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润之,”章士钊是毛泽东的老乡长、老熟人,故直呼名字问道,“可否根据你的讲话精神,共同整理一份双方认同的材料呢?”
; “可以,可以。”毛泽东边说边指着邵力子说道,“行严老,您和邵老都是老报人,又都是行文高手,我看先由四老讨论,然后由您二人代劳。最后,我过过目就行了。”
“我看就由行严老一人执笔,我可以充任敲边鼓的角色。”邵力子客气地说道。
就这样,由章士钊执笔起草了一份协议要点,经讨论,遂达成如下这八点秘密协定:
(一)谈判以中共与南京政府各派同数代表为之,地点在石家庄或北平;(二)谈判方式取绝对秘密及速议速决;(三)谈判以中共所提八条为基础;(四)谈判协议发表后,南京政府团结力量与中共共同克服可能发生之困难;(五)迅速召集新政协成立民主联合政府;(六)南京政府参加新政协及参加新政府之人选,由中共(包含民主人士)与南京政府商定之;(七)南方工商业按照原来环境,依据中共城市政策,充分保障实施;(八)有步骤地解决土地问题,一般先进行减租减息,后行分配土地。
据史记载,毛泽东在会见颜惠庆等四位老人之后,又在刘仲华的陪同下单独拜见了章士钊先生。那天,章士钊分外高兴,请毛泽东上座。毛泽东执意不就,并以章士钊是自己的老乡长,又对中国共产党有过大恩大德等为由,请章士钊上座。接着,毛泽东又笑着对刘仲华说道:“仲华同志,你当年的大媒人――任弼时同志在等你。趁着我和行严老谈话的时机,你也去会会老上司吧!”刘仲华很是高兴地告辞离去。
章士钊一听毛泽东说话的内容,顿感大为惊诧;但是,他转念一想,毛泽东把他当作自己人,遂又感到欣慰。他望着走去的刘仲华的背景,难以致信地问道,“润之,这位李宗仁的高参是你们的人?”
毛泽东闻声笑了,接着又说:“行严老,您知道吗?您的老朋友,我的另一位老乡长杨度先生也是我们的人。”
章士钊听后只有下意识地感叹“老蒋岂能不败”!但是,在毛泽东看来,“老蒋是败定了,但天下还不能说就是我们的”。他正是出于这种原因,想请老乡长章士钊为共产党得天下帮个忙。
“行严老,您是上海闻人杜月笙府上的客卿,他历来对你是很尊重的。回去后,可以告诉他:上海解放以后,只要他和他们的青帮弟子站在人民一边,我们是欢迎的。”
章士钊是浮游宦海的老人了,一听就知道毛泽东已经在考虑解放上海之后,如何妥善地处理黑社会的事情了。为此,他当即答说:“我一定尽力而为之!”
诚如前文所述:在毛泽东的战略棋盘上,他预伏了一枚很重要的棋子,那就是争取湖南政坛耆宿程潜起义。在他看来,如果能把桂系分化出来,使之走傅作义的道路,那么驻节武汉的白崇禧就很自然地把湖南、广西连成一片,断掉了蒋介石退守大西南的退路;如果白崇禧冥顽不化,坚拒解放军在湖北一线渡江南下,只要程潜能在湖南率部起义,那么就会构成对桂系退守广西的威胁。所以,他对章士钊说道:“我深知行严老和湖南家乡的父母官程潜老是多年的好友,请代我转告他:为家乡和平解放多做些工作。”
对此,章士钊心里是有数的。他不仅欣然同意,而且还明确告之:“我想程颂云是会按照你说的办的。”
“另外,我再告诉您一个消息,”毛泽东有意停顿一下,“你的老朋友李济深、沈钧儒、郭沫若等几十位志士仁人,已经到达了北平。回去后,可以多听听他们的意见。”
颜惠庆等四位为和平奔走的老人,对毛泽东留下了十分美好的记忆。事后,他们都在不同的场合说到了对毛泽东的印象。其中,江庸老人还写了专文记述这次西柏坡之行:
这次谈话约一二个小时,毛主席并未说到目前时局,只是自由自在地漫谈,但从漫谈中,也很可以窥见毛主席的思想、抱负、学问、性格。我当时忽然联想到历史上一件故事,就是马援从隗嚣那边去见汉光武。他一见光武,就五体投地地佩服光武帝的恢廓大度。我见到毛主席时,也一样有此感想。拿此后的事实来证明,对杜聿明、康泽等人既往不咎;起义的傅作义、程潜诸人无不受到重用;从前参与国民党政权的一些人,因对国家有功,又身居要职;新中国一成立,就扩大统一战线,召开政治协商会议广揽各党各派、无党派人士来参与政治,其规模之恢廓,岂是汉光武所能比拟。
傅作义到达西柏坡之后,首先会见他的是周恩来。他望着周恩来那热情洋溢的样子,十分感动地说:“我戎马半生,除抗日战争外,我是罪恶累累,罪该万死。今后我要在共产党的领导之下,立功赎罪,以求得人民宽恕。”
周恩来通情达理地讲了傅作义的历史功过之后,明确表示欢迎他对自己的态度。接着,他又向毛泽东作了报告:“我已经和他交谈过了,看来情绪还好。”毛泽东听后很高兴,说罢“我去看他”,遂穿上皮大衣,戴了皮帽子,坐上吉普车前往后沟招待所去会见傅作义和邓宝珊。
毛泽东与邓宝珊是老相识了,加之北平和平解放的主角是傅作义,因此,此次会见的中心人物自然也是傅作义。毛泽东亲切地握住傅作义的手,十分风趣地说:“过去我们在战场见面,清清楚楚,今天我们是姑舅亲戚,难舍难分。蒋介石一辈子耍码头,最后还是你把他甩掉了。”
这是傅作义第一次见毛泽东。过去,他从收听毛泽东的雄文中经常猜测:毛氏很可能是一位十分“了得的人物”。但是,实出他所料的是,一开口就把他们之间的距离拉得这样近,遂油然生出一种敬慕感,同时还夹杂有某种愧疚感。但是,当他想到自己的地位时,又负荆请罪似地说:“毛先生,你好,我是四十六名战犯之一,我有罪。”
“你有功!”毛泽东断然地答说,“谢谢你,你做了一件大好事。人民是永远也不会忘掉你的!”
