认为“今人勇于疑古，与昔人之勇于信古”是同样的荒谬，可视为对胡适“宁疑古而失之，不可信古而失之”说的直接驳斥。
1925年9月王国维开始给清华研究院学生讲《古史新证》，其第一章《总论》更系统地阐明了他的古史观：
研究中国古史，为最纠纷之问题.上古之事，传说与史实混而不分.史实之中，固不免有所缘饰，与传说无异，而传说之中，亦往往有史实为之素地，二者不易区别，此世界各国之所同也。在中国古代已注意此事。……然好事之徒，世多有之。故《尚书》今古文外，在汉有张霸之《百两篇》，在魏晋有伪孔安国之书，《百两》虽斥于汉，而伪孔书则六朝以降，行用迄于今日;又汲冢所出《竹书纪年》，自夏以来皆有年数，亦牒记之流亚，皇甫谧作《帝王世纪》，亦为五帝三王尽加年数，后人乃复取以补《太史公书》，此信古之过也。至于近世，乃知孔安国本《尚书》之伪，《纪年》之不可信，而疑古之过，乃并尧、舜、禹之人物而亦疑之。其于怀疑之态度及批评之精神，不无可取。然惜于古史材料，未尝为充分之处理也。吾辈生于今日，幸于纸上之材料外，更得地下之新材料。由此种材料，我辈固得据以补正纸上之材料，亦得证明古书之某部分全为实录，即百家不雅驯之言，亦不无表示一面之事实，此二重证据法，惟在今日始得为之。虽古书之未得证明者，不能加以否定，而其已得证明者，不能不加以肯定，可断言也[36]。
这段话尽管也批评了“信古之过”，但锋芒所指，主要是“近世”的“疑古之过”。如文献所载“上古之事，传说与史实混而不分”，疑古者认为是作伪，王国维则认为“史实之中，固不免有所缘饰，与传说无异，而传说之中，亦往往有史实为之素地，二者不易区别，此世界各国之所同也”。疑古者否定尧舜禹的存在，主张“时代越后，知道的古史越前”的“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说[37]，而王国维则认为是“疑古之过”，“惜于古史材料，未尝为充分之处理也”，叹息疑古者对“古史材料”过于武断。为祛“疑古”与“信古”之过，王国维提出了著名的“二重证据法”：以“地下之新材料”“补正纸上之材料”，二者互证。这样“虽古书之未得证明者，不能加以否定，而其已得证明者，不能不加以肯定”。在《古史新证》第四章末尾，王国维又进一步补充说：“经典所记上古之事，今日虽有未得二重证明者，固未可以完全抹杀也。”[38]这就是说，古书所载上古史事，得到“地下之新材料”证明者，我们应该承认，不能妄疑;没有得到“地下之新材料”证明的，也不能轻易抹杀。这种说法，不但与主张“宁疑古而失之，不可信古而失之”的胡适、顾颉刚有天壤之别，也是主张“释古”的冯友兰所不能言。为什么呢?区别就在于：王国维研究“地下之新材料”不是为了从根本上推翻“历史旧说”，不是专用“地下之新材料”来打“纸上之材料”的屁股，而是“补正”，补充、修正、印证“纸上之材料”记载的“历史旧说”。也就是说，他的“二重证据法”是以基本承认“历史旧说”为前提的，只不过认为“纸上之材料”记载的“历史旧说”还需“地下之新材料”的进一步补充、修正而已。当然“补正”是相互的，“地下之新材料”也离不开“纸上之材料”，没有“纸上之材料”，“地下之新材料”无从得解。这种“互证”关系，也只能证明王国维对“历史旧说”的基本肯定。在王国维看来，“纸上之材料”记载的“历史旧说”虽然有一定的缺陷和问题，需要“地下之新材料”的补充和印证，但基本上是可信的。而“信古”者却是“尽信古书”，对“古书”记载存在的问题视而不见，不敢正视。“疑古”者是“全然推翻古代传说”，从“宁疑古而失之，不可信古而失之”“对着干”的精神出发，认为古书的记载大多不可信，是后人的作伪。而冯友兰的“释古”虽然讲“折衷”，讲“合”，但他还是不敢基本承认“历史旧说”，只是说“‘事出有因’，亦不可一概抹煞”而已。换言之，“历史旧说”的大部分，是可以“抹煞”的。王国维也说“固未可以完全抹杀也”，但他指的是? 熬?渌?巧瞎胖?拢?袢账溆形吹枚?刂っ髡摺薄5椒胗牙迹?韵笤虮涑闪苏?龅摹袄?肪伤怠薄K?裕?绻??邢盖?值幕埃?颐腔岱⑾郑?靶殴拧焙汀耙晒拧绷剿凳俏侍獾淖笥伊郊??靶殴拧彼凳怯壹??耙晒拧彼凳亲蠹?M豕??摹岸?刂ぞ莘ā笔且曰?境腥稀袄?肪伤怠蔽?疤岬模??蛴摇7胗牙嫉摹笆凸拧彼等衔?袄?肪伤怠薄安豢梢桓拍ㄉ贰保?抵适瞧?蜃螅??颉耙晒拧保?庖唤崧酆蜕衔乃?赋龅姆胗牙肌笆凸拧笔导?奈侍馐且恢碌摹?/P>
