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独有偶，小说中的哲学教师尤里·阿尔先尼耶维奇是另一种类型的“艾斯凯帕尔” ，是一个在商业实用时代乐道于自己所钻研的“无用”的哲学专业的学者，一个试图隐 蔽在喧闹的市场社会深处的微带倦态的行者。这个新时期的“不以暴力抗恶者”和索尔 任尼琴恢复民族文化传统论的追随者，宣扬“存在着的就是合理的”哲学理念，认定“ 大自然不是无缘无故地创造世上一切的”，赞同《浮士德》中关于“力在作恶的同时， 也在行善”的哲学思想，所以“如果历史为了创造性的破坏挑选的是叶利钦这么一个冒 失鬼，又有什么办法呢。我们无法改变已经习以为常的生活”，蚂蚁们在蚁冢被搅乱后 ，需要的不是去“打人的脸”，“而是恢复，甚至建造更大，更漂亮和更舒适的蚁冢” 。于是无能修复漂亮和舒适“蚁冢”的他只能在现实的夹缝中生存。但厄运与灾难频频 袭来，最后只能在平底煎锅和光荣牌手表的买卖中艰难维持生计。
与前一种“艾斯凯帕尔”相反，卡拉科津以某种凛然正义的抗争实现着他自以为无误 的对人生存真理的认识，也体现了另一种颇具历史特征的典型心态。他是一个科研单位 的工程师，有着自己的专业，同时也有着俄罗斯知识分子固有的重大的人文情怀：强烈 的“苏维埃情结”，对苏联解体前后社会现实的高度关注，对“人都资本化了”的社会 现实中邪恶的深恶痛绝，对俄罗斯民族命运的担忧。这位正义的知识分子“骑士”对正 义与真理的认识，对爱情与婚姻的体悟，与旁人大不相同。他以为在残酷的现实面前， 人的理智与价值观念，无私无畏的爱的神力能强制性地取得最终的胜利——即使这需要 以身躯的牺牲为代价。在他的言辞相向、嬉笑怒骂、甚至武装斗争中注入的更多的是个 人及阶级的复仇意识。“捷达骑士”这种理性的冲动表现出极大的虚妄性，似乎只要凭 他一个人的政治斗争便可以把所有的既得利益者统统掀入海底，让被百万富翁夺去的妻 子重新回到身边，“让苏联获得新生!”这一想法的悖谬之处，恰恰在于他以苏维埃式 的恒定不变的目光观察、处理变动不定的现实，从而最终导致了价值与事实之间的错位 。他似乎有着“众人皆醉我独醒”的感觉，但是当他挥舞着真理与正义的大旗，为祖国 与人民美好的未来高声疾呼，奋勇进击，最后在保卫白宫的战斗中被烈火烧死的时候， 我们看到的似乎不再是英雄式的悲壮，而是堂吉·诃德式的滑稽与可笑。
巴士马科夫的大学同学斯拉宾逊是变革时代中俄罗斯民族心态裂变的畸形儿，绝对以 自我为核心的“充沛饱满的主体精神”投入社会转型现实的实用主义者。他心理的逆向 位移表现在，在保留着一种传统人文精神和爱国情绪的同时，采取了一种以物质的实惠 和感官的快乐为最高准则的生活方式：从最富利益诱惑的生意到最后赴美国去当俄侨。 昔日的科研所党委书记，后来成为莫斯科一家银行人事部副部长的盖尔克是成熟于旧体 制而“改型”于新体制中的一个怪胎，混世在新旧体制中的一个魔王，在不正常的政治 和经济生活中耍尽奸猾的游蛇。《驼鹿银行》行长尤纳可夫与百万富翁阿瓦尔采夫是以 牺牲民众、国家的利益带着社会转型时的血污走上社会舞台的。他们或利用原先在苏联 时期的权力，或采用巧取豪夺的手段，获得金钱与权势，满足着自己的贪欲与情欲，从 而成为市场经济的“主人”。他们是心态被扭曲的和自我扭曲的“俄罗斯新贵”。他们 不但控制了俄罗斯的金融、经济命脉，在金融界和商界各占一方，还利用各种关系成为 称霸于社会中的恶势力。阿瓦尔采夫在解释他们得益于现实而又成功于现实时直截了当 地说：“任何一个生理健全，脑子不笨的男人都会为自己的新生活赚到足够的钱。这个 道理是最简单不过的了，因为当权者都是帮混蛋，而金钱就在脚底下堆着。需要的只是 比别人早点儿弯腰或者哪怕是与别人同时俯身。”
