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进行妙峰山香会调查
顾颉刚对民间信仰也很关注，曾对北京的东岳庙、妙峰山、财神庙、白云观、黄寺， 苏州的东岳庙，泉州土地神，东莞城隍庙，广州各寺庙等进行考察，其中以1925年对妙 峰山香会的调查最为有名。
1925年4月30日至5月2日，受北大风俗调查会之托，顾颉刚与容庚、容肇祖、孙伏园、 庄严五人对位于北京城西北的妙峰山进行了考察。五人中属他最为活跃、突出，眼观、 耳听、手抄，忙个不停，感慨颇多，收获极大。他说：“到了这种地方，迷眼的是香烟 ，震耳的是鼓乐，身受的是款待，只觉得神秘、壮健、亲善的可爱，却忘记了他们所崇 奉的乃是一种浅薄的宗教。这使我对于春秋时的‘祈望’，战国后的‘封禅’得到一种 @③解。妙峰山香会在财政、礼仪、警察、交通、饷糈……各方面都有专员管理，又有 领袖人物指挥一切，实在有了国家的雏形了!”他跑前跑后抄录“会启”。调查成员各 自撰文，顾颉刚将其编为《妙峰山进香专号》，在《京报副刊》发表(共分六期)，到中 山大学后编为《妙峰山》一书出版。这次妙峰山香会调查，是中国首次有组织、有目的 、有计划的庙会民俗学田野作业，在学术界产生很大的影响。江绍原《北大风俗调查会 <妙峰山进香专号>书后》评论说：“现今的民众宗教的研究，则顾颉刚先生的妙峰山香 会调查，在邦人中只怕是绝无仅有的。”“如果顾颉刚早生几千年，而且多托生中国若 干次，由他调查记载古中国的民礼民教像他此刻的调查记载妙峰山香会，则我们写中国 法术宗教的人，真不知可以多出多少有价值的材料，真不知可以省多少心思也。”何思 敬在《读妙峰山进香专号》中称妙峰山进香调查是中国学术界的一个霹雳，说：“至今 没有人来理会民间的宗教生活。妙峰山专号就是打破这种暮气的一个霹雳。不特关于民 间宗教，科学的调查是第一次，并且这第一次的调查已经得到很好的成绩。这全靠此专 号作者的同心协力，尤其颉刚先生的精敏周到。他在专号中确是一个最忠实的调查者” ，是一个“时代精神”。
4.对婚丧礼俗的研究
顾颉刚在北京大学《歌谣周刊》上先后发表了《两个出殡的导子帐》(1924年4月27日 第52号)、《一个“全金六礼”的总礼单》(1924年5月25日第56号)、《一个光绪十五年 的“奁目》(1924年6月8日第58号)。1928年4月，他将此三文与刘万章撰写的《广州的 旧婚俗》、《广州的旧婚俗补述》、《广州的旧丧俗》合在一起，以《苏粤的婚丧》为 书名，作为中山大学民俗学会小丛书之一出版。
他对吴歌、孟姜女传说故事、妙峰山香会、礼俗等的研究是同时进行的，很有魄力。 顾颉刚在民俗学研究方面的成就为世人所公认，他在歌谣、传说故事和庙会的研究方面 树立了三个典范，对后世影响深远。日本学者平冈武夫说：“即使说中国民俗学的研究 是顾先生首创和培育起来的，恐怕也不过分。”(平冈武夫《古史辨自序》日译本《译 者前言》，创元社，1940年)
再看看他在组织领导方面的建树。
1919年，他在苏州搜集歌谣，虽然当时还是一个学生，但已开始显露出了其组织领导 才能。他说：“在家中组织人力，从我的祖母起，直到保姆，由她们唱，我来笔记。后 来又推广到亲戚、朋友家。我的爱人殷履安又在她的母家，用直镇上为我收到了好些。 一年之中，居然记下了三百余首。其中，有儿歌，有妇女歌，有工农歌，也有对山歌。 除歌谣外，还连带搜集了谚语、歇后语。”(《我和歌谣》，载《民间文学》1962年第5 期)
1924年4月参与《歌谣周刊》的编辑工作，则开始表现出了他的编辑、组织能力，如为 该刊组织、编辑了九个“孟姜女专号”，为北大研究所国学门周刊组织、编辑了八个“ 孟姜女专号”，为《京报副刊》编了六个“妙峰山进香专号”;1926年到厦门后，发起 组织了那里的风俗调查会，创办《厦门大学国学研究院周刊》;1927年到中山大学后， 创建了我国第一个以“民俗”命名的社团组织——中山大学民俗学会，创办了《国立中 山大学语言历史学研究所周刊》、《民间文艺》、《民俗周刊》，设立风俗物品陈列室 ，举办民俗学传习班，编辑出版了36种民俗学会书籍，制定了学会章程和计划，等等; 1936年，在北大发起成立了“风谣学会”，在南京《中央日报》创办《民风周刊》，在 北平《民声报》创办《民俗周刊》，次年在北平《晨报》创办《谣俗周刊》;1930年， 他曾拟发起成立中国民俗学会，并拟了《中国民俗学会发起宣言》;1943年12月，在重 庆召开座谈会，被推举为“中国民俗学会筹备员”;1950年，在上海与赵景深、李白英 、钱小柏等研究成立中国民俗学会事;1978年夏秋间，与白寿彝、容肇祖、杨kūn@ ④、杨成志、罗致平、钟敬文联名上书中国社会科学院，建议设立民俗学及有关研究机 构。
