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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3年秋,当中国革命处于低潮时,共产党员林青奉命同缪正元(中共党员)一道从上海回到家乡毕节闹革命。他们向广大人民群众大力宣传马列主义和中国共产党的宗旨,唤醒民众觉悟,发展共产党员,创建毕节支部,填补了共产党在贵州无党组织的空白。支部又迅即将革命烈火烧到贵州各地,发展党员,建立组织,继而形成了贵州地下党系统,掀起了贵州革命的高潮。1935年元月,中央红军长征到达遵义,林青赶到遵义向党中央汇报工作后,中央决定以毕节党支部为基础成立以林青为书记的中共贵州省工委。自此,贵州地下党在党中央的直接领导下,领导贵州各族人民大力支援红军战胜国民党重兵的围剿和向国内外一切反动派进行艰苦卓绝的斗争,创造了一系列光辉的业绩。在贵州乃至中国革命史上起着极其重要的作用,给人们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对黔西北和贵州省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以及毕节开发扶贫生态建设试验区跨越式的发展都具有重要的现实主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经过历史的沉淀和实践检验,毕节地下党支部的历史地位和作用是重大的。其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在政治思想领域和意识形态方面,用马列主义的真理,中国共产党的宗旨,唤醒民众,改变人们的世界观和政治立场,树立革命信仰等最根本的问题上成效尤为突出。林青和缪正元一回到家乡毕节,就立即同毕节的有识之士,特别是正在毕节搞抗日救亡宣传活动的毕节中学的教师秦天真和同学徐健生、孙师武等人取得联系,他们以社会团体的名义成立“草原艺术研究社”,采取唱歌,跳舞,演戏,读书,讲演和深入街道、农村搞调查等多种形式,紧密联系毕节人民长期被三座大山压迫,终日在黑暗和悲痛中苦苦挣扎的实际,宣传马列主义,宣传社会主义国家苏联由工人阶级当家作主,消灭了剥削和压迫,人民过着幸福生活的榜样,宣传中国共产党的主张和红军的各项方针政策,用共产党员和红军为劳苦大众的翻身解放,艰苦奋斗,不怕流血牺牲,百折不挠,前仆后继,克服重重困难去夺取胜利的崇高精神,启发,教育,鼓励和武装群众,使人们从黑暗,痛苦,悲伤和绝望中看到了光明,看到了希望,树立了信心,明确了方向,下定了闹翻身求解放的决心,从而一个个由愁眉苦脸,顿时变为扬眉吐气喜笑颜开,人们奔走相告,一传十,十传百,由城市到农村,听宣传,看演出的人越来越多,争先恐后的挤时间出来参加活动。为了扩大和加深宣传效果,林青还亲自向草原社成员和广大群众宣讲国际歌的内容和教唱《国际歌》。高寒边远封闭的毕节山城一下子随着响彻云霄的《国际歌》春雷般地沸腾起来了!大家都争着要求参加草原社,草原社的成员由建社时的十来人猛增到两百多人。人们政治觉悟的提高和社会面貌的改变,给地下党开展革命活动,发展和建立党的组织,宣传抗日救国以及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铺垫了坚实的基础。

二、毕节地下党支部的创立,在实践斗争中客观地形成了贵州地下党的策源和发祥地,毕节也成了贵州地下党和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摇篮;以毕节两个党支部①主要成员组成的中共贵州省第一、第二届省委工委,担负着领导贵州地下党和贵州人民革命的历史使命。1934年春,林青和缪正元在领导毕节草原社进行革命活动中,特别注重发现和培养积极分子及党员的发展对象。通过近三个月实际斗争的考验,观察和了解,一致认为发展党员,建立组织的条件已经成熟,于是就决定先吸收表现突出的毕节中学教师秦天真入党,把支部建立起来后再继续培养和发展党员,壮大党的组织。党支部由林、缪、秦三人组成,林青任支部书记。建支部的同时,拟定了四条行动纲领,即:积极与上级组织直至党中央取得联系;进一步加强对草原社的领导,以毕节中学为重点,发动广大师生积极参加革命活动;建立武装,争取搞武装割据,惩治恶霸地主为穷人撑腰;搜集情报,支援红军长征和在毕节建立根据地。党支部建立不久,得知从黔军队伍中拉出一营官兵约200多人,在毕节镇雄一带搞打富济贫的毕节县头步桥人原国民党军营长范进章正在家中后,林青和秦天真亲自到范家,做范的思想工作。范早就听说共产党完全是为穷苦人的利益而斗争的,早有投奔共产党的心意,见林、秦二人登门拜访后,心情非常激动,立即表示乐意将自己带的部队交党支部领导和调遣,并要求参加共产党。林、秦当即介绍范加入中国共产党。自此,我党在黔西北有了第一支武装。国民党当局眼看革命烈火越烧越大,决心对共进行疯狂镇压。毕节山城上空突然乌云覆盖,人民又重新处于血腥恐怖的水深火热之中,屠刀直指共产党人。国民党士兵无端将林青正在小学读书的弟弟活活打死,紧接着四处寻捕毕节党支部成员。林青等为了保存实力,避免无谓牺牲,决定立即撤离毕节,实行战略转移,向云南镇雄,贵州安顺、贵阳、遵义等地挺进,利用一切关系,采取各种方式方法开展革命活动,积极创造条件发展党员,建立组织。他们克服重重困难,废寝忘食工作,结果在较短时间,安顺党支部,贵阳高中党支部,达德支部,女师支部,遵义支部等等如雨后春笋般在各地星罗棋布地建立起来。党员人数由成立时的三个人一个支部,不到一年就猛增到40多人十个支部,形成了以林青为主要领导的贵州地下党系统。1935年元月,林青到遵义向党中央汇报工作后,中央决定组建以林青为书记兼遵义县委书记;邓止戈、秦天真为委员的中共贵州省工委,领导全省工作。这是党中央和红军在长征途中建立的唯一的省级党的组织,对我党的发展壮大具有特殊的意义。