鲍里斯·依萨科维奇是个对苏维埃社会和苏联军队怀着无限深情的老将军，是小说中 为数不多的依然保留着苏维埃人心理和信念理想的红军老战士。生活的激流冲垮了他的 心理堤防，将他卷入了动荡不安的现实中。严酷的现实使他不得不靠变卖他军人的荣誉 ——用鲜血换来的奖章和制服——来聊以度日。他不顾古稀之年和病弱之躯，参与了捍 卫苏维埃祖国、军队和民族荣誉的斗争，最后献出了生命。他的暮年人生是不甘屈辱的 苏维埃军人一曲凄怨动人的心灵绝唱。读者在巴士马科夫的女儿与女婿身上看到的是世 纪末俄罗斯社会中求真求实的新一代。他们愤世嫉俗，但不停留于对现实中压抑与烦躁 的无奈的体察，没有屈从于不可遏制的拜金主义原则，也不追求英雄主义的“崇高”， 以卵击石地捍卫已经成为历史的“苏维埃”，而是“智慧在心，技术在手”，敢于制造 新状态、敢于生存于新状态的当代新型知识拥有者的形象。他们生存在既不理性化也非 完全物质化的现实中，在爱情、家庭、事业、物质财富等方面的成就是其生存原则最好 的导语。
主人公的妻子、中学教师卡嘉是小说中富有人性魅力并闪烁着光彩的知识女性。她并 没有忧国忧民的宏大忧思，却在日复一日的日常生活和工作中克服着自身的消极与软弱 ，守望着家庭与爱，实现着自身价值。她在赢得事业成功和家庭完整的过程中价值观和 心态的变化，说明实现自身价值不但能够给伤害过自己的亲人以最好的报复，这种努力 也是使自己心胸开阔、净化鄙俗之心的过程，是去除狭隘报复心理的一剂良药。卡拉科 津的妻子，“公主”列雅尽管受过高等教育，却毫无知识女性的人格与品性，与外表并 不那么出色而精神十分动人的卡嘉比起来，她将一颗粗糙而鄙俗的心装在了美丽的躯壳 里。她犹如一朵浮艳的凌霄花，难能凭自己的枝干直立起来，总以攀援的天性向高处、 富处盼望。在市场经济的大潮中她对丈夫卡拉科津智慧、忠诚、真挚的美视而不见，却 将自己摆在了商品社会的商品柜台上，待价而沽，听任有钱人的选择和购买，成为丈夫 人生悲剧的重大责任者之一。年轻女性奥克桑娜在多变的生活中无法把握自己，其生命 追求所激发的拼搏与冒险多表现为为了原欲的肉体的付出与糟践。尼娜·契尔涅茨卡娅 生性善良，懂爱敢爱，为着自己的儿子罄尽心血，却无力挣脱商品社会套在她脖子上的 枷锁，从一个性感、快活的科研所女技师沦落为满头白发、满脸皱纹、肮脏病态的乞讨 者，一个失去了家庭和惟一的儿子的新时期的“无产者”。她是社会转型期的一个被侮 辱与被损害者。
