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海南省民族博物馆收藏2面。越南、马来西亚、新加坡、印度尼西亚等也有铜鼓分布。越南是仅次于中国的第二个铜鼓大国。在云南滇西地区发源的铜鼓文化,到公元前4世纪左右,顺红河东下,与越南红河流域的青铜文化融合,创造了着名的“东山铜鼓”。东山铜鼓是以越南清化省东山一带出土的铜鼓命名的,国际上称为“黑格尔I型”鼓。中国学者命名的“万家坝型”铜鼓,现在国际上称为“先黑格尔I型”铜鼓,在越南也有发现。东山铜鼓在越南北部形成发展的高潮后,很快遍及红河平原及其周围丘陵地带。由此而西,散布到老挝沙湾拿吉,柬埔寨马德望,再往西是泰国的乌汶、洛坤、程逸、清迈、万伦等府,再往南到马来西亚的瓜拉丁加奴、雪兰莪,东南达印度尼西亚的爪哇展玉、三宝垄、古突土和松巴哇等岛屿。马来西亚有多少铜鼓,现在没有确切的统计。目前马来亚发现有6面铜鼓,其中有2面存于吉隆坡的博物院。新加坡未见铜鼓出土记录,但民间收藏有铜鼓,最着名的是林氏所藏两鼓。印度尼西亚也有铜鼓分布。铜鼓出土地点主要集中在苏门答腊、爪哇和甘尼安、松巴哇、萨拉亚尔,东边的罗地、塞卢、莱狄、塞拉卢诸岛以及卡伊群岛的土瓦岛。[20]61明代张燮着《东西洋考》一书中有关于今印度尼西亚爪哇岛西北部铜鼓的记录。书中“下港”条说到:“铜鼓,即今华人所有者,诸国以爪哇为最。”卷三由此可知,铜鼓主要为印度尼西亚华人所用,并且以爪哇的铜鼓数量为最多。又载:“文郎马神(今印度尼西亚加里曼丹岛西岸的马辰),入山深处有村名乌笼里弹……夷人携货往市之,击小铜鼓为号。”卷四可见,当时铜鼓已作为乐器使用。铜鼓是泛北部湾地区一个重要的文化符号,也是泛北部湾地区各民族共同的文化特征之一。4.嗜好槟榔。槟榔是泛北部湾地区常见的一种热带棕榈科植物。槟榔主要种植地在中国的广西、广东、海南等南方地区。唐代刘恂的《岭表录异》载:“槟榔,交、广生者,非舶槟榔,皆大腹子也,彼中悉呼为槟榔,交趾豪士皆家园植之。”[23]39可见,当时交趾、两广一带大量种植槟榔。宋代周去非在《岭外代答》中载:“槟榔生海南黎峒,亦产交趾。木如棕榈。结子间如柳条,颗颗丛缀其上。”卷八又载:“自福建下四川,与广东、西路,皆食槟榔者。”卷六《诸蕃志》中亦载:“槟榔产于诸番国及海南四州……鲜槟榔,盐槟榔,皆出海南。”可见,宋时,中国海南一带是槟榔的重要产地。清代屈大均在《广东新语》也记载了海南盛产槟榔的概况:“槟榔,产琼州,以会同为上,乐会次之。儋、崖、万、文昌、澄迈、定安、临高、陵水又次之,会同田腴瘠相半,多种槟榔以资输纳,诸州县亦皆以槟榔为业。岁售于东西两粤者十之三,于交趾、扶南十之七。”卷二十五清人吴震方在其书《岭南杂记》中载:“槟榔出海南,而偏于两粤。”卷下由上述资料可知,历史上,中国南方不仅广泛种植有槟榔,而且人们以槟榔为生计。东南亚地区的热带、亚热带气候适宜种植槟榔。早在公元前,菲律宾就有槟榔存在。在菲律宾巴拉望新石器时代早期墓葬中,发现了用作石灰容器的槟榔果壳,可见早在公元前5000年之初菲律宾人已有嚼食槟榔的习惯。《梁书》载:“干陀利国,在南海洲上,其俗与林邑、扶南略同。出斑布、吉贝、槟榔,槟榔特精好,为诸国之极。”卷五四可见,魏晋南北朝时期,东南亚地区的干陀利国(在今苏门答腊岛)盛产的槟榔是东南亚诸国中的极品。由前所述《岭表录异》中的记载可知,唐时安南一带盛产槟榔。宋代赵汝适的《诸蕃志》中载:“婆国(今爪哇岛),出象牙、犀角、真珠、龙脑……胡椒、槟榔、硫磺、红花、苏木、白鹦鹉”;该书又载:麻逸国(位于今菲律宾),土产黄蜡、吉贝、真珠、玳瑁、药槟榔、于达布。元代汪大渊《岛夷志略》以及明朝张燮《东西洋考》中都大量记载了越南、马来西亚、新加坡、印尼、菲律宾和文莱盛产槟榔的情况。食槟榔,可以“辟瘴、下气、消食”。卷六关于槟榔的食用方法,周去非在《岭外代答》中有详细描述:“其法昔斤而瓜分之。