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绪四年《嘉兴府志》卷32《农桑》对嘉兴府属各县耕作情况记载如下:(注:案嘉禾农事,嘉兴、秀水大略相同,至嘉善、平湖,或用牛犁牛车,海盐亦间以牛戽水,石门、桐乡二邑不甚相远。盖土壤稍殊,事力各异。旧志所载特言其略而已。)从“旧志所载特言其略”可知光绪府志所记载的情况是对以前志书的汇总,因此实际上是太平天国战争以前的情况。府志指出,嘉善、平湖使用耕牛较广,海盐次之,嘉兴、秀水、桐乡和石门耕牛较少。府志并解释了各县产生差异的原因,在于“土壤稍殊”,故“事力各异”。植桑和种稻对于翻土深度有不同要求,这决定了农民采用牛力还是人力,府志的解释是很独到的。

海盐县的情况证明了府志记载的正确。1949至1954年,海盐耕牛数量分别为8400、5952、5399、6806、8153和9189头(19),比同时期桐乡、石门两县多许多。境内耕牛分布差别很大。明天启四年《海盐图经》卷4《方域篇第一之四》记载:“近水者单车水,稍远者双车,悉用人力;高阜者戽水间用牛车,而耕仍用人云。”只在高阜地区戽水时才使用牛车,这种情况正是光绪《嘉兴府志》所说的“间以牛戽水”。

万历二十四年《秀水县志》卷1《舆地·风俗》记载:“四月刈麻麦,遂垦田,或牛犁,已而插青,用桔槔灌田,旱入涝出。”光绪四年《嘉兴府志》沿袭了上述的记载。从“或牛犁”来看,耕牛用于犁地还是有一定数量的。桔槔即水车,“端有车轴,驾牛或用人力,激水上升”(20)。崇祯《嘉兴县志》卷10《食货志·物产》记载:“本地牛最贵,用以打油、车水,非病不宰食,故本地少食牛肉者。”(21)牛的主要作用是“打油、车水”。由此可见,嘉兴、秀水有部分耕地用牛来犁地和戽水。

新编《嘉善县志》对该地牛耕的历史这样认为:“《补农书》记载,明末清初,本地还没有牛耕。清光绪后,由于宁、绍、温、台等地客农大量入境,牛耕开始传入境内。”至“清朝末年,境内始有牛市场,然后出现牛力水车。民国初年,风力水车出现。”(22)《补农书》所记载的地区并不包括嘉善,从上引光绪《嘉兴府志》的记载看,明末清初耕牛数量并不少见。新编县志对于战后移民情况的记载是正确的。嘉善是太平天国战争影响甚剧的地区之一。由于人口锐减,战后浙东大量人口迁入,也带来了耕牛和耕作技术。光绪十八年《嘉善县志》卷12《物产》记载:“牛,贩自浙东,土产为少”。其实,太平天国战争之前,该地牛耕应用就较广,耕牛就从浙东输入。

就耕牛数量而言,1933年统计全县有牛8320头;1947年水牛3097头,黄牛1851头。1950年,全县总户数5.34万,总人口20.34万,耕牛10188头,水田数55.15万亩,旱地数2.26万亩。(23)据此计算,平均每人占有耕地2.82亩,每户10.75亩,有耕牛户占19.08%,每头牛负担耕地56.35亩。耕地时无牛户多系贫农、雇农,采用铁搭耕地,或者和有牛户换工;有牛户多系中农以上,用牛拉木制犁、耙、耖。对有牛户而言,用牛耕田和使用铁搭是相互配合的。戽水时无牛户采用人力踏步车,中农以上则用牛车。(24)

按照光绪《嘉兴府志》的记载,平湖也是耕牛数量较多的县份。光绪十二年《平湖县志》卷2《地理·风俗》记载:“(采张志)凡种田,初春锹沟舂岸,入夏刈麦,遂垦田,或以牛犁,戽水亦多用牛。”张志是张力行所编纂的《平湖县志》,该志刊于乾隆四十五年(1780年),乾隆年间平湖耕牛较多。太平天国战争之后也是这种情况,1936年平湖县有耕牛2.59万头,1949年有2.57万头,耕地60.46万亩,(25)平均每头牛耕种23.53亩耕地,可见耕牛数量是相当多的。

杭州府海宁县与海盐和嘉兴毗邻,其耕牛情况可和这两县相对照。乾隆《海宁县志》卷1《土产》载当地家畜有“牛、马、驴、骡、羊、猪”等。民国《海宁州志稿》卷11《物产》记载要详细许多:“按黄牛水牛二种,用以耕稼,水牛为多;用以转磨油车,亦用水牛。面坊或用黄牛。私宰鬻肉者,假名死牛,盖屡禁不能止也。”该地以种稻为主,故水牛在当地水稻生产中得到了较广使用。

综上,海盐、秀水和嘉兴耕牛主要用于戽水,耕地则主要使用铁搭;嘉善、平湖和海宁耕牛不仅用于戽水,也用于耕地。嘉兴府属植桑以崇德、桐乡最盛,海盐、嘉兴、秀水次之,平湖、嘉善植桑不多。(26)各县植桑面积越大,耕牛越少用于犁地。三、结论

从明初一直到1950年代,桑地耕牛的少见以及水田水牛的较广使用,构成嘉湖地区耕牛的分布景观。这种地理分布的形成,受制于各地区不同的水系情况、土壤条件、作物种类和耕作技术。具体说来,太湖南部地区出于植桑的需要,耕牛以犁地浅而不被广泛使用。稻区由于犁地和戽水的需要,耕牛一直广泛存在。虽然铁搭广泛使用,替代耕牛犁地,但戽水却是无法代替的。另外,农业生产中铁搭和牛耕是配合使用的。(注:嘉善和松江府都是这种情况。嘉善的情形参见唐彩生《嘉善文史》第10辑《嘉善风俗小志·生产·农业》,1995年内部印行,84页。)

太平天国战争造成当地人口锐减和外来移民迁入,移民带来牛耕,但受自然条件和耕作传统的制约,人口锐减和外来移民并没有改变江南的自然条件、经济结构和耕作传统,江南的发展依然按照战前的轨迹进行着。人口压力造成江南耕牛变革的说法不符合历史事实。但是移民对于江南牛耕的影响也是存在的,直到1950年代,还有相当部分移民一直保持用牛犁地的习惯。牛耕的输入还带来其他一些问题,如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调查表明,一些百姓认为当地的血吸虫病即发生在太平天国战后。

〔参考文献〕

〔1〕陈恒力,王达.补农书校释〔M〕.农业出版社,1983.11,26;李伯重.曲辕犁与铁搭〔N〕.光明日报,2002-05-08;曾雄生.从江东犁到铁搭:9世纪到19世纪江南农耕技术的缩影〔J〕.中国经济史研究,2003,(1);李根蟠.中国精耕细作的两种类型和牛耕使用的变化——关于传统经济再评价的两个问题〔J〕.史苑,2005,(8).

〔2〕永乐大典·湖州府〔C〕.153.

〔3〕〔7〕〔11〕〔12〕陈恒力,王达.补农书校释〔M〕.11,27,103,101.

〔4〕〔13〕曹树基,李玉尚.太平天国战局对浙江人口的影响〔J〕.复旦学报,2000,(5).

〔5〕葛庆华.近代苏浙皖交界地区人口迁移研究(1853-1911)〔M〕.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2.180.

〔6〕吴翯皋,程森.民国德清县志·食货志·农桑〔Z〕.成文出版社,1970.2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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