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便认为,“书中叙述山水,多参以神怪,故道藏将收入太玄部竞字号中。究其本旨,实非黄老之言。然道理山川,率难考据,案以耳目所及,百不一真,诸家并以为地理书之冠,亦为未允。核实名,实则小说之最古者尔”[9](69)。历史大量取材于神话、传说,也正是我国传统史书史、文不分的特点之一。神话、传说之所以“为文章之渊源”,是因为“神话大抵以一‘神格’为中枢,又推演为叙说,而于所叙说之神、之事,又从而信仰敬畏之,于是歌颂其威灵,致美于坛庙,久而愈进,文物遂繁”。[10](9)历史取材于传说、神话,也是历史发展的必然,因为,“昔者初民,见天地万物,变异不常,其诸现象,又出于人力所能以上,则自造众说以解释之:凡所解释,今谓之神话”。[10](9)《蒙古秘史》是远古蒙古人由野蛮时代带入文明时代的主要文化遗产,是蒙古文化早期开放的最美的花朵,《秘史》中的神话、传说构成了蒙古民族童年时代的美好回忆。

二、与中国“讲史说话”传统的比较

中国传统的四大小说名着中,有三部与历史典籍有着密切关系,是对历史材料的世代演义和再创造。《三国演义》以前有《三国志平话》,《三国志平话》则取材于陈寿的《三国志》;《西游记》以前有《西游记平话》、《大唐三藏取经诗话》,再之前则是《大唐西域记》;《水浒传》的原型多源于《大宋宣和遗事》。离开了历史材料,四大小说名着不可能产生。《三国志平话》、《大唐三藏取经诗话》等,都是两宋时代民间说书艺术中的话本,也是我国长篇小说的先声,它们也是民间口传历史故事书面化的一个里程碑。两宋的话本,大致分为四科:讲史、合生、小说和讲经。四科虽都是民间艺人的创作,但亦有所不同。鲁迅说:“《梦粱录》(二十)影戏条下云,‘其话本与讲史书者颇同,大抵真假相半。’又小说讲经史条下云,‘盖小说者,能讲一朝一代故事,顷刻间捏合。’……“是知讲史之体,在历叙史实而杂以虚辞,小说之体,在说一故事而立知结局。”[10](115-116)话本中的“讲史”之体既然是“真假相伴”、“历叙史实而杂以虚辞”,即在历史事实的基础上允许对其进行艺术加工,那么,当然也就不能将“讲史”作为历史的着作。“讲史”话本基本上是说话人的创作,虽然它们也必须取材于“前代书史文传”,然而主要的故事情节和人物性格却出自于民间艺人的艺术创造,而且还吸收了长久以来在民间所流传的史事民间化故事。胡士莹(1901-1979)认为,“讲史”应该:一、取材历史,做不同程度的虚构;二、讲说前代兴废之事,着重于政治军事抗争;三、线条粗略,风格雄浑,长于铺叙、议论;四、基本上采用正式的书面语言,但讲说者也增饰一些当代口语,成为半文半白的文体……等等七个标准[11](102-109)。大体上看,这些要素确实构成了“讲史”文体的基本特点。从文学因素看《秘史》,它所取材的史事,所吸收借鉴民间口传历史,所进行的艺术加工,所采用的叙事结构与方法,都与中国传统的“讲史”具有相同或相似的特点。可见,《秘史》的编撰者在进行创作的时候,正如民间艺人对历史材料进行加工改造的方法一样,这也正是拙文将《秘史》与“讲史”话本进行比较的原因。

(一)叙事结构方式

宋代“讲史”中最着名的话本是《前后汉书》、《三国志平话》、《五代史平话》,现在可以看到的平话,最早刻于元代至治年间(公元1321-1323年)建安虞氏刊《全相平话》五种,《三国志平话》即居其一。《三国志平话》的叙事结构和编年体史书一样,是随着时间的变化而发展的,同时吸收了其它史书和民间口传历史的故事。就时间和空间结构而言,《三国志平话》和《秘史》的叙事结构是一样的,它们都是对历史故事、事件的讲述和记载,既有时间的连续性,又有空间故事的完整性,这种融合编年体和纪事本末体的叙述结构,在后来的长篇章回体小说《三国演义》中得到了进一步的完善,从而形成了明清长篇小说中的章回体。在叙事方式上,《三国志平话》和《蒙古秘史》一样,不时地插入其它事情以作补充和故事的发展。这和它讲说的形式是分不开的,因为讲话不可能按照时间顺序直线般平铺直叙下去。历史事件不是一件接一件单线发展的,很多事件是同时、平行发展的,说话人的一张嘴不可能同时讲两件事。所以,平话叙述中常常借助“话分两说”的插入语。比如,讲完司马仲相断案后,便“话分两说”转入汉灵帝与皇甫嵩的对话,引出地陷。接着再以“话分两说”,转入地陷之事的叙述,为黄巾起义作过渡。黄巾起义的叙述又是为了刘、关、张三人的出场做了铺垫。当一件事的叙述展开到一定程度时,便以“却说”转入它事,这种民间口传历史的书面化表述,也成为《秘史》叙事的特点。