毛泽东这干脆的回答,打消了傅作义凝聚在心的所有疑虑。接着,毛泽东与傅作义走进会客室,分主宾落座,遂又很随便地说:“傅将军不愧是位军事家。对北平的和平解放当机立断,决心下得很快,没有拖泥带水。傅将军,这次北平和平解放,出乎我们预料之外,我们本来打算是想让傅将军在解放军攻城时,能够里应外合,配合解放军攻城就可以了。我原来估计中央军是蒋介石的嫡系部队;而傅将军不属于蒋介石的嫡系,我想中央军可能闹事,不听傅将军指挥。现在看北平和平解放的情况,比我估计的要好得多。”
由此,毛泽东与傅作义进行了无拘无束的交谈。在总评和平解放北平的意义的时候,毛泽东讲道:“傅将军,北平和平解放,可以归纳三点好处:第一点,你们准备了几百万发炮弹,我们也准备了几百万发炮弹,这样双方打起来势必会把北平这个文明古都打得稀烂,北平和平解放没有打仗,北平城里那些文物古迹都完整地保存下来了。第二点,你们准备了几百万发炮弹,我们也准备了几百万发炮弹,双方要是打起来,北平城里老百姓的生命财产就要遭受严重损失,北平问题和平解决了,人民的生命财产完全保住了。第三点,你们准备了几百万发炮弹,我们也准备了几百万发炮弹,要是双方硬打,双方的军队就会有很大的伤亡,北平问题和平解决了,双方的军队也都保存下来了,双方千儿八百万发炮弹也全保存下来了。这三点也就是北平问题的和平解决,傅将军立的三大功劳。”
毛泽东深入浅出,且只讲功劳的谈话,的确打动了傅作义的心,使他不能不又想起自己一生走过的路。当他想起那年打下张家口,自己口吐狂言,说“共产主义不适合中国的国情,中共不可能在中国取得胜利,如果中共真的取得了胜利,他甘愿给毛泽东当个小小的秘书”以后,更是愧悔难当。故说道:“我从前对毛先生进行过直接人身侮辱,指名道姓地骂毛先生,像我这样一个旧军阀,罪恶严重的人,实难挽回,实难宽恕。”
周恩来听罢一笑,从旁解释道:“过去两军对峙,互动干戈,那是难免的事,现在已经坐到一起来了,这样就很好嘛。我们的朱总司令和贺龙同志,在旧军队中干过,现在他们都是我们党和军队的高级领导,作为一段历史就算过去了。”
“既往不咎嘛,”毛泽东进一步解释道,“以前,傅将军的屁股坐在国民党反动派一边,打内战是坏事,这是事实。但是,傅将军你现在的屁股已经坐到中国人民一边来了,这是好事。我们欢迎你,人民也欢迎你,你就不必多虑了。”
毛泽东再次打消了傅作义的疑虑。接着,他们又天南海北地纵论天下大事。同时,毛泽东对邓宝珊在和平解放北平中所起的作用,也给予了充分的肯定。当谈到对傅作义部队原有人员的政策时,毛泽东显得是那样轻松地说:“我俘虏你的人员,都给你放回去。你可以接见他们。我们准备把他们都送到绥远去。”
“给我?我怎么处理?还要送到绥远去,这是为什么呢?”傅作义很是不理解地问道。
“国民党不是一贯宣传共产党杀人放火、共产共妻吗?”毛泽东沉吟片时又说,“他们到了绥远,可以现身说法,共产党对他们一不搜腰包,二不侮辱人格;可以帮助在绥远的人学习学习,提高认识嘛,这些人我们以后还要用哩!”
傅作义恍然大悟,遂微微地点了点头。
由此,毛泽东谈到了绥远问题:有了北平的和平解放,绥远问题就好解决了。可以先放一下嘛,等待他们的起义。最后,他又关切地问到在新中国成立以后,傅作义愿意做什么工作?对此,傅作义似有所想法的,他答说:“我想,我不能在军队里工作了,最好让我回到河套一带去做点水利建设方面的工作。”
“你对水利工作感兴趣吗?”毛泽东边问边看到傅作义微然点首,遂又说道,“那河套水利工作面太小了,将来你可以当水利部长嘛,那不是更能发挥作用吗?军队工作你还可以管,我看你还是很有才干的。”
对此,傅作义还能说些什么呢?唯有在共产党的领导下为人民多做些有益的事情。
二月二十五日,颜惠庆、章士钊、邵力子、江庸以及傅作义、邓宝珊等人怀着依依惜别之情告别了西柏坡,告别了毛泽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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