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耕战入仕

战国时代，以商鞅为代表的法家，以”耕战”作为进入官吏队伍的唯一道路，完全排斥了教育、培训、教化的因素，思想、道德、文化等官员必备的素质被挤在一个十分微弱的地位上。这在战争时期，固然可以收到集中物力人力财力的速效，但时间一久，官员素质急剧下降，就是必然的趋势了。

其实，自春秋以降，各派私学兴起，庶民上层可以进入官吏队伍，统治阶级中一部分因各种原因也会失去地位，这就给新形成的士人阶层一个机会，成为特殊的政治力量。士人阶层既包括统治阶级下层，又包括庶民上层，既是官僚下层，又是官僚后备军。这一新形成的士人阶层，既有站在统治阶级立场考虑利益的趋向，又有站在庶民立场为庶民代言人的趋向。”处士横议”，士人有议政之权，几乎已经是一种职业习惯，各国国君都认可了。这就形成一种社会监督力量，对于防止官吏腐败，是一剂特殊的清洗剂。今天我们看《孟子》、《墨子》，甚至道家著作，里面对政治的批评，随处可见，就是明证!但是，自从法家商鞅一派，以耕战作为唯一的晋身之阶，士人阶层的队伍和职能，都不断破坏和缩小。这就从两个方面使社会失衡，官吏缺少监督力量，民众少了榜样和代言人，时间一长，势必造成官吏腐败，民众道德水准下降，官民对立尖锐的后果，最后则是天下大乱。中国封建社会实行法家时间一长，这种弊政就非常明显，包括汉武帝后期对匈奴的长期征战把全国拖入战时体制，同样也出现了官吏腐败，素质下降和社会风俗败坏的局面!

当一个国家的人民承担不起政府所要求的义务，不能忍受残酷的社会控制，缺乏统治官员的上下流动和表达民意的渠道时，它离灭亡还会远吗?可见，秦王朝的灭亡，法家思想是始作俑者，法家使天下分崩离析”定于一”⑸，然而它赤裸裸的统治理念和方式没有遮羞布，终于在历史的演进中败下阵来，成了一个隐藏在中国政治舞台后面数千年的”导演”。

(二)儒家的登场

儒家从来不掩饰自己对权力的热衷，这从他们教授”《诗》、《书》、《易》、《礼》《乐》、《春秋》”六艺可以看出，和周代官吏教育中的”礼、乐、射、御、书、数”六艺比较，去除了习武的内容，增加了当代史教育，以自觉加强自我修养为核心，形成一整套文官制度的教学内容。老夫子授学三千，带徒七十二人，声势可谓浩大，他周游列国，各国君主赞其论而不用其人，伤透了儒家门徒的心，那时候，正是战国纷争时代，儒家的一套，根本不适合战时体制。于是，儒学成了春秋战国时代的”未来学”，”向隅而泣”不被人理睬。

历史总是喜欢跟人开玩笑，帮助儒家权力穿孔的，是文才武略都不如秦始皇嬴政的汉高祖刘邦。历史记载：亭长出生，担任农民起义军领袖的刘邦，”好酒及色”，性情豁达大度，善于结交人，属于那种见面熟的人物。他来自平民，懂得民生的艰难，善于听取不同意见，从善如流的刘邦善于审时度势，拥护谁，反对谁，拿的很准。招降纳顺，赏善惩恶的一套也做得出色。张良是没落贵族的后裔，陈平是游士，大将樊哙是个屠夫，周勃是吹鼓手，灌婴是个卖布贩子，娄敬是车夫，韩信是渔民，彭越是强盗，这些人无论出身如何，地位怎样，刘邦都能充分发挥他们的特长。至于韩信，一生最怕者，恐怕就是刘邦，刘邦两夺军符，两次囚禁韩信，都像老鹰捉小鸡，轻轻松松。这些天生的和后天磨练的政治家素质，使刘邦成为一个开明的帝王。