由于历时长、人物多、事件杂,《秘史》不用插叙很难展开有条理的叙述,也不可能表现出言简意赅、文省事密的叙事文体特征。如《秘史》第一卷第8节、9节插入了阿阑豁阿的家世及朵奔蔑儿干娶阿阑豁阿的原因,第9节末一句“朵奔蔑儿干取了阿阑豁阿为妻的缘故,是这般”点了题。《秘史》中在插入叙事时,往往会用“缘故”、“是这般”等原因性提示语。插叙不仅增强了《秘史》的故事性,同时在文献记载方面也增强了历史价值。再如,第三卷116节叙述札木合和帖木真再次结安答(结盟兄弟)时,插入叙述了他们小时候第一次结安答的事。札木合在《秘史》中的首次出现是帖木真请求王罕、札木合帮助救孛儿帖的时候,如果不叙述帖木真和札木合小时候结安答一事,此处札木合对帖木真的慷慨相助就会显得突兀不通。因此,在116节末一句,作者说:“再次做了安答的缘故,是这般。”不同的是,《秘史》的标志语不是放在事件叙述的开端,而是放在事件叙述的结尾。所以,《三国志平话》叙事采用的是启下的方式,《秘史》的叙述则往往采用承上的方式。

《秘史》和《三国志平话》等说话底本在叙事结构和叙事方式上的相似性,显示出了蒙古族和汉族在历史和文学发展过程中的殊途同归。虽说前者产生于与汉族文化交流日益频繁的蒙古草原,后者产生于具有浓厚中原汉文化的民间土壤,但它们都是对本民族历史的复述与记录,而且加上了艺术方面的创造与加工。这种叙述艺术形式方面的相似性,应该说是蒙古民族文学的发展以及与中原汉文化密切交流共同作用的结果。《秘史》成书于公元1240年,在此之前,中原汉文化修养较高的耶律楚材、丘处机等人对蒙古族上层的文化影响业已产生。当时金国的大部分地方已为蒙古人所占有,伴随着的是大批具有特殊技能和较高文化水准的汉族人才涌入蒙古。据史书记载,金人、蒙古人攻克一座城池时,都伴随着这种人才迁移现象的发生。《三朝北盟会编》卷七十七记载金人攻克东京之后的情形:“金人来索……医人教坊乐人内侍官四十五人,……军器监工匠……三千余人……图画工匠三百余人……杂剧说话弄影戏小说……等艺人一百五十余家。”[12](583)《金史?选举三》有“说话待诏”的记载,隶属于秘书监。《元史?木华黎传》记载,木华黎定辽东后,“曰:‘此叛寇,存之无以惩后。’除工匠优伶外,悉屠之。”[13](2932)《元史?耶律楚材传》记载:“汴梁将下,……楚材曰:‘奇巧之工,厚藏之家,皆萃于此,若尽杀之,将无所获。’帝然之,诏罪止完颜氏,余皆勿问。时避兵居汴者得百四十七万人。楚材又请遣人入城,求孔子后,得五十一代孙元措,奏袭封衍圣公,付以林庙地。命收太常礼乐生,及召名儒梁陟、王万庆、赵着等,使直释九经,进讲东宫。又率大臣子孙,执经解义,俾知圣人之道。置编修所于燕京、经籍所于平阳,由是文治兴焉。”[14](3459)在稍后于《蒙古秘史》创作年代的吴澄那里,汉、蒙之间的文化交流、相互影响更为显着。吴澄是宋元间人,地地道道的理学家,他所编纂的给元代皇帝讲解《资治通鉴》的讲义,简直可看做是民间话本和《蒙古秘史》的翻版。