水调蚬灰一铢许于蒌叶上,裹槟榔咀嚼,先吐赤水一口,而后啖其余汁,少焉,面脸潮红,故诗人有醉槟榔之句。无蚬灰处,只用石灰。无蒌叶处,只用蒌藤。广州又加丁香、桂花、三赖子诸香药,谓之香药槟榔。……不以贫富长幼男女,自朝至暮,宁不食饭,唯嗜槟榔。富者以银为盘置之,贫者以锡为之。昼则就盘更啖,夜则置盘旁,觉即嚼之。中下细民,一日费槟榔钱百余。”卷六足见槟榔广受世人喜爱,并成为人们日常生活中不可缺少的食物。食槟榔也流行于泛北部湾东南亚国家。《岭表录异》记载:“安南人自嫩及老,采实啖之,以不娄藤兼之瓦屋子灰,竞咀嚼之。”《诸蕃志》载:“三佛齐国,有花酒、椰子酒、槟榔蜜酒。”35可见,东南亚国家的先民不仅掌握了嚼食槟榔的方法,还学会了用槟榔来酿酒。槟榔除了具有食用功能外,也是礼待宾客、聘娶婚姻中的重要物品。宋代岭南一带“客至不设茶。惟以槟榔为礼”卷六。在泛北部湾东南亚地区,“交阝止(顺化)入门,以槟榔贻我,通殷勤”卷一;“丁机宜(位于今苏门答腊岛),上族客至,以扶留藤、槟榔代茗。”卷四《广东新语》载:“琼俗嫁娶,尤以槟榔多寡为辞。”卷二十五《海槎余录》中亦载海南地区黎族民俗“议姻不用年帖,只送槟榔而已”。在今印度尼西亚加里曼丹北部勃泥国,“婚聘先以酒,槟榔次之,指环又次之,然后以吉贝布,或量出金银成礼”。卷三中国与东南亚各国都有种植槟榔的历史,衍生出的槟榔文化,对各地的社会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5.信仰佛教。佛教于公元前6世纪产生于迦毗罗卫国(今尼泊尔南部),从公元前3世纪起,佛教在南海、西域各国广为传播。中国是佛教盛行的国家。一般认为,佛教传入汉地,当在西汉之际,即公元前后。当时印度进入中国的通道有西域道及南海道两条。交通既不限于一道,佛教输入之地则不应仅由西域一途。“当纪元二世纪时,交州、南海之通道,亦得为佛法输入之所必经”南海一道为佛教输入的要道,而交趾、南海之通道位于北部湾海域,可见,佛教进入中国经过北部湾海域。另外,在北部湾合浦县堂排四座西汉晚期墓葬中出土琉璃珠(即玻璃珠)1656粒、玛瑙珠13枚、琥珀6件、水晶19件、金小坠珠4粒。这些物品除了金器外,皆极少见于中国其他省份的西汉墓中,专家多认为应是外来物品。这些物品也是佛经上记载的佛教“七宝”。在墓葬中还出土陶僧俑1件,其原型当为随海船东来的僧人。由此可知,在汉代,佛教已通过北部湾沿岸传入我国。到了魏晋南北朝时,佛教在我国的传播更为兴盛。在今广西浦北县南朝城址中发现了大量佛寺特具的莲花瓣纹的圆形瓦当。莲花是佛教经典和佛教艺术经常出现的象征物,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当时可能已建有佛寺,可见佛教在当地已经得到传播。东南亚处于中国与印度两大佛教文化圈的辐射范围,佛教也是东南亚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佛教主要通过南北两个途径进入东南亚。南面是海路,主要经过锡兰(今斯里兰卡)从海上传入东南亚;北面是陆路,经过中亚,越过帕米尔高原,进入中国,南下广州,进入越南。此外,还有一条从印度东北,经缅甸而入中南半岛的途径。早在公元初,婆罗门教和佛教就传到了今印度尼西亚的爪哇、苏门答腊和加里曼丹等岛。在爪哇和苏门答腊都发现过4—6世纪的佛像。公元7世纪,在苏门答腊巨港建立起来的室利佛逝王国是东南亚重要的佛教中心。《岛夷志略》中记载了今印度尼西亚加里曼丹北部氵孛泥国“崇奉佛像唯严”。目前佛教主要分布在印度尼西亚华人聚居区。佛教在越南历史上占有重要地位。越南封建王朝建立后,佛教曾被奉为国教。马来西亚、菲律宾、文莱历史上也信仰佛教,《隋书》中就曾载马来半岛上的赤土国“其俗敬佛,尤重婆罗门”卷八二。现在在这些国家中,佛教多为华人信仰。综上所述,中国广西、广东、海南等南方地区与东南亚国家有着密切的民族文化关系,形成了椎髻跣足、干栏建筑、使用铜鼓、嗜好槟榔、信仰佛教等多种共同的民族文化特征,体现了泛北部湾地区民族文化的一体性。

