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 、祸发萧墙

由张居正个人主导的这场改革的成功，也预示身后隐伏的危机，这就是人在政在，人亡政息。万历十年六月张居正病逝，同年十二月反对派开始发难，张居正满门查抄，家属饿死十多人，凡被认为与张结党的官员，统统被削职。至于他一腔心血建树的新政，更是付诸流水。

废除新政，首先从放松驰驿的限制开始，恢复权贵乘驿的特权，继而取消考成法，一切皆与新政反其道而行之，“由是，上下恬熙，法纪渐至不振。”(36)

张居正改革连同他本人全遭覆灭，恰如明人笔记《野获编》所述: “身后一败涂地”。

为什么苦心经营十年，卓有成效的改革却一朝颠覆，毫无招架之力，从客观上说有两个原因:

(一)、皇帝态度的变卦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在君主专制的时代，皇帝是至高无上的权威，张居正的威势是因为代行皇帝的权力，反对派不足与之抗衡，但这只是为时不久的特殊条件。新政初期，神宗是个不甚解事的少年，张居正是他的老师，处处听从张的指点，对改革自无二议。随着年龄的增长，神宗已成长为统治阶级的最高代表，至上的皇权刺激他无限膨胀享受一切的欲望，对张居正规劝戒游宴，节赏赐，却珍玩和勤读书的说教已有所不满，这一裂隙早就被反对派窥视在心。帝权和相权本是一组相依相克的矛盾，权高振主，遭到皇帝的忌恨，往往成为宰相的悲剧，张居正也不例外。在皇帝年幼时可以忍受的，到成年却成为削夺相权的口实。张居正暴病身亡后，反对派的发难首先得到皇帝的支持，落井下石的，乘机报复的，群起而攻之，祸延所有支持改革的官员，不到一年改革派被清洗殆尽。

十年新政，毁于一旦，皇帝态度的变卦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当执政者面临社会危机的时候，苦于谋求出路，保全统治地位，可能同意或支持改革，从而约束自己的贪欲，一朝改革初见成效，危机解除，贪婪的阶级本性又促使他们摆脱改革所带来的节制，进而废除改革。在皇帝一言定法或废法的时代，政以人举也必将以人亡。成于斯者败于斯，这是专制主义政体下政治变迁和社会改革的普遍现象。作为改革家的个人命运与新政连为一体，往往以喜剧开场而以悲剧而告终。虽然他们鞠躬尽卒为王朝解除危机，但终将成为王朝统治的牺牲品，这几乎是地主阶级改革家难以逃脱的命运，商鞅车裂，王安石郁郁而终，张居正也不例外，重蹈了他们的覆辙。

(二)、改革思想的局限是致祸之由

张居正以近民便俗为改革的依据，是超群出众的见解。但他在接受国事委托时又表示:“今国家要务，惟在遵守祖宗旧制。”(37)高度赞扬“政必法祖”(38)的精神，给新政披上“法祖”的外衣。五百年前王安石变法，“法祖”是反对改革的旗号，王安石即以“祖宗不足法”享誉青史，但这旗号到张居正手里却变成新政的法宝。固然，皇帝年幼，首辅出身的门第不高，需要借助祖先亡灵来稳定统治，这是不得已的方式。但是寓革新于法祖这种思想模式的出现，并不决定于改革家的个人品格，而是隐藏在这思想后面阶级关系的制约。16世纪的地主阶级经过漫长的岁月，已经迈过它的黄金时代，走向下坡路，一代不如一的历程，使得统治阶级的眼光愈来愈趋向保守，即便像张居正这样杰出的政治家，也越不出这个阶级局限，提不出远大的政治理想。凋零的现实给了他今不如昔的教训，国初的兴盛局面又常常令他心醉神往。“每思本朝立国规模，章程法度尽善尽美，远过汉唐。”(39)其后“法之不行，人不力也。”(40)他把明初的法制看得尽善尽美，只是由于不肖子孙违背祖制，才逐渐败落。所以他努力的目标是“守成业而致盛治”(41)，“日取祖宗之法修饬而振举之”(42)。这就是按照旧规章，绘制新蓝图。所以“法祖”对他而言又不仅是方式，? ?且恢稚缁崂硐搿!霸⒎ㄗ嬗诟镄隆钡乃枷虢现?醢彩?白孀诓蛔惴ā钡钠?牵?镄戮?翊笪?飞?U庵质爻傻纳缁崂硐耄?敖??只尘傻木?褡刺??顾??媒?〔蛔愕钠旌牛?率顾?谟敕炊耘傻亩氛?忻挥邢拭鞯钠熘模?踔粮?粤⒚嫣峁┛谑担??妨跆ň痛嗽鹉迅母锼?“谏官因事论及，必曰‘吾守祖宗法’。臣请以祖宗法正之。”(43)洋洋洒洒反对新政，用的就是法祖的名义，这就在实践上增加了改革的阻力。

打击不法权贵是新政致力最多的重头问题，其出发点是为了“严治为善爱”，告诫他们“但能守法安靖，自可长保爵禄。”(44)贯彻封建法制，打击不法权贵，是为了地主阶级的长治久安，也是为了保全权贵们永远的荣华富贵。改革体现的是以朝廷为代表的地主阶级的整体利益，其中也包含权贵的利益。这种性质决定改革与反改革的分歧，是在同一阶级内部的整体利益与局部利益之争，它们之间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这两者可以在一定条件下激化，也可以在一定条件下缓解。随着地主阶级的日趋保守，能够体恤王朝整体利益的社会力量愈来愈加单薄，即使地主阶级中最有为的政治家，其革新精神也相应地减弱，所以改革是触动不深的社会改良运动。这也决定了改革缺乏广泛的社会基础，也不可能真正摧抑豪强，往往是浅尝辄止，半途而废。以清丈土地为例，补税的范围只限于自置田地中非法占有的部分，对大批钦赐的田地，不纳粮税的不在清丈之列。凡是清出的土地，一经交税，就可以合法所有，这虽然增加了国家的税收，却不能解决土地高度集中的弊病。清丈也不彻底，欺隐舞弊的弊端，犹如鼠穴，此塞彼通，难以堵绝。所以《野获编》说: “励精之始，力杜*门，以后又渐滥觞。”

