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千人大会”前后对执政党建设的发展
反右、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给中国的经济建设带来前所未有的困难。共产风、浮夸风、强迫命令风、生产瞎指挥风盛行，中共执政党的建设出现严重问题。面对这种严峻的政治经济形势，中共第一代领导集体进行了深刻的反思，采取有力措施，使中共执政党的建设在曲折中得到进一步发展。
首先是在恢复党的思想作风方面采取了有力措施。大跃进中所犯的错误，最根本的是背离了党的实事求是的优良传统，脱离中国实际，急于求成，搞高指标，从而使国家经济建设和党的威信都受到严重影响。毛泽东等深刻认识到了这一问题，在提出经济调整任务的同时，也提出要恢复党的实事求是的传统作风问题。特别是提出要制订《党政干部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以规范执政党干部的言行。1961年1月9日，毛泽东在中央工作会议上对《党政干部三大纪律八大注意》(草案第二次修正稿)作了修改。毛泽东在解释这些条条的讲话中，强调指出：“三大纪律第一条，一切从实际出发。现在工作中主要是不从实际出发，主观主义。要整主观主义。”(注：毛泽东在中央工作会议汇报时的插话，1961年1月9日。)3月，毛泽东在中央工作会议上，进一步提出领导干部要深入实际进行调查研究的问题，提出要使1961年成为调查研究年、实事求是年。中共中央根据毛泽东的讲话，发出关于认真进行调查工作问题给各中央局，各省、市、区党委的一封信，对调查研究工作做了进一步部署。
会后，中共领导集体身体力行，率先垂范。毛泽东派出3个工作组，去湖南、浙江、广东调查;刘少奇深入湖南农村调查44天;周恩来去河北省邯郸市，朱德去四川，邓小平在北京市郊区，他们分别深入工厂农村基层调查研究，同工人农民促膝谈心，了解实际存在的问题。在中共领导集体的带动下，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党政领导干部，深入地调查研究，在全国掀起了调查研究之风。这使中共的思想路线得到一定端正，主观主义得到很大克服，解决了经济发展中的一些重要问题。中共还着重抓了对党员和干部的思想教育工作。1961年6月，毛泽东在中央工作会议上提出要在全党开展一个新的学习运动，重新教育干部。9月，中央作出《关于轮训干部的决定》，决定对全党各级领导干部普遍进行一次轮训，帮助干部进一步认识和掌握社会主义建设的客观规律，克服思想上的某些片面认识和在实际工作中存在的右的或“左”的错误。同时，中共在基层以党的基本知识和党的优良传统为主要内容，进行重新教育党员的工作，使每一个党员懂得什么是共产党，怎样做一个合格的共产党员。经过这些工作，执政党思想建设方面存在的问题得到了一定的解决，党内生活趋于活跃，经济工作也开始扭转下滑趋势。
其次，党的工作作风建设也取得较大进展。思想作风的转变带动了全党工作作风的转变。其突出表现在1962年初召开的“七千人大会”上，这是中共历史上史无前例的盛会。在这次会上，中共领导集体发扬民主，深入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主动纠正自己工作中的错误，在执政党建设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刘少奇代表中共中央作工作报告，他指出，中共这几年在某些工作中所犯严重错误的根本原因，就是由于不少领导同志不够谦虚谨慎，有了骄傲自满情绪，违反了实事求是和群众路线的传统作风，在不同程度上削弱了党和国家，以及群众组织生活中的民主集中制原则而造成的。由此，他深刻总结了坚持实事求是作风、坚持群众路线等党内生活的重大原则问题，重申了《党政干部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毛泽东则在总结几年来执政党建设经验的基础上，对执政党的民主集中制问题进行了充分论述，把充分发扬人民民主和党内民主作风，提高到关乎党和国家性质问题的高度。邓小平在会上也对执政党的作风建设问题作了重要论述。他指出：“我们党执了政，掌了权，就要担负起把国家引导到社会主义道路去和进行建设的艰巨的任务。”“我们每天每时都要注意执政党的特点，认识了这个特点，我们就能更加注意坚持党的优良传统。这样，就可以避免沾染官气，就可以避免脱离群众、脱离实际，就可以使我们的国家坚持社会主义制度。”(注：《邓小平文选》第1卷，第303-304页。)