(三)泛北部湾跨国民族的共同渊源。泛北部湾中国与东南亚国家地缘相连,由于历史上双方不断交往,许多民族通过迁移分居在两个或多个国家,形成跨国民族。跨国民族虽然分居不同的国度,但他们在语言、风俗习惯、信仰等方面很相似,他们是同源民族。在中国与越南边境,中国一侧居住着300多万壮族,分布在广西的防城港、宁明、凭祥、龙州、大新、靖西、那坡以及云南省的富宁、麻栗坡、马关、河口等县市。在越南一侧居住着约160万的岱族、侬族,分布在广宁、谅山、高平、河江、老街等省。132从族称来看,壮、岱、侬是不同民族,其实他们同出于百越先民中的“骆越”人,同出“百越”族系。越南的布依、都依、布那和热那四支,均出自中国的布依族,总数近3万人。主要集中分布在中国广西壮族自治区东兴市江平镇的京族与越南的主体民族京族是同源民族。中国的京族是从越南迁徙来的。京族的祖先是渔民,传说因为追赶鱼群而迁到广西东兴。东南亚的苗族和瑶族都是明清以来由中国广西、广东等地迁去的,其中,苗族约85万人,瑶族约45万人。他们的语言均属汉藏语系苗瑶语族,生活方式以山地农耕为主,过着迁徙不定的生活,家族与村寨是主要的社会组织,婚姻、丧葬、服饰、头饰、节日、禁忌、宗教等与中国苗瑶民族大同小异。中国的苗民和分布于东南亚地区的马来人在语言、民族创世神话以及风俗等方面有许多相似之处,故民族学家徐松石说:中国苗民与马来人具有异常密切的血缘。此外,东南亚地区的菲律宾、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和越南等国家的南岛语族与中国南方的古代民族有着密切关系。东南亚地区,操南岛语系语言的人又被泛称为马来人,也有人把他们泛称为印度尼西亚人。关于南岛语民族的起源问题,学术界一直没有定论。但是,近年来国内外越来越多的研究成果表明,这个民族群体与古代中国南方的民族有着密切的渊源关系,南岛语民族先民的主体很可能是从中国南方地区迁徙过去的。总之,中国与越南、马来西亚、新加坡、印尼、菲律宾和文莱等北部湾东盟国家存在众多具有历史渊源关系的跨国民族。跨国民族由于历史上的迁徙,生活在不同的国度,受各自国家政策及周边民族文化的影响,跨国民族在各方面难免发生变化,产生差异,但是“他们先民原有的某些精神文化还顽强地保存着”266。例如,中越边境的壮族都有对“天”的信仰及对侬智高的英雄崇拜。由于中国广西、广东、海南与东盟各国民族关系密切,可谓同根生的民族。

二、历史共性对泛北部湾经济合作的影响

从传统上看,中国与泛北部湾东盟国家在历史文化上有许多共同的地方,历史上的和平交往是主流。这些历史文化共性,构成了泛北部湾经济合作的历史基础,将对泛北部湾经济合作发挥重要作用。

(一)有利于运用历史文化优势,为泛北部湾经济合作提供文化动力。中国与泛北部湾东南亚国家在史前文化方面密切相关,双方的民族在长期的社会发展中形成了椎髻跣足、干栏建筑、使用铜鼓、嗜好槟榔、信仰佛教等多种相同的民族文化特征,为泛北部湾经济合作奠定了文化基础。泛北部湾地区存在许多文化共同点,这些共同点容易为双方国家认可,形成文化上的认同。例如,历史上,中国与泛北部湾东南亚各国都信仰佛教,受佛教文化的熏陶,双方在一定程度上形成了共同的文化价值观念,在经济合作中容易达成文化上的认同和理解,促进双方的合作关系。此外,近年来,每年都有来自泛北部湾东盟各国的留学生到中国学习汉文化。目前,教育部正在积极制订教育输出发展的中长期规划,拟在2020年将来华留学人数提高到50万,平均年增长10%,并期望通过中国和东盟双方的共同努力,争取实现“2020双10万学生流动计划”,即在2020年实现东盟来华留学生和中国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