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期文学情理激荡的审美张力和文学景观首先表现为理性的回归对情感、信仰和意 志的解放和提升。只有作家重新找回一度丢失的个人立场和思考的权利，才能使笔下的 人物获得深度个性，亦即情感饱满、信仰坚定、有理性的个人。“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 睛，我却用它寻找光明”，顾城的诗可谓整整一代人思想情感的投影，恢复了诗歌作为 精神探索的特质，凸显出朦胧诗最坚挺的内核——理性的反思和情感的追寻。《中国， 我的钥匙丢了》、《神女峰》、《回答》等共同标彰着独立精神和自我意识，又以心理 感觉、主观情绪为基底，在加强理性力度的同时灌注着人的声息和怀想。“与其在悬崖 上展览千年，不如在爱人肩头痛哭一晚”，舒婷深情呼唤着：“人啊，请理解我吧”， “我通过我自己深深意识到，今天，人们迫切需要尊重、信任和温暖，我愿意尽可能地 用诗来表现我对‘人’的一种关切。”[10]北岛也大声高呼“在没有英雄的年代里，我 只想做一个人”。散文由于自身规范的特定性，更适于作家心态的真实展露，便于进行 深入的追问和思考，因此催生了不少情感真挚、反思深刻的追忆性散文。巴金《随想录 》对“丢失自我”灵魂的无情拷问和真诚忏悔达到了一个时代的高度，“奴隶，过去我 总以为自己同这个字眼毫不相干，可是我明明做了十年的奴隶!……我就是奴在心者， 而且是死心塌地的精神的奴隶”。而作者之所以成为精神的奴隶，失去人的情感和尊严 ，则正是由于他“一点点地丧失了清醒的意志，放弃了作为一个现代知识分子的独立思 想的自觉和能力，也根本违背了自己曾奉为生命的自由精神和人文理想”。[11](p.197 )可见丧失理性便丧失了个人的思想和情感，成为非人，后果是可怕的。而寻回失却已 久的理性无疑是恢复人性真挚情感世界的先声。
以朴素的人道主义对非人化的封建主义和极“左”思潮提出严正抗议是启蒙文学回归 伊始催生情、理风暴的重要思想背景。《苦恋》(白桦)的女主人公临死之时在雪地上爬 出一个大大的“人”字，张一弓《流泪的红蜡烛》、郑义《离离原上草》、《枫》、宗 璞《红豆》、《三生石》等文本以启蒙理性向极“左”政治争取人的基本情感，而被刘 再复称为刘心武“第一部人道主义的优秀作品”的中篇小说《如意》中的老校工石义海 外表普通平凡，却有高贵的心灵和丰富的情感世界，他为被打死的资本家盖上塑料布， 就是因为觉得“他也是人”;他和贵族千金真心相爱，却不幸遭到社会扼杀。然而，正 如作品在将要结束时所声称的：“从那两人各执一柄如意而终于没有如意的爱情中，我 却捕捉到使整个人类能够维系下去，使我们这个世界能够变得更美、更纯净的那么一种 东西。”这应该就是经过理性涤荡的真纯的人性和情感。
情感经过理性提升之后，二者进入了一个相互冲跌激荡的启蒙阶段，新时期性爱文学 的演进构成了情理激荡的又一个重要表征。张贤亮《男人的一半是女人》、《绿化树》 等文本淋漓尽致地探索着、描摹着灵与肉的搏斗、情与理的跌宕，主人公深刻剖析自我 “总是处于不间断的矛盾之中，一面是理性的思索，忠于一个信仰，被文明约束和管制 ，一面是非理性的本能，渴求和一个活生生实实在在的肉体结合，不管她是谁”，这比 “五四”时期和新时期自然属性“释放弘扬”阶段的启蒙文学更为深沉有力，“封建专 制主义(‘全面专政’)和禁欲(禁他人之欲)主义对正常人性的摧残，似乎还从来没有像 这样触目惊心地、严肃而勇敢地、深入地得到表现”[12](p.423)。戴厚英的《人啊， 人!》所追求的正是这样一种启蒙美学的叙述姿态：“思想不但没有妨碍我的想象和感 情活动，反而推动了它们。