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选择这种能够有利于统一和统治罗斯的宗教，弗拉基米尔进行了充分的考虑，而此时“信奉伊斯兰教的伏尔加河保加尔人、信奉犹太教的卡拉尔人、信奉主教的日耳曼人和信奉东正教的拜占庭希腊人都向弗拉基米尔推荐他们的宗教”(姚海：《俄罗斯文化之路》，浙江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P7)他认为伊斯兰教不适合罗斯，因为罗斯是没了酒就活不下去的，如果推广这种宗教必然会遭到更多罗斯人民的反对;同时，他也拒绝了犹太教，因为他认为“犹太教的神不够强大，甚至不能够保护自己的子民留在耶路撒冷”(姚海：《俄罗斯文化之路》，浙江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P8)，而这正是他所不想看到的;至于罗马天主教和希腊正教也有所不足，他们都需要实行一定时间的斋戒。而此时，他派遣出去考察不同宗教国家的大使团回来向他报告说“在伊斯兰教徒中没有欢乐，在罗马天主教徒的仪式中看不到荣耀” (姚海：《俄罗斯文化之路》，浙江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 P8)，而相反，在拜占庭的教堂里，能看到人间罕见的光辉壮丽，那“圣索非亚大教堂的富丽堂皇，教徒们身上的华丽服饰，有皇帝与随行人员、主教与众多神甫参加的极为隆重的宗教礼仪，芬芳的神香，唱诗班唱出的沁人心田的歌声等”(〔俄〕T.C.格奥尔吉耶娃《俄罗斯文化史——历史与现代》第二章)，令人不知道自己是置身于天堂还是尘世。而这些，都给了弗拉基米尔以及罗斯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而且，基辅大贵族们还告诉弗拉基米尔“如果说到法律问题，你祖母奥莉加所接受的希腊法律可谓人类最有智慧的法律”《俄罗斯考古协会东方部札记》//圣彼得堡：1896 第九卷 P262——P267)。于是，弗拉基米尔权衡罗斯已经建立的经贸、军事和社会政治等方面的关系，便选择了拜占庭的基督教。

事实上，早在9世纪时，就已经有罗斯人接受基督教的记载了。9—10世纪，罗斯与拜占庭的关系主要是靠贸易和战争实现的。而这些，不仅是促进了罗斯的封建化进程加快，也使得拜占庭的基督教文化有意无意地对罗斯进行渗透。945年，基辅大公伊戈尔对拜占庭发动的战争宣告失败，无奈之下与拜占庭签订了媾和及通商条约，其中除了罗斯割让克里米亚等条款外，还有一条是非常的重要的，那就是关于允许基督教徒在罗斯进行传教的内容。而当时，负责与拜占庭进行谈判的罗斯使节中，则不乏有信仰基督教的人存在，他们签约时是在一个十字架前宣誓并遵守条约的。而957年，伊戈尔的遗孀——基辅女大公奥莉加也前往君士坦丁堡拜访拜占庭皇帝，并且让拜占庭皇帝和总主教一起为奥莉加施了洗礼，皈依了基督教。如果说这仅仅是上层阶级而已，那么当时的信仰基督教的也有着许许多多的士兵和商人。在罗斯，“士兵和商人往往是二位一体”(曹维安：《俄国史新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版，P36)的，而“改变信仰对于那些脱离了自己部落的而在外闯荡生活的士兵来说并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曹维安：《俄国史新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版，P36)。通常，部落的多神教信仰认为存在着某种不可预知的神秘力量，而人们只要通过祭祀等活动就能够了解并对其施加影响。“这种神秘力量的观念往往与部落的习俗，与具体的地方特点，与居民所从事的独特职业相结合。因此，脱离部落生活方式或者社会生活复杂化，都会使人们对传统信仰提出疑问，促使人们去了解更发达的宗教观念”(曹维安：《俄国史新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版，P36——P37)。这样，作为部落社会生活中最积极的部分——士兵们就首先越出了传统多神教信仰的框子，对新接触到的宗教——基督教表现出了较大的兴趣。而同时，基督教也已经在基辅城内有了一定的影响，基辅城内已经建造了圣伊利亚大教堂，而基督教的经书也通过了保加利亚传入了罗斯。

在决定了以拜占庭基督教作为罗斯国教后，弗拉基米尔为了尽快将基督教带进罗斯，他不仅决定要洗礼，还要娶拜占庭的安娜公主为妻。在公元987年，弗拉基米尔的受洗仪式以及他与罗马帝国的继承人安娜公主的结婚典礼在他收复的科尔松(现在叫赫尔松)举行。公元988年，弗拉基米尔带着新婚妻子和一批拜占庭神父以及圣像和法器回到了基辅。他下令把多神教的木制神像通通用火烧掉或扔进河里，并下令其统治下的基辅公国无论男女老少，老爷与奴隶，都要走进第聂伯河中接受圣水的洗礼，而来自希腊的神甫们与弗拉基米尔跻身站在河岸上，一边为他们做洗礼祷告，一边为每个在河里接受洗礼的人命名。在989年，他在沃而霍夫河里为诺夫哥德人举行了受洗仪式。而在诺夫哥德附近德切尔尼戈夫城里的人们只是到了992年，才接受了基督教的洗礼。随之，基督教在基辅罗斯全国传播开来了。