1，叔孙通干仕

秦亡汉兴，民生凋敝，百废待举。儒家开始干仕。首先是善于审时度势的叔孙通。秦朝时叔孙通已经是待诏博士。当陈胜农民起义军起，秦二世召博士咨询将如何处理，众博士都说陈胜将反或者为盗，必须发兵征讨，胡亥不高兴，于是叔孙通说，几个”群盗鼠窃狗盗” ⑹而已，地方官吏就可以捕捉了。议论的结果，讳病忌医的秦二世胡亥下令将那些主张出兵征讨的博士全部拿下，奖励叔孙通”帛二十匹，衣一袭，拜为博士” ⑹。出来以后，一些人纷纷责备叔孙通”谀”，叔孙通则回答说刚刚脱离虎口，于是连夜逃亡，先投怀王，再投项王，最后降汉。在这里，我们不能简单的评价他是一个没有气节的人，在战乱时代，知识分子获得了相对独立的地位，不存在和某个政治军事集团的依附关系，所以叔孙通最后降汉，实在是敏锐观察到天下大势的明智之举。

刘邦文化不高，看不惯儒生的装束。于是叔孙通改穿楚地的短服，在那些顽固的儒生中，有一个能采取这样的姿态，自然博得了刘邦的赏识。据《史记》记载，叔孙通降汉时跟随的儒生有一百多位，可见叔孙通在当时的儒家学者中颇有声望和势力，这种情况下曲节投靠，没有非常之谋是难以做到的。

但非常奇怪的是，叔孙通向刘邦举荐的人都是一些原来当过强盗、壮士的人，儒家弟子一个也不举荐。于是儒生埋怨叔孙通不举荐他们。叔孙通解释说：汉王正在冒矢石打天下，你们不会打仗，所以先举荐斩将擎旗的勇士，你们要耐心等待，到一定的时间会推荐你们。叔孙通的这席话，并非信口胡说，而是”心有所定，计有所守”的表现。由于他举荐的人多次立功，刘邦欢喜，拜叔孙通为博士，号稷嗣君。

汉五年，刘邦已统一天下。叔孙通拿出秦朝朝仪、官制给新皇帝应用。刘邦认为过于复杂，指示一切从简。结果群臣在朝廷之上饮酒争功，拔剑击柱，刘邦又觉得这样太没有规矩。善于察言观色的叔孙通不失时机的郑重提出：夫儒者难与进取，可与守成⑹。臣愿意去征召鲁地的儒生们，与臣的弟子们共同制定朝仪。”夫儒者难与进取，可与守成”，这句话非常的厉害。翻译成白话文就是：打天下儒家不行，治天下非儒家不可。可见叔孙通已经接触到战争时期政治体制与和平时期政治体制的区别问题。秦始皇没有将中央集权制度和战时体制厘分开来，结果秦穷兵黩武，二世而亡。从这个角度出发，叔孙通的观点无疑是政治思想认识的一大进步。

于是汉高祖请叔孙通制定朝仪，他的训令只有一句话：

可试为之，令易知，度吾所能行者为之⑹。

叔孙通的朝仪草成以后，先在野外搭蓬演习，演习了一个多月，叔孙通请高祖参观演习。高祖看了，说道：

吾能为之⑹。

于是他命令群臣都学习这个新朝仪。

易知易行的朝仪制度在汉七年阴历十月长乐宫正式实行。气氛肃敬庄重，群臣按尊卑秩序喝酒，叩拜皇帝，没有敢失礼者。朝仪结束，高祖喜道：”吾乃今日知为皇帝之贵也⑹。”尝到皇帝滋味的刘邦拜叔孙通为太常，赐金五百斤。叔孙通乘机进言：诸儒生跟随臣很久了，朝仪是他们共同商议制定的，应该也封官。于是高祖将这一百多名儒生全部封为郎官。

善于审时度势的叔孙通，随着时局的变化而不断改变自己的行为方式，但没有改的是儒家的信念和干仕的决心。他的思想和行为务实而踏实，不唱高调，制定朝仪易知易行，因此得到了高祖的青睐和信任。由于他的行为，使得儒家知识分子陆续进入权力机构，为儒家的掌权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2，陆贾《新语》

儒生陆贾和汉高祖刘邦的谈话，是极有深度的。汉高祖刘邦文化水平不高，但有听书的习惯，类似于今天听学者的讲座，所以学者有接近皇帝传播自己思想的可能。汉初几代皇帝都有听书的习惯，如汉文帝也听过贾谊、晁错的讲座，汉高祖实为开风气之先的人物。