我是一个极易激动的人，创作中更是如此。但是，任何时候 ，我都没有丧失清醒的理性，我一直不断地分析，思索自己所写出来的东西。甚至还要 暂时中断一下创作去读一点理论著作。我觉得，我对自己所写的东西认识得越透彻，我 的感情的激动就越强烈。”因此，她采取的态度是“让一切思想、逻辑都自由地活动， 让它们帮助我认识和分析生活，甚至构成我的作品的内容”。而这一切为叙述者能够以 “一切手段奔向我自己的目的：表达我对‘人’的认识和理想”[13](后记)提供了坚实 的艺术资源。得力于对启蒙叙事的自觉追求，她的文本突破了爱情婚姻题材的表层躯壳 ，在还原现代个体哲学的基础之上，对人性的丰富性进行了深入的探索和追问。同时前 瞻性地展示了对人的非理性关怀，在情感与理性、启蒙与反启蒙、伦理与道德诸种关系 场中对人性进行了艺术的重构。而最终从理性哲学的高度直逼人性之缺陷及其根源，并 在这种批判性的反思中，预示了人性启蒙前往形上思考与终极关怀发展的历史趋势。因 之，《人啊，人!》可视为该逻辑阶段启蒙创作的第一座高峰。
情理激荡产生的思想审美张力催生了新的思想情感风貌及对生活的理解。贾平凹敏锐 地捕捉到了这一思想动态，《鸡窝洼人家》在两对青年夫妻角色互换的世俗性、传奇性 表层结构背后内隐着新思想情感星火燎原的生命活力;路遥的《人生》则在道德劝诫的 外衣下掩藏着青年人灼热而感人的青春梦想、自我情怀以及强烈的生命渴望，情感和理 性的胶着激荡甚至越出了作者的思想界限。而此期理性意识最为浓郁深邃的无疑是张炜 的“秋天”系列及《古船》，其文本的特出在于以反思者的目光和理性思辨从与简单化 的阶级对立相对应的乡土叙事模式中解脱出来，追梦中国乡村广大深邃的近年来，随着现代、后现代文化语境分析、探讨的进一步深入，人性问题日益从形形 色色的伦理、道德、民族、政治等文化现象背景中显影而出，其作为启蒙文学思潮核心 脉络的历史作用及发展意义更趋凸显。新时期文学无疑是“五四”文学以来又一次伟大 的启蒙高潮，对二者之间的承接与超越性学界已积累了许多成果。这些研究大都侧重于 从冲破思想禁锢、追求个性解放等较普泛的层面加以论述，而较少在更深层次的逻辑理 路上梳理二者之间的内在关联与变异性。根据笔者的理解，文学上的启蒙精神，其哲学 基础是唯人主义的人学本体论，它的使命在于对人生的价值和意义不断叩问，对真与善 、爱与美的智慧永远追求，具有强烈的人文主义色彩、理性主义倾向与终极关怀的性质 。作为文学启蒙的逻辑前提，历史带给新时期与“五四”的文化障碍及由此激发的思想 反弹力量，具有明显的差异性。对于“五四”文学来说，“救亡”的时代主题与“立人 ”的启蒙任务是以胶着的状态纠缠在一起的，理想人格的建构与形而上层面上的人性开 掘受到过多的救亡与革命因素的干扰，纯粹的唯人主义的人学本体论难以建立起来。时 至70年代末，民族危亡问题退居其次，民族内部的政治/文化问题凸显，在经历了短暂 的社会/政治学层面的思想解放运动后，文化/人性层面的现代转型很自然地成为启蒙主 义思潮回归与嬗变的首要主题。尽管这一层面的激扬与上升的过程并非一目了然，更有 迂回曲折，但它在新时期前十年左右的时间内仍是有迹可寻的。有鉴于此，本文无意于 对“五四”与新时期启蒙文学进行全面的比较，而主要试图从人性意识之演进的角度重 新解读新时期文学的启蒙价值及其蕴含的理性内涵。具体说来，启蒙文学的上升之路大 致经历了由浅入深的三个步骤，可以人性解放“三部曲”称之。(注：需要说明的是， 这里所谓“三部曲”特指思想逻辑层面的深化过程，而非自然的时间流程，因而它与文 学史的历时性顺序并不一致;而本文所论启蒙思潮主要限于对创作文本的解读，因之与 美学思潮、理论思潮亦有差异。)
第一部曲：“欲”的释放弘扬与启蒙原动力
