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军事工业的运行，“非铁不成，非煤不济”成为洋务派官员的共识，由此引发了洋务派创办民用工业的高潮。

笔者认为，这一举动意义非同小可，它不仅引发了中国资本主义的产生，并且可以说民用工业中的一些官僚总办、帮会办本身就是资本家。这一时期的民用工业主要以官办、官商督办、官商合办、商办等形式出现，而以官督商办最为引人注目。“所谓‘官督商办’，就是以招商的方式，在政府监督下，利用商人资本创办民用工业。”[11]这些“官督商办”企业都采用股份公司的形式。“统计数字表明，在轮船招商局初创之时，如购买一股股票，即投资一百两，到1883年6月，经10届结账分红，股息所得，累计已达一百两。”[12]更有甚者，中国第一家证券公司“上海平准股票公司”于1882年10月24日正式开业，这样，通过直接投资或购买近代中资企业的股票，很多人转化为资本家。另一方面，“一部分封建官吏以李鸿章等人为靠山，直接参与‘官督商办’的经营管理，逐步转化为中国早期资产阶级的另一种类型——中国早期官僚资本的人格化身。”[13]至此，历史期盼已久的中国资产阶级就这样诞生了。而在他们身上，有着鲜明的特点：其一，他们建立了一种新的生产关系;其二，在他们的经营管理下，这些企业都使用或参用机器和近代改良工具;其三，这些人的日常生活也不可避免地发生了不同程度的改变。这一切改变了传统封建小农经济的思维模式，商品经济规律初步使他们的眼界更加开阔起来。

中国早期工业化的步步推进，最终在投资布局上形成了沿海内江五个重点地区：以上海为龙头的长江三角洲工业区;以天津为中心的津沽唐秦廊状地带;以武汉为中心的江汉地区;以福州、台湾为中心的、遥相呼应的海峡地区;以广州为中心的珠江三角洲地区。这也是近代中国工业的初步布局，这些工业区即使在现代也还发挥着重要作用，一些历史悠久的工厂探究它们的产生有相当一部分可以追溯到洋务运动时期，由此也可以看出洋务运动对现代中国的影响之深，也更能说明洋务运动是中国近代工业化的开端。

这一时期，随着与欧美列强交往的增强，洋务派对近代国际关系也有了一定的了解。由西方输入的均势观念，是洋务派认识近代国际政治秩序的重要理论依据，并对清政府的外交政策趋向产生了潜在的影响。他们对世界军事格局的理解，集中体现在对资本主义中心地带欧美形势的认识上。他们认为：“就天下大事而论，为春秋时一大战国，德比之于燕，奥比之于楚，英比之于晋，法比之于齐，俄比之于秦，五方并峙，约纵连横。”[14]虽然均势之格局是大国实力竞争的结果，但对于均势机制在国际政治中的制衡作用，洋务时期的国人还是做了充分肯定：“夫各国之权利，无论为君主、为民生、为君民共主皆其所自有，他人不侵夺。良以性法中决无可以与甘为人夺之理，故有均势之法，国无大小无法不立。”[15]“按万国公法，欧罗巴大洲内，倘国势失平，诸国警惕张皇，且同协力压强扶弱，保其均势之法。盖一国强盛过分，恐其不尊公法而贻患邻国也。”[16]洋务时期国人对均势原则和国际格局的理解和认识，目的是寻求中国在现实国际环境中的立足之道和因应之策。在不断遭受侵略的现实处境中，利用列强之间相互制衡的均势局面，以解除中国所面临的危险，成为洋务派的共识。“尤其是在藩属问题上，以开放为手段均列强之势，被国人看作最可行的政策。”[17]所谓钳制之术，“莫善于此”。[18]虽然洋务时期的均势观并不能称为完全意义上的近代国际观念，而是在历史经验、传统驭外政策与西方政治原则共同诱发下的混合观念，并且热衷于对均势制衡作用的渲染。对均势道德意义的强调，又使他们倾向于把均势作为维持国际和平、抑制战争攘夺的正义性原则。但这毕竟标志着中国华夷秩序观向近代世界观的演变，其积极性不容抹杀。

总之，这一时期，随着中国的门户洞开，洋务运动兴起，以近代工业化为主体的早期现代化进程也由此启动。作为它的第一阶段，我们可以说它的这一步走得并不坚实，并不平衡。但是考虑到当时中国的具体国情，我们也就会理解为什么这一步走得如此艰难，也会明白这一步迈出的重要意义。不管怎么说，它的这一步是迈出了，不论迈出得是好还是坏，它的使命算是完成了。

参考文献

[1]、[5]、[9]、[12]、[13]卢伯炜《洋务运动与中国现代化》.《苏州大学》，2002/4。

[2]李时岳《洋务运动的历史任务及其他》.《历史研究》，1989年第4期第174页。

[3]《李文忠公全集·朋僚函稿》，卷2，第46页。

[4]《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71，第17页。

[6]杨灏成《默罕默德·阿里改革的几个问题》.《世界历史》，1980年第5期。

[7]井上清《中国的洋务运动与日本的明治维新》.《近代史研究》，1985年第一期。

[8]《共产党宣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

[10]王韬《格致书院课艺》，壬辰年卷上，第37页。

[11]王小侠《晚清洋务运动“官督商办”制度探论》.《社会科学辑刊》，2002年第5期，第122页。

[14]王韬《格致书院课艺》，壬辰年卷上，第20、21页。

[15]郑观应《盛世危言·公法》.《郑观应集》上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387页。

[16]陈虬《经世傅议》，卷4，光绪十八年刊本，第7页。

[17]田清《均势观与洋务时期的对外观念》.《社会科学研究》，2002年第4期，第111页。

[18]《清季外交资料》卷16，第16、1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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