但皇帝也有不虚心的时候，这个时候陆贾就开始顶撞高祖了，文化偏低的汉高祖，治国远远高于秦始皇，一方面是他出身低微，了解民生疾苦;另一方面是他能听取不同意见，利于发挥身边有头脑的思想家的作用。像陆贾那样的顶撞，能够容忍和接受，确实拥有着豁达大度的政治家风范。

”陆生时时在汉高祖面前说《诗》、《书》，高祖不耐烦，骂他说：’老子骑在马上得了天下，要《诗》、《书》何用?”陆生说：’骑在马上得天下，难道可以骑在马上治天下吗?况且汤武以武力取天下而以文治守之，文武并用，长久之术也。过去吴王夫差、智伯极武而亡;秦代任刑而治，得到天下以后依然不变，终于亡国。假如过去秦国在吞并天下以后，实行仁义之治，效法先圣，陛下安能得到今日之天下?”

”高祖被陆贾顶撞之后，面有惭色，说：’试为我写出秦之所以失天下，我之所以得天下，以及古代国家兴亡的道理。’陆生于是扼要叙说国家兴亡的事迹，凡著十二篇，每奏一篇，高祖未尝不称赞陆贾讲得好，左右皆呼万岁，名其书曰：《新语》。” ⑺

司马迁描述的这一段历史，是极富政治表现力的。仔细归纳可以看到：第一，陆贾认为取天下和治天下，政治上有两种不同的做法，很明显的指出了战争时期与和平时期政治体制的区别问题。第二，陆贾指出，战时体制的特点是极武、任刑，也是清楚的说明了这是法家的一套;和平时期的特点是行仁义、法先王。行仁义，显然是指儒家思想可与他讲述的《诗》、《书》对照;法先王则是儒、道、墨在野派学术的共同特点：法家思想是主张法后王的。可见，陆贾已经对儒、法的不同适用范围加以区分开来，这在中国的政治思想史上，实在是了不起的成就。后来中国历史上的许多大政治家、大思想家的政治失误，往往就是不善于区分不同政治体制与不同学术思想的使用范围这个问题上失足的。比如现代史上，为什么”文革”进行到一定阶段，主持者非要拿出法家的战时体制的一套做法加以肯定，并以此作为革命还是保守的分界线;再比如，当今自由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的争执等，都是使人感到饶有兴趣的题目。

如果说陆贾的认识水平只是停留在区分开战时体制与和平体制的不同，那他和叔孙通提出的”夫儒者难于进取，可与守成”的观点没有区别，也和后来汉文帝时期的贾谊撰写的《过秦论》没有多少区别。贾谊在总结秦朝灭亡的教训时说：”仁义不施而攻守之势异也。”攻守，就是战时政治体制与和平时期政治体制的差别性问题，”仁义”是儒家的核心。仍然归结到政治体制和儒法两家学说不同适用范围的问题。

陆贾思想高于一般人的地方，在于他吸收先秦学术思想时达到了极为精细的程度。《新语·怀虑》一文中，他提出：”举一事而天下从，出一政而诸侯靡。””圣人执一政以绳百姓，持一概以等万民。”可见陆贾的高明处，在于他否定了法家的战时体制思想，而又取其封建中央集权理论。

应当注意到，陆贾在给刘邦讲述《新语》十二篇时，左右皆呼万岁，”左右”当为高祖身边的大臣和其他高级参谋人员，所以他在《新语》中确立的，得天下以后应当从战时政治体制及时转为和平政治体制的总方针，是得到汉初君臣的一致赞同的。

于是，西汉政权开始走一条”南授符印，北通和亲”的息战政策。南方，楚汉战争期间，秦代所委托的南海龙川令赵陀，受南海尉任嚣临死前的委托，代为南海尉，因称尉陀，并乘机自立为南海越王。汉高祖十一年，汉朝派陆贾为使者，承认尉陀南越王身份。北面，韩王信背汉投匈奴，汉高祖御驾亲征，结果被围平城，七天不得脱，贿赂匈奴皇后以后才得以安全退兵。于是汉高祖采纳刘敬的建议，用一个假公主嫁给匈奴国王冒顿，采取和亲政策，基本上停止了北方的战事。

南北两个方向的战事都停了下来，这才有可能改变战时体制，实行和平时期的政治体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