尝有国家哉，　不过有朝廷耳。我黄帝子孙，聚族而居，立于此球之上者既数千年，而问其国之为何名　，则无有也。夫所谓唐、虞、夏、商、周、秦、汉、魏、晋、宋、齐、梁、陈、隋、唐　、元、明、清者，则皆朝名耳。朝也者，一家之私产也。国也者，人民之分产也。”《　饮冰室文集》五，第9-10页。)陈独秀回忆他自己直到八国联军之后才有了国家概念。(　注：陈独秀在《实庵自传》中回忆道：“八国联军之后，……我才晓得，世界上的人，　原来是分作一国一国的……我们中国，也是世界万国中之一国，我也是中国之一人……　我生长了20多岁，才知道有个国家，才知道国家乃是全国人的大家，才知道人人有应当　尽力于这大家的大义。”(《陈独秀年谱》唐宝林、林茂生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　年版，第17页。))从历史中构筑国家理念，是具有现代观念的中国知识分子自觉到的意　识形态使命。建设新史学，是其中的一个重要部分。“今日欲提倡民族主义，使我四万　万同胞立于此优胜劣败之世界乎……史界革命不起，吾国遂不可救，悠悠万事，惟此为　大。”梁启超在《新史学》开篇就强调：“史学者，学问之最博大而最切要者也。国民　之明镜也，爱国心之源泉也……但患其国之无兹学耳，苟其有之，则国民安有不团结，　群治安有不进化者。”(注：《梁启超史学论著三种》，第3、9页。)

从历史中构筑国家意识形态。新史学的这一前提，不仅假设了史学的意识形态性，而　且设定了史学家作为有机知识分子的意识形态立场。

建立新国家，必须从建立现代国家观念开始，历史是现代国家的认同形式，所以建设　现代中国应从建立中国新历史观念开始。中国的现代化在起点上面临着观念中的双重空　缺，一是现代国家观念的空缺，二是现代国家存在认同的历史观念的空缺。梁启超开启　的中国现代历史观念，从一开始就设定了史学的意识形态属性。八国联军之后，中国知　识分子觉醒到中国只有窃国为家的朝代，没有人民公产的国家。辛亥革命成功了，面临　着建国在政治与观念上的双重混乱。政治上的混乱已多有论述，观念上的混乱表现在：　首先辛亥革命曾以民族主义理念(驱逐靼虏恢复中华)革命，但不能以民族主义理念建国　，所以提出“五族共和”的建国理念。梁启超那一代人的种族理念无法作为新国家意识　形态认同的主体。种族还是人民?谁是人民?其次，帝制结束，中国旧史学的“正统”在　终结了，梁启超曾批判旧史学有君统而无民统，如今已无君统，民统是否可以确定呢?　如果民统不能统一在种族理念下，又统一在什么理念下呢?历史必须是种族进化的历史　，但种族无法成为历史的主体，进化也无法说明中国的过去，尤其是无法证明未来的发　展。观念的混乱才刚刚开始。在这个困惑关头，一派退回到纯学术中去，试图从意识形　态的激流中脱身出来，只研究问题，不空谈主义，只关心事实，不牵涉价值，这样就可　以避免历史在意识形态大叙事中的困惑。另一派则继续在意识形态的激流中寻求“真理　”，他们找到了马克思主义。人民在这里认同为阶级，超越了国族界限，也超越了简单　的君民对立范畴。进化明确为生产力与生产关系改变带来的社会发展，以人民为主体的　历史，将被表述为生产力发展导致生产关系变革的阶级斗争的历史。这种以社会发展为　进步主线的历史叙事，不仅理清了中国历史发展的过程，而且昭示了未来进步的前景，　如果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是人类历史概莫能外的未来，那么作为世界革命的一部分的中　国革命，也就是必然合理的。这是马克思主义历史观念的真正意识形态功能。

在重建中国历史中建立现代中国的国家政治理念，一直是20世纪中国史学的主流。郭　沫若想用中国“史实”证明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理论，又用马克思主义理论证明　中国革命的“现实”。陶希圣主张中国社会的独特性，恰好成为蒋介石的“新生活”运　动的意识形态前提。尽管胡适、傅斯年、顾颉刚等人倡导的“为学术而学术”的历史一　度在史学界影响很大，但仅限于学院圈子，主要在“五四”后到抗战爆发前。日本侵华　，国难当头，许多史学家，包括学院派中坚如李济、傅斯年、陈垣等，也认为史学“当　重实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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