三、全力以赴支援党中央和中央红军取得突出重围北上抗日的胜利。以林青、邓止戈、秦天真为代表的毕节党支部成员,根据党中央指示在贵州省工委领导下,邓止戈、缪正元打入国民党军队内,深入虎穴,掌握电台,破译密电码,搜集军事情报,智取军事地图和敌军的战略部署等,冒着生命危险交给党中央,从各方面支援中央红军战胜困难,夺取打败蒋介石重兵围追的伟大胜利。

四、大力支持和积极配合红二、六军团创建黔(西)大(方)毕(毕节)革命根据地。红军进入毕节前,毕节地下党将草原社的200多成员集中起来分配任务,采取分片包干负责的办法,分散到各街道和郊区农村发动群众,大开店铺,张灯结彩,烧茶煨水,敲锣打鼓欢迎红军;先后动员5000多名优秀青年参加红军,组织全城缝纫工人和针线活好的妇女,为两万多红军每人制作一套新军装;动员刘熙乙等开明资本家捐给每个红军一双胶鞋一把雨伞。红军在毕节期间不但壮大了队伍,补充了给养,还办了军事学校将两个军团排以上的军官,分批分期的轮训一遍,提高了战斗力,恢复了元气。其间,除红军自身在毕节建立中共川滇黔省委员会,中华苏维埃人民共和国川滇黔省革命委员会以及毕节中心县委外,还在毕节、大方两县建立了县级苏维埃政权和毕节、大方、黔西、金沙等县的上百个区、乡建立人民政权和武装游击团(队);组建了贵州抗日救国军,任命辛亥革命时原贵州军政府行政总理周素园为司令员,中共贵州省工委委员邓止戈为参谋长。如上峥嵘岁月,所有当年在黔西北战斗过的老同志只要一提到毕节心里就感到十分欣慰。1985年元月7日原红六军团军团长肖克老将军到毕节视察和旧地重游时对接待的地委、行署领导及所有在场的人员说的第一句话是:我这次来毕节,是受王震等同志的委托,代表红二、六军团的全体指战员向毕节地区的人民问好的。当年毕节地区的各族人民对党对红军对中国革命的贡献是巨大的。我们军民之间结下了深厚的鱼水之情。大家都说在毕节那段时间里,是红二、六军团长征中的黄金时代!

五、以林青为代表的共产党员艰苦奋斗,威武不屈,为革命献身的崇高的英雄形象,给后人留下了取之不尽、用之不竭、永远受益、万分珍贵的精神财富,不论在革命和建设的各个时期方方面面都发挥着巨大的作用。就林青为例,在他24年短暂光辉的人生中,在决定生与死的关键时刻,坚决把生的希望留给战友,将死的痛苦留给自己!在赴刑场游街时两腮穿着敌人的刺刀满口流淌着鲜血的剧痛下,高呼打倒国民党反动派、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万岁等口号,轰动整个贵阳山城的那一幕幕,永远响彻苗岭乌江的天空,永远留在贵州人民的心中,传给一代又一代的后人。其形象之崇高,光辉的闪烁,力量之无穷,效应之巨大,影响之深远,真乃永垂不朽!在2010年7月的贵州日报上被誉为“贵州五杰”②当之无愧。

六、锻炼和培养了一批清正廉洁德才兼备的优秀领导干部,团结和带领各族人民反抗日本帝国的侵略,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在这些久经考验的共产党员中,有不少人后来成为省军级的领导和各条战线的负责人,对党对军队对人民政权和各项事业的建设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如新中国建立后曾担任过贵州省委副书记、副省长、省政协主席、省人大主任、省顾委主任的徐健生和贵阳市第一任市长、贵州省副省长、省政协副主席、省顾委副主任秦天真,西南局党校副校长、四川省社科院副省级顾问、省政协常委邓止戈,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二部副军级干部缪正元,北京大学图书馆长蓝运夫,中共贵州省委机关党委书记余英(女),和地厅级的宁起昆、宁赵枷、王树艺、熊蕴竹(女)、周晓山等近30人以及县、区以下大批基层领导干部,分别在不同战线上发挥着模范带头作用,积极地为党为人民为建设社会主义的雄伟大厦做出了应有的贡献。

综上所述,毕节地下党的创立,在党的组织建设,政治思想建设,特别是传播马列主义,宣传中国共产党的纲领,教育,启迪唤醒人民的觉悟,改造人们的思想,提高阶级斗争的觉悟,树立无产阶级人生观世界观,鼓舞人们立志改造社会改造自然重建河山上;在拥护扞卫党中央支援红军战胜敌人,创建革命根据地,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上,都具有不可磨灭的重要的历史地位和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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