“七千人大会”总结的这些宝贵经验，对中共执政党的建设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会后，中共以这些原则为指导，进一步加强执政党的建设。1962年8月1日，《人民日报》和《红旗》杂志重新刊登刘少奇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这部在民主革命时期曾经教育了无数共产党员和进步青年的名著，仍然是每个共产党员所必读的教材，是共产党员克服思想上不良作风，加强无产阶级意识修养的有力武器。9月下旬召开的中共八届十中全会，虽然在指导思想上，“左”的错误占了上风，但在加强执政党自身的建设上仍然取得一些进展。全会作出《关于加强党的监察机关的决定》，要求各级组织健全党的监察队伍，进一步加强对党员干部的监督。12月下旬，中央组织部又召开组织工作会议，着重讨论执政党的建设问题。刘少奇和邓小平在会上都作了重要讲话，强调：执政的党必须永远注意加强党的建设，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党的建设任务不是比过去更轻而是更重。党要管党。执政的党对干部和党员的要求，必须更高更严，一定要管好干部，管好党员。其中最关键、最中心的是管好干部，必须用更高的要求来挑选干部和接收党员，必须对干部和党员施以严格的监督。(注：中央组织部：《组织工作会议纪要》，1962年12月8日。)刘少奇在这里再次提出“党要管党”的重要思想，再次提出共产党当了权是不是会腐化的问题。他说，执政的党，有的干部可能腐化下去，如果对腐化堕落的不处理，无产阶级的政党也可能变质，这是个严重的问题。(注：刘少奇对各中央局组织部和中央组织部负责人的讲话，1962年11月12日。)
中共第一代领导集体在加强执政党建设的问题上，意见是一致的，这是“七千人大会”后党的建设取得进展的根本原因。这对中共率领全国人民克服三年经济困难，迎来经济发展的新局面起了巨大的保证作用。1963年1月，中央组织部在《关于各地贯彻执行民主集中制情况的报告》中指出：“经过半年多的工作，过去削弱和违犯党的民主集中制的情况有了很大转变：党内的民主空气活跃了，分散主义减少了，党委集体领导比过去健全了，部门作用加强了，党的实事求是、调查研究、群众路线的作风进一步发扬，广大党员、干部的积极性更加提高了。不少地方反映，现在出现了几多、几少、几满意：‘心情舒畅的多了，背包袱的少了;说真话的多了，说假话的少了;按政策办事的多了，擅自改变上级决定的少了;遇事同下级商量的多了，主观臆断的少了;深入基层调查和帮助工作的多了，坐机关、瞎指挥的少了;自下而上的批评多了，对领导不敢监督的少了’。‘委员关心全面工作，书记满意;班长发扬民主，委员满意;决议符合实际情况，基层干部、群众满意。’许多党员干部说：‘现在是出了气、通了气，顺了气，今后要争一口气。”(注：中央组织部《关于各地贯彻执行民主集中制情况的报告》，1962年10月23日。)
中共第一代领导集体始终把抓好执政党的建设放在中共中央的重要议事日程上。事实说明，什么时候注意抓紧执政党的建设，什么时候党和国家的事业就兴旺发达。正如陈云总结的那句名言：“执政党的党风问题是有关党的生死存亡的问题”。而执政党建设最关键的是要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密切联系，党的路线、方针、政策要能始终代表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也就是江泽民所总结出的“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此外，执政党的建设最终还要用制度建设来保证它的顺利进行，而不能仅仅停留在讲话、报告和政策的层面上。今天，我们虽然面临着同中共中央第一代领导集体所完全不同的政治经济形势，但这些成功的经验和遭受挫折的教训还是值得认真汲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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