古希腊德尔斐神庙的大门上有一句神圣的箴言：“认识你自己!”卢梭说这句话“比伦 理学家们的一切巨著都更为重要，更为深奥”[1](p.62)。经过十年民族灾难的中国人 对此应该深有体味，认识自我，改造非我，在非人的环境中保持人的天性和价值有多么 重要，又有多么艰难。因此人们更加迫切地寻找重返“五四”启蒙精神域场的路径，渴 望重新踏上寻找自我、建构合理现代人性的现代化征途。“我是一个人，我应该有个人 的尊严”(靳凡《公开的情书》)，黑暗中这急切的人的呼叫涓涓潜流为“重放的鲜花” 那一脉珍贵的人性源头，为新时期启蒙文学思潮奠定了思想的足音。
噩梦初醒，阶级利刃留在每个人身上的创伤犹在，血泪未干，人们急不可待地在天幕 初启的那一抹曙光的照耀下检视累累伤痕。文学遭受久久压抑、扼杀之后所积聚的力量 在此刻突破、喷发，爆裂出一幕幕家庭悲剧、英雄悲剧、青少年悲剧、知识分子悲剧、 知青悲剧、农民悲剧等等，建构起一个大型的悲剧舞台，真实而多侧面、多角度地再现 了“人群很快就变成狼群，整个社会变成庞大的疯人院”[2](p.433)这样一种人性沦丧 的恐怖社会现实。不过，特定的历史文化阶段决定此期文学作为政治上拨乱反正的伴生 现象，其重要功能在于民众情绪的抒泻和人民意愿的表露，个人的伤痕被视为国家的伤 痕，文学的社会批判价值置于艺术审美价值之上，泪水遮住了眼睛，呈现出政治/社会 化启蒙大于文化/心理启蒙、思想情绪启蒙大于语言本体启蒙的历史缺陷，缺乏一种更 为深广的历史感和更为深邃的文化感，因此大部分“伤痕”创作只能说是启蒙文学的序 曲阶段。
稍后的文学作品经过这番怒潮狂涛之后增强了思考力度，希求对民族悲剧的历史成因 进行追问，个人关怀有所加强。不少文本揭示出现代迷信、极“左”思潮乃是酿成人性 悲剧和社会悲剧的思想根源，而《李顺大造屋》等文本追思的历史跨度还要久远，从小 人物的命运中折射出深刻丰富的人性内涵。在此基础上，还有不少作品不约而同地将民 族反思和个人忏悔结合起来。“反右”斗争和“文革”都是民族性的灾难和悲剧，而民 族又是由一个个的个人组成的，每个人在民族悲剧中都是受害者，但也有人迫于外力或 者自身人格的萎缩成为伤害他人的人，受害者自觉不自觉地加入这场灾难的不断升级之 中，这种反思使得作品的人性关怀得以延伸，并且与“五四”启蒙思潮取得了历史性呼 应。冯骥才的中篇《啊!》的主人公吴仲义在非人的境遇中丧失了人的理性和尊严，杯 弓蛇影，陷入恐慌，以致害人害己酿成悲剧，令人不由想起叶圣陶笔下的潘先生和鲁迅 笔下的祥林嫂。金河的《重逢》、韦君宜的《洗礼》等则通过平反复职后的老干部的反 省乃至痛苦忏悔深化了这一反思的精神意向，“受了刑的我，不能不想到我亦曾刑人” (《洗礼》)，仿佛狂人深思“我未必无意之中，不吃了我妹子的几片肉”一般。《芙蓉 镇》(古华)、《人到中年》(谌容)、《西线轶事》(徐怀中)、《西望茅草地》(韩少功) 等则在向社会索要人的价值的精神向度上更趋深入和多元。不过，上述作品固然增加了 反思的力度，其社会/政治学的视野较之“伤痕”类文学也趋于开阔，但却未能进一步 充分注入鲜活的人文主义理性精神，尤其在人性层面上小心翼翼，难以直逼其真实的源 头。与此互为印证的一个现象是，此时文化思想界的主潮尚限于重读和“回归”马克思 主义，而对西方启蒙哲学、现代人本主义、存在主义等人学思想心存犹疑。所以笔者认 为，包括某些“反思”文学在内的这类创作也并不像人们所评价的那样标志了启蒙主义 思潮的回归，仍然未能最终突破社会/政治学的坚硬外壳，其意义主要在于从外部为启 蒙文学思潮的真正深入打下了坚实的根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