从对待“历史旧说”的态度看，有“信古”，有“疑古”，王国维的“二重证据法”则可称为“证古”。冯友兰的“释古”[39]貌似中庸，但实质是倾向疑古的。所以我们不能视冯友兰为王国维一流，以“释古”为“证古”的理论发展。至于清华学派，问题就更复杂了。当年的清华研究院，陈寅恪虽不治上古史，但认同“历史旧说”的态度较王国维有过之而无不及;吴宓恐怕与陈寅恪不相上下。梁启超近于疑古。李济致力于考古，以重建上古史。赵元任基本无古史无涉。除梁启超的老子晚出论外，在对待“历史旧说”的问题上，冯友兰与他们并没有太多的共同语言，谈不上学派问题。所以，以冯友兰的“释古”作为清华学派治学的传统和特色，拔高了冯友兰的“释古”说的意义，是有欠妥当的。
结语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从形式逻辑的角度看，冯友兰的“释古”与“信古”、“疑古”并非同类的问题，不能将冯友兰的“释古”与“信古”、“疑古”相提并论;从实践看，冯友兰的“释古”较胡适的“疑古”疑得有过之而无不及，现行的中国哲学史排队的错误，主要是由冯友兰系统完成的;从实质看，冯友兰的“释古”与王国维的“证古”对待“历史旧说”的态度基本不同，王国维的“证古”是在基本肯定“历史旧说”的前提下，以“地下之新材料”对“纸上之材料”记载的“历史旧说”进行补充和修正，而冯友兰虽然承认“历史旧说”“‘事出有因’，亦不可一概抹煞”，但基本倾向还是疑古，所以，不能说冯友兰的“释古”是王国维“证古”说的发展，以冯友兰的“释古”作为清华学派治学的传统和特色，拔高了冯友兰的“释古”说的意义，是有欠妥当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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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见冯友兰：《中国近年研究史学之新趋势》，1935年5月14日《世界日报》;冯友兰：《近年史学界对于中国古史之看法》，《骨骾》62期，1935年5月;冯友兰：《〈中国经济史〉序》，1936年12月4日《北京晨报·思辨》第64期;冯友兰：《冯序》，《古史辨》第六册，上海：开明书店，1938年9月。
[2] 冯友兰：《近年史学界对于中国古史之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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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冯友兰：《中国近年研究史学之新趋势》。
[5] 周予同：《五十年来中国之新史学》，《学林》第4期，1942年2月;本文所引见《周予同经学史论著选集》(增订本)，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年7月版。
[6] 杨宽：《中国上古史导论·自序》，《古史辨》第七册上，开明书店，1941年6月;本文所引为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影印本。
[7] 如李学勤：《谈“信古、疑古、释古”》，《原道》第1辑303～310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走出疑古时代·自序》第3～4页、《导论》第19页，辽宁大学出版社，1994;《谈王国维先生〈古史新证〉》，纪念王国维学术研讨会论文，北京清华大学，1997。徐葆耕：《释古与清华学派》，《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5年第2期1～10页;《冯友兰与清华学派》，《冯友兰先生百年诞辰纪念文集》274～280页，清华大学出版社，1995。陈来：《冯友兰中国哲学史研究的学术贡献》，《北京社会科学》1995年第4期14～15页。王鉴平：《冯友兰哲学史方法评析》，《冯友兰先生百年诞辰纪念文集》176～177页;亦载《中国哲学史》1995年第2期。程伟礼：《信念的旅程——冯友兰传》120～121页，上海文艺出版社，1994。