罗斯受洗后，拜占庭的皇权神授观念传到了罗斯。神父们在对新罗斯基督教徒说教的内容中，宣传这种皇权神授的思想是不可缺少的。在他们的渲染下，“大公政权被蒙上了一轮神圣的灵光，他的统治被说成是神的意志。教徒们被要求敬畏上帝，崇拜大公，在做上帝的奴隶时，也要做大公的奴隶”(姚海：《俄罗斯文化之路》，浙江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P15)，这无疑是提高了基辅大公在罗斯的威望。基督教与国家政权的合作，成为了不同地域的民族联合为文化和政治共同体的统一力量，大大增强了罗斯国家的凝聚力，缓和了多民族国家形成的过程中所引发的那些不可避免的矛盾冲突，加剧了罗斯的统一。基督教成为了维持古罗斯国家统一的思想基础。换句话说，罗斯“并不是在单民族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而是在统一宗教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曹维安：《俄国史新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版，P44——P45)。不过，基辅罗斯的政治制度并没有仿照拜占庭的模式形成中央集权，基辅大公把土地分给封邑王公，对于大公之位的继承问题也没有明确的制度，造成了后来12世纪时的基辅罗斯分裂为许多独立的公国。但是尽管如此，在封建分裂和蒙古统治时期，统一的罗斯基督教一直是罗斯共同体和民族的自我意识的标志，并成为以莫斯科为中心的俄罗斯中央集权专制国家的精神支柱。

弗拉基米尔除了在罗斯内采纳拜占庭基督教的敬拜仪式和鼓励修道院制度之外，为了获得更多罗斯人民的支持，还认真的西去了基督教的教导对于社会的含义，并将其付诸社会。在弗拉基米尔看来，基督教的一个美德就是夫人对穷人和赤贫人群的怜悯。在受洗之后，弗拉基米尔首先开始的是关心病人和穷人。根据史书记载，弗拉基米尔“吩咐所有的乞丐和赤贫者到大公的庭院来并且向每个大公征收必需品、饮料、食品，向管家征收钱款”而将食品分送到那些不能来的人、无劳动能力的和病人的家里。这从而使得原在罗斯受洗之前的被称为农奴的罗斯最低层居民，成为了受社会所优宠的阶层。他们不仅成为了“最基督化的阶层”(〔俄〕，德•谢•利哈乔夫：《解读俄罗斯》，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P54)，也成为了最拥护弗拉基米尔统治的阶层。另外，弗拉基米尔将拜占庭的法典引入到罗斯社会，他确信最残酷的刑罚和虐待从他们的中间消失了，因此，在基辅罗斯没有死刑，也很少动用肉体惩罚和拷打等惩罚手段。关心穷人，轻刑罚，虽然是弗拉基米尔为了巩固统治而实施的措施，但是，在当时，这些措施的确是有利于缓和当时的阶级矛盾，稳定社会，加强弗拉基米尔的统治，更有利于罗斯的统一。

罗斯的基督教化和统治家族与拜占庭的宫廷贵族的结亲，使得欧洲国家逐渐的改变过去认为罗斯是野蛮之国的想法，从而使得罗斯能够在平等的基础上进入了了欧洲民族大家庭，跻进了欧洲文明国家的行列。弗拉基米尔女儿嫁给了玛利娅多勃罗格涅娃嫁给了波兰国王，弗拉基米尔•斯维亚托斯拉维奇的儿子斯维亚托波尔克娶了波兰国王波列斯拉夫•赫拉勃盾的女儿为妻。这与原先弗拉基米尔要娶安娜公主还要通过武力是不同的。

弗拉基米尔当政后，正如马克思在《十八世纪外交史内幕》中讲到的，为了“把北方征服者的军事统治同拜占庭皇帝后裔的神权专制制度合为一体，从而成为他的臣民在地上的主人和地上的庇护者”，他把基督教变成了罗斯的国教，从而借助它促进了罗斯封建关系的形成，巩固住大公的权力，发展文字教育，加强了罗斯与拜占庭的经济文化联系，提高了罗斯在欧洲的政治地位和影响力，更重要的是，有利于罗斯的统一。

主要参考文献：1〔俄〕，德•谢•利哈乔夫：《解读俄罗斯》，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P54。

2 曹维安：《俄国史新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版，P44——P45。

3 姚海：《俄罗斯文化之路》，浙江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P15。

4 马克垚：《世界文明史•中》，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P312。

5 朱达秋、周力：《俄罗斯文化论》 重庆出版社2004年版，P63。

6〔俄〕T.C.格奥尔吉耶娃《俄罗斯文化史——历史与现代》第二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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