上述人物都是独立自足的心理个体，又是当代俄罗斯知识分子心态结构中某个层位的 代表。他们的整体便是俄罗斯民族精英——知识分子心态裂变的一幅无法分割、无法剥 离、气韵贯通的“云图”。与相当多的当代俄罗斯作家一样，波里亚科夫对由“胜利了 的无赖”掌权的社会，市场经济所给予的俄国知识分子的人格建构的负面影响流露出深 深的忧虑。由社会动荡引起的社会弊端对知识分子心灵的污染、扭曲，作家苦恼而又无 奈，表现出作家建构俄罗斯新的现代人格的强烈的呼唤。小说中人物的生存状态，心理 世界，心态景象，与其说是发展奔涌着的，不如说是平面展现着的，其间体现着善良与 邪恶，宽容与狭隘，躁动不安与安宁平和的搏斗和变化。就是这样的一个心态各异、处 境不同的人物世界，牢牢吸引着读者的审美目光。这也许就是作家给读者开辟了一个与 前因后果的情节链为主的传统俄罗斯小说有区别的阅读领域。
《无望的逃离》是一部以现实主义为基本创作手法的小说，却体现出俄罗斯现实主义 小说在20世纪末的某种异变：新的意义系统的创造和新的美学形式的实验。
小说的内在意义层面体现在一种历史巨变、转折时刻的“艾斯凯帕尔”形象复杂人性 内涵的揭示上。作为对传统俄罗斯现实主义小说的继承，《无望的逃离》具有浓郁的历 史底蕴。小说中巴士马科夫逃离家庭、逃离现实的一次次的企图发生在苏联解体前后社 会转型，价值观念急速变化这一独特的历史时刻，作者用主人公对二十余年充满欲望的 情爱生活的感悟贯穿起了上个世纪末俄罗斯实实在在的政治、经济、军事、伦理等事态 万象。但小说虽然包纳着社会政治内容而又大大超越了社会政治内容。人物的精神与心 理没有局囿于环境和历史决定论，而是从俄罗斯人，特别是知识分子个人的人格精神， 心理状况来分析。作者没有将人性批判政治化，恰恰相反是将人格审视生活化，哲理化 了。小说的意义内涵从社会本位的立场跃到人性本位的立场，作者不是以一个“政治变 革者”的身份来评判，而是从“人学”——人格、心理、心态等的角度去度量人物，这 是对19世纪俄国“多余人”重要的社会情结的一种超越。
从“艾斯凯帕尔”裂变的心态中我们可以读出这一人物思想的消极，存在的虚无，行 动的无能。巴士马科夫与他的先驱们一样，逃离现实、躲避崇高或许是因为时代缺乏了 理想、激情与希望。在20世纪末一个充满丑恶、苦难，而又以政治、经济强力为生存“ 发条”的时代，应该允许知识分子有软弱的权利。但它不应成为逃离的藉口，更不能成 为知识分子面对丑恶、苦难的惟一的声音。这是小说提供给读者一个颇具哲理意味的启 示，也是小说中一种令人痛苦的温柔的特质，温暖的情感之所在。但与此同时，作家似 乎又在告诉读者，知识分子失去人文关怀而膨胀负面人格时，会如何消耗掉真理与智慧 ，又怎样造成了巨大的精神废墟。小说对当代知识分子人格的自毁与毁他的思考不能不 引起作家对时下知识分子自我人格的极大关注，“艾斯凯帕尔”现象的当代意义也许正 在于此。正如俄国评论界所说，“构成社会中多数的具有双重人格的知识分子逃离者是 俄国当代社会悲剧的原因之一”。作品的这种哲理性与思辨性并不体现在单纯、抽象的 演绎中，而搅拌和溶解在事件叙述和情感的抒发中，融于人物的生命体验与心态变化中 。作品不以深刻和价值观的先锋为指向，却以感情饱满为特征。作家把众生的苦难拥进 自己博爱的胸怀，整部小说弥漫着对辛酸生活抚慰的温情。它是当代俄国作家渐趋成熟 而稳定的情感的一次真实的倾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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