顾颉刚在我国民俗学研究和组织领导方面做出的杰出贡献，受到了学术界的普遍赞扬 和敬仰。20世纪30年代，钟敬文、娄子匡、陶茂康主编的《民间月刊》第2卷第8期称其 为“中国民俗学创导者之一”。北京大学段宝林教授1993年9月19日在《工人日报》上 以《中国民俗学之父》为题撰文，纪念顾颉刚先生诞生100周年，对其在现代中国民俗 学学科建设和发展方面做出的历史功绩进行了阐述，敬佩之情溢于言表。
四
一代宗师不是毫无缘由地从天而降、拔地而起的，而是与历史、时代和个人素质主客 观条件紧密相关的。
顾先生出身于一个书香门第之家，自幼好学并善于思考，适逢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 可谓条件极优了。
蔡元培任北京大学校长后，改革校风，提倡科学与民主，顾颉刚很受鼓舞。听了胡适 讲中国哲学史从周宣王以后讲起，更是兴奋，使他“始有打破旧思想的明@③的意识” ，对民间文化由兴趣发展到对其重要性的了解。刘起@②在《顾颉刚评传·序》中谈到 顾颉刚“古史辨学派”时写道：
直接促成他完成这一伟业的，则是胡适、钱玄同二先生，以及与二先生共同讨论发现 中国疑辨传统中代表人物郑樵、姚际恒、崔述诸人的辨伪著作。顾先生在《我是怎样编 写<古史辨>的》中说：“我的《古史辨》的指导思想，从远的来说，就是起于郑、姚、 崔三人的思想，从近的来说，则是受了胡适、钱玄同二人的启发和帮助。”……
他的这一……业绩，划时代地把中国封建传统中的古史系统从旧的霾雾中解放出来， 力倡古史资料必须批判地对待，促成中国史学步入新时代，显出了他对中国社会历史科 学领域所起的巨大而深刻的影响。
1993年，我在《民间文学论坛》第2期上发表的《顾颉刚对我国民俗学事业的杰出贡献 ——纪念顾颉刚先生诞生100周年》中写道：
顾颉刚考入北京大学以后，见蔡元培校长聘请戏曲家吴梅、韩世昌到学校讲课，引起 了他的好奇，使他“懂得戏剧是一门学问”，便也常去听戏。他说：并从开始的“寻娱 乐”，“转到了研究故事方面去。我知道故事会因时、因地、因人而迁流变化的，不该 用固定的眼光去看;从此更转到了古史上，懂得许多古史也只是当时的故事。于是我发 了大愿，要彻底寻求古史中的故事性的规律。”1918年2月，刘半农发起征集全国近世 歌谣的活动，在《北京大学日刊》编“歌谣选”，“又是一个新鲜的环境儿”，再次引 起了他的兴趣。于是，由原来受了“读书人家”“世家子弟”思想的影响害得他“对于 市民们的文娱活动，如唱歌、拍曲、说书、滩簧、宝卷，虽常有接触的机会，但总不愿 屈就它”的思想认识到对这些被士大夫阶级视为不登大雅之堂的东西，感到好奇并被吸 引而投身于这股新文化思潮中去了。他说：“那时的我，已经看了五年的戏，对于一切 的民间文艺有了比较平等的眼光;自己想道：《小放牛》剧中，不是一个牧童跟一个女 孩唱对山歌吗?《孟姜女》剧中，不是过关时唱‘十二月花名’吗?为什么要反对?所以 也就很乐意地接受了这个新潮流。”这种认识影响着他以后整个一生的学术活动。
除了《我和歌谣》的回忆文章外，早在六十多年前他就说：“我对于民众的东西，除 了戏剧之外，向来没有注意过，总以为是极简单的;到了这时，竟愈弄愈觉得里面有复 杂的情状，非经过长期的研究不易知道得清楚了。这种的搜集和研究，差不多全是开创 的事业，无论哪条路都是新路，使我在寂寞独征之中更激起拓地万里的雄心。”(《古 史辨》第一册“自序”)乃下定决心“要把几千年埋没着的民众艺术，民众信仰，民众 习惯，一层一层地发掘出来!”(《民俗·发刊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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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颉刚在中国古史和民俗学研究方面最突出的特点是，以民俗学研究中国古史，以中 国古史研究民俗学，二者互相促进。他说：“我所以敢大胆怀疑古史，实因从前看了二 年戏，聚了一年歌谣，得到一点民俗学的意味的缘故。”(《我的研究古史的计划》)“ 以前我爱听戏，又曾搜集过歌谣，又曾从戏剧和歌谣中得到研究古史的方法，……原来 单想用了民俗学的材料去印证古史，并不希望即向这一方面着手研究。”“民俗学方面 ，除了故事以外，这二年中着手的工作又有三事：神道、社会和歌谣。我在《研究古史 的计划》中，把民俗学的研究放在最后，希望先辨明了外表，然后再去探求内部的意义 。现在我的环境是适于研究民俗学的，我只得先从此入手了。”(《古史辨》第一册“ 自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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