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在有些聚焦家族或村落历史变迁的书写之中，原来那种从传统走向现代、从落后走向先进、从失败走向胜利、从黑暗走向光明、从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旧中国走向扬眉吐气的新中国进而走向世界大同的共产主义等具有启蒙现代性性质的革命信念，则又回到古老而传统的历史循环论了。在刘震云的《故乡天下黄花》中，马村的历史从民初以至文革，几乎就是围绕着两个家族的个人恩怨而展开的一系列厮杀，无论推翻满清的革命，还是国共合作的抗日，及至后来的国共内战、土地革命以及文化大革命中的武斗，都在这个小村的细微历史进程中产生了或大或小的影响。也可以说马村的人都积极地参与了宏大历史的书写，但这些被写进历史教科书的东西，在马村却都成了家族恩怨的因由，黑白分明的敌我斗争也成了将对手至于死地的借口，凶杀、仇杀、情杀及绝望关头的自杀，一幕接着一幕地上演，然而全然没有人如醉心于启蒙现代性社会改造方案的启的知识分子那样，把自己这种参与和社会发展的特定阶段相联系起来。杨争光的《从两个蛋开始》也几乎是对刘震云的马村故事的简单重复，村名换成了符驮，两个家族的争斗换成了借助阶级出身而当上村长的北存的长期野蛮的统治。北存变着花样以革命的名义来满足自己的权力欲望和情色需求，而那些村民为了实惠，也不断地给他包括性在内的满足。他在革命叙事占统治地位的年代里，几乎成了符驮村中的土皇帝。当他从村头的位置上退下来之后，儿子成了村里的一把手，他的性问题却遇到了麻烦，没有村中的妇女愿意投怀送抱了。这时候因改革开放搞活市场的缘故，村中开始有了妓女，他最后拉开脸去了一次，结果却怎么也无法再展昔日雄风。这种权力更迭的隐喻也正是历史循环论的另类表达，而在这里，革命似乎只是亘古不变的人性借以搬演的道具，大历史于是成了小历史的最为便捷的注脚。

所以，当这些作家们以人性化的名义、以道德化的姿态、以所谓个人体验的方式进入革命历史的时候，他们已经作为一个被结构化的符号，一方面存在着以往的革命叙事所留下的刻板印象，一方面承载了后革命氛围中的解构革命神圣性的自觉义务。以往的革命叙事在新旧中国之间建立了一种等级秩序，旧社会的一切所谓丑恶都是革命所斗争的对象，而通过革命斗争，为新的社会的发展指出光明的前途，然而如今的改写者要么通过对革命神话的翻旧出新，要么通过对人性化历史情景展开，要么通过对革命神话中启蒙现代性话语的追问，将那些高大全的英雄主义、绝对忠诚的信仰、苦大仇深的阶级对抗以及线性发展的逻辑，都别有用心地翻晒出来。

人们对过去的刻板印象经人道主义、人性论或者精神分析的一番描述，却发现历史不但存在多种的发展的可能，粉碎了只有革命才能救中国的神话，而且革命也不是最好的选择反成了无数人道主义灾难的根源。但吊诡的是，这般制造人道或人性与革命叙事不可通约的结果，不但无法找到除革命外还有什么更稳妥的改善社会黑暗和人性凶残的办法，而且既承认人性如此不可救药，那么告别革命或认同现存秩序，难道不就是人们的唯一的选择?这个问题也许并没有一个完美的答案，因为当把革命的原始教义丢在一边，却只顾展览其罪恶的时候，任何解构革命的行为就只能是革命的影子。当整个社会都以人道主义或人性论的策略反思革命的虚妄、盲目、非理性以及戕害人之尊严和生命的时候，把革命拉下神坛的行为很难说是英雄主义的壮举了。反革命的姿态不再是激进的，所有反对英雄主义的个人也无法和英雄划上等号，而失去了英雄称号的英雄行为，恐怕只能当作是对在制造消费革命资源的文化生产了。所以革命及其历史的宏大结构与人性化的日常图景虽然交相呼应，但却很难再一本正经起来，所以游戏成了他们出入大小历史的唯一态度。

国家意识形态总会不时地通过特定节日的纪念活动，如举行纪念晚会、参拜仪式、纪念征文、献礼影片及爱国主义教育展等，来强化我们的革命记忆。尽管这些记忆形式提供给了越来越多的革命历史的细节，甚至有的时候，它们之间还会以相互矛盾的方式，给我们以猜测和遐想的可能，但从总体上讲，却还是服务于既定的意识形态目的，让我们既不要忘记历史又不要重复历史。然而，在这样的权威革命历史阐释之外，寻求历史发展的另一种解释或者可能的叙事，却也早已经是蔚为大观了。“过去的形象一般会使现在的社会秩序合法化”1，这一历史记忆的潜规则，是否适用于有着解构革命历史意图的叙事呢?

参考文献：

1选自保罗·康纳顿的《社会如何记忆》，纳日碧力格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3页。这种对过去与现在之间的交换关系的揭示，在莫里斯·哈布瓦赫的《论集体记忆》中也有相应表述，毕然、郭金华译，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2年版，第81-86页。

2 转引自海登怀特的《讲故事：历史与意识形态》，收海登怀特著，陈永国、张万娟译的《后现代历史叙事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348页。

3 选自《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20页。

4 选自李锐《银城故事·题记》，《收获》2002年第一期，第150页。

5 参阅李锐与钟红明《<银城故事>访谈》，长江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第203页。

6 选自李洱的《花腔》人民文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4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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