汉高祖姓刘名邦,为秦始皇、二世皇帝的时分,好生没体例的勾当做来,苦虐百姓来。汉高祖与一般诸侯,只为救百姓,起兵收复了秦家。汉高祖的心,只为救百姓,非为贪富贵来。汉高祖初到关中,唤集老的每头目来,说:“你受秦家苦虐多时也。我先前与一般诸侯说先到关中者王之,我先来了也。与父老约法三章:杀人者死,伤人及盗者随他所犯轻重要罪过者。其余秦家的刑法,都除了者。”当时做官的做百姓的心里□(注:文中缺字)快活有。大概天地的心,只要生物。古来圣人为歹人,曾用刑法来,不是心里欢喜做来。孟子道:“不爱杀人的心厮似。”前贤曾说这道理来。只有汉高祖省得这道理来。汉家子孙四百年做皇帝。我世祖皇帝不爱杀人的心与天地一般广大,比似汉高祖不曾收服的国土,今都混一了。皇帝依着世祖皇帝行呵,万万年太平也者。[15](103)由此可见,在宋、金、蒙(或元)之交,文化间的交流和影响是非常明显的。这种民族之间文化的交流和影响是否对《秘史》的创作者产生过影响,目前还缺乏直接史料的证明。因为《秘史》的作者到底是谁,仍然是个没有彻底解决的问题。但从文本对照情况看,可以肯定地说,《秘史》与汉蒙民间文学之间有着密切联系,其受汉族讲史文学的影响是极为明显的,汉蒙讲史文体的发展体现出了相似的文学发展规律。

(二)语言艺术特点

《秘史》叙事条理的清晰、语言的生动优美,是其得以进入世界文学宝库的重要因素之一。“作为一部历史文学,《秘史》的叙述语言精彩准确,形象生动,人物对话有声有色,富于个性,二者有机结合,穿插运用,往往寥寥数语,就写活一个人,烘托出一个场景。”[16](368)究其原因,这除了《秘史》作者语言应用的精炼之外,还与产生《秘史》的蒙古草原民族的生产、生活环境是分不开的。

《秘史》的语言不仅具有清新的草原气息,饱含蒙古民族传统的民间韵味,同时也是北方游牧文化历史发展的长期积累,非一人一时所能达到。《秘史》在“讲话”时大量借助日常用语或引入民间化的历史故事,这种民间化、口语化的语言特点,是“讲史”文体能够成功和吸引听众的一个关键原因所在,也成为《秘史》叙述语言的一个显着特征。汉族讲史文本《三国志平话(卷上)》在描写黄巾起兵时,曾借张角之口说道:今日汉朝天下合休也,我合兴也。若我有日为君,尔每大者封王,次者封侯,小者封刺史。[17](10)这种具有鼓动性、功利性的语言,生动贴切地表达了下层民众的心声。以利益为诱饵,正符合了普通市民百姓的口味和兴趣。同时,也利于现场表演发挥,这是“说话”在民间得以广泛传播的原因之一。张飞古城称王的那段更妙:则说小人独镇中原,近有一人引十疋马来,杀败小人。每月要进奉。在于山南一古城,自号‘无姓大王’。古城内建一宫,名曰黄钟宫,立年号是快活年。使一条枪丈八神矛,万人难敌。[17](59)“说话”的对象是普通市民阶层,不用他们的语言,不表达他们的心声,不站在他们的立场,是很难在演出市场中获得成功的。所以,民间化、口语化是“说话”艺术必须具备的特点。甚至是人物塑造、说话中也常常以“胡汉”、“牧牛村夫”和“庄农”相称。

大量吸收引用谚语、民间口语是《秘史》语言艺术的一个显着特点。这些谚语、口语化语言的使用,使《秘史》的语言带上了浓厚的草原生活气息和民族特色。如《秘史》卷二描写,诃额仑得知帖木真将同父异母弟弟别克帖儿射杀后,“将老人每的言语引证着,将他儿子每怪了”:您每如吃胞衣的狗般,又如冲崖子的猛兽般,又如忍不得怒气的狮子般,又如活吞物的蟒蛇般,又如影儿上冲的海青般,又如噤声吞物的大鱼般,又如咬自羔儿后跟的风驼般,又如靠风雪害人的狼般,又如赶不动儿子将儿子吃了的鸳鸯般,又如护巢的豺狼般,又如不疑贰拿物的虎般,又如妄冲物的禽兽般。您除了影子外无伴当,尾子外无鞭子。[18](33-34)这些比喻修辞都是蒙古人日常生活中的经验积累,是在草原长久流传的。这些生动的比拟物既是蒙古人赖以生活的物质资料,又是对蒙古人生命财产带来威胁的动物,运用在此,比喻帖木真(成吉思汗)性格的冷酷及手段的残暴,皆极为生动精妙。这些为历代游牧民口传的格言、谚语、歌谣等的精彩运用,使得《秘史》带上了蒙古民族文化的独特语言魅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