权贵的不法行为经营日久，盘根错节，对他们打击而又虎头蛇尾，不能真正铲除，只会刺激他们的不满和仇恨，以致贻留后患，一朝反扑，反遭其害。张居正身后罹难一大罪状就是“假丈量遮饰，骚动海内。”他的一番苦心招来的却是残酷无情的打击，这是一个沉痛的教训。

六、末世英雄的悲歌

作为一个改革家，张居正不愧有杰出的才干和坚强毅力。他治学，人谓: “最称严核”(45);他治家，人谓:“教子极严”(46);他治国，人谓:“有才有识，故能担荷宇宙，勿徒以权臣相拟。”(47)风云际会中形成他刚毅、深沉、傲然、机警的品格，在改革中充分展示了他卓而不群的风采。然而，他骄横、专断、偏狭，喜奢华，且好听阿谀奉承之词，致使他用人选才失误，加速新政的破灭，是改革失败的主观因素。

张居正生前起用了一批得力的改革派，其善用文官武将的佳誉已经载入史册。但他在用人方面唯一也是最大的失误，是没有及时物色一个能肩担重任的后继者。他并非是没有深谋远虑之人，但他从没有想到由于他威权独揽，气势夺人，以至没有第二个能孚众望的继承人取代他的声威。刚愎自用，偏听偏信，使他自蔽视听，不能客观地考察人选。更使他万万没有想到的是，正当58岁精力犹旺之时，一场宿疾痔疮的复发，三个月即告病危。弥留之际，匆促接受司礼太监冯保的建议，保举原礼部尚书潘晟入阁，潘本是平庸之辈，还未上任即遭弹劾而辞职，继任者是一向受到张居正垂青的张四维，此人家资万贯，倜傥有才，但品行素来不端，可他攀附权势，曲意奉承，“岁时馈问居正不绝”(48)，极尽逢迎拍马之能事。一朝大权在握立即转向，起用一批被张罢职的官员。首先发难攻击张居正的李植，就出自他的门下，废除乘驿之禁也是他的授意。继任的申时行也是张居正的助手，他以一手漂亮的文字博得张居正的欢心，于万历六年入阁，协理政务。但他的为人正如明末著名戏剧家汤显祖的评价:“柔而多欲”(49)，是个貌似宽厚，实则利欲薰心的伪君子。张四维回乡奔丧，他继任首辅后，拟旨宣布张居正“诬蔑亲藩”、“专权乱政”、“谋国不忠”(50 )等几大罪状，就是出自他的手笔。在他主政期间一切新政全都报废。如果没有这样的两面派和伪君子窃居要职，推波助澜，新政尚可延续时日。张居正英明一世，却毁于偏好奉迎，没有洞察埋伏在身边的异己分子，以致祸发萧墙，遭此败北。

张居正熟读经书史籍，对历代改革家的厄运并非无动于衷，明人史书记载说，他晚年“亦自知身后必不保”(51)，但他仍然矢志不移推行改革，一再嘱告下属: “诸公宜及仆在位，做个一了百当。”(52)充分表现出他的坚强意志和自我献身的精神。虽然他有过人的胆识和魄力，驾驭群臣有使“百僚皆惕息”(53)的威势，但他无法变更改革蕴有的脆弱性质。这是时代和阶级注定的局限，不以他个人刚强性格为转移地呈现在新政之中。

可以说，张居正的失败也是他的成功招致的必然结果，这是封建专制主义时代改革家很难幸免的悲剧。他以一农家子弟，登上宰相的宝座，推行皇亲贵戚难以容纳的新政，自是困难重重，他也不是没有沮丧的时候，在遭受困扰时，他仰天长叹: “奈何积习成风，因循难振”(54)，种种努力无异是“顾涓流徒烦于注海，而寸石何望于补天。”(55)自述“仆以孤焰，耿耿于迅飚之中”(56)。一个威权盛极一时的最大当权派，力图推进一些改良，其处境竟然像是狂风中的孤焰，摇摇欲灭。明知改革如涓流入海，寸石补天一样无改于发展的颓势，但他一如既往，不改初衷，即如孤焰置于风口，也要以那微弱的光芒照亮王朝复苏的通途。这就是一个地主阶级英雄人物的自白，也是一个末世英雄的悲歌。

张居正不惜摩顶放踵为之点燃的革新之火，为衰败的王朝赢得一度光华。明末有人说他是“救时宰相”(57)，这是褒奖，也是不幸而言中，救时者救得了一时，救不了一世。那发生在衰老机体上蓦然一现的迥光，并不能招还那逝去的青春，匆匆就被泯灭了。

在他身后迄于明亡的六十多年中，各种社会矛盾急剧地发展，一发不可收拾，再也没有一个能人志士力挽狂澜。这表明地主阶级当权派再也无能医治封建社会的痼疾，即便是有识者也不过尾随张居正的后尘，梦想“循居正成规”(58)，要求各衙门按照万历十年前的规章行事，作一东施效颦。当初大骂张居正是禽兽被廷杖致残的邹元标，竟然拖着一条拐腿，为张居正的昭雪奔走呼号，试图召回失去的新政，然而无可奈何花落去，古老的帝国大厦终于被历史的巨浪冲击得分崩离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