[8] 冯友兰：《中国近年研究史学之新趋势》。
[9] 吕思勉：《经子解题·论读诸子之法》，上海商务印书馆，1927。
[10] 吕思勉：《先秦学术概论》，上海世界书局，1933。
[11] 吕思勉：《经子解题·论读诸子之法》。
[12] 冯友兰：《中国近年研究史学之新趋势》。
[13] 余嘉锡：《古书通例》第19～20、23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
[14] 冯友兰：《中国近年研究史学之新趋势》。
[15] 关于胡汉民等人井田说的评价，具体可参杨宽说，见杨宽：《重评一九二零年关于井田制的辩论》，《江海学刊》1982年第3期。
[16] 冯友兰：《三松堂自序》210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
[17] 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69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87。
[18] 冯友兰：《孔子在中国历史中之地位》，《燕京学报》第2期，1927年12月。
[19] 说参李学勤：《孔子与〈春秋〉》，《金景芳九五诞辰纪念文集》59～60页，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1996。
[20] 见张荫麟：《评冯友兰君〈孔子在中国历史中之地位〉》，1928年3月5日《大公报·副刊》，又载《张荫麟文集》151页，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1993。
[21] 《欧阳文忠集》，转引自张心澂《伪书通考》上册77页，商务印书馆，1957。
[22] 其中一条残“夫子曰”3字。
[23] 廖名春：《马王堆帛书周易经传释文》，《续修四库全书》经部第一册第38、39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
[24] 详见廖名春：《上海博物馆藏〈孔子闲居〉和〈缁衣〉楚简管窥》，张岂之主编：《中国思想史论集》，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2000。
[25] 廖名春：《郭店楚简儒家著作考》，《孔子研究》1998年第3期。
[26] 张立行：《战国竹简露真容》，《文汇报》1999年1月5日。
[27] 葛兆光：《古代中国还有多少奥秘》，《读书》1995年11期5~6页。
[28] 葛兆光：《古代中国还有多少奥秘》，《读书》1995年11期6页。
[29] 冯友兰：《冯序》，《古史辨》第六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
[30] 冯友兰：《近年史学界对于中国古史之看法》。
[31] 胡适：《告拟作〈伪书考〉长序书》，《古史辨》第一册15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
[32] 胡适：《自书古史观书》，《古史辨》第一册22页。
[33] 胡适：《研究国故的方法》，1921年8月4日上海《民国日报》副刊。
[34] 转引自袁英光、刘寅生：《王国维年谱长编(1877-1927)》385页，天津人民出版社，1996。
[35] 刘寅生、袁英光编：《王国维全集·书信》第437页，北京：中华书局，1984。
[36] 《古史新证——王国维最后的讲义》第1～3页，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1994。
[37] 顾颉刚：《与钱玄同先生论古史书》，《古史辨》第1册第61～65页。
[38] 《古史新证——王国维最后的讲义》第53页。
[39] 冯友兰的“释古”从名称上看，看不出其态度，所以上文认为其逻辑有问题。但实质冯友兰是倾向疑古的。从称引方便起见，姑且称为“释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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