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国以后，尤其是在1954年后，对于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国近百年历史，学术界一般均以“半殖民地半封建”予以界定，这就从理论上将阶级斗争视为贯穿整个近现代中国历史的基本线索。近百年中国丰富多变的历史被描绘成帝国主义及其走狗，一步一步地把中国变为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以及中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前赴后继进行民族革命和民主革命的过程，而对近代中国社会文化、生活生产方式、社会结构和普通民众心理心态等方面的逐步变化却完全忽视，以至于到八十年代中期庞朴先生还不无遗憾地指出：

多年来，我们从文化角度研究历史的工作做得太少了。我们还没有文章和典籍从“一场最广义的文化冲突”角度来阐明自己的近代历史。作为被侵略、被损害、被凌辱者，我们难免义愤填膺，把中国近代史直观地描绘为斗争史、反抗史;而难得站得更高一点，从太空俯瞰蕞尔小球上所发生的这一切，至少从人类历史长河来估量这刹那的瞬息。如果一旦试着如此做去，那时我们便将摄像镜头推向文化的变迁，有如我们今天用“文化”去界分遥远的龙山时期，大汶口时期那样;因为历史留下的积极成果，正在于文化方面的贡献，而那些喧嚣一时的政治风云，很快便从记忆中漾去，沉淀下来的只是文化类型而已[(7)]。遗憾的是八十年代以来，史学界产生的这种理论自觉，并未得到健康自由深入广泛的讨论，“重写历史”还只尴尬地停留在“美好愿望”的阶段。

“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我简称“双半说”)理论由于受到当时国际国内历史情势的影响，明显带有战时文化政策强烈鲜明的政治色彩，它是从当时异常尖锐、激烈的国际国内的民族斗争和阶级斗争的实际出发，从宏观政治的视角考察近百年中国历史的。在那种政治气氛下，不容许也不适宜对中国近现代史作深入的反省和文化上的梳理，而作为指导近半个世纪历史和文化研究的纲领性理论，其局限性也将随时代的发展越来越明显，八十年代以来，学术界对这个框架的质疑与讨论证明了这一点。其实，问题并不在于用什么样的概念、理论、话语对近代史进行概括，比如有人认为：“资本主义近代化是近代中国的发展线索。”或有人认为“近代中国更为深刻的还是因文化结构逐步展开的文化冲突”等等观点，而关键在于我们的历史观念和研究方法的更新。任何历史研究都是暂时的，有待修正而非盖棺论定的。只有这种把历史的阐释看成是暂时的理论自觉，才能使我们与永恒的不断变化的历史过程保持连续不断的联系，才能使我们永远充溢着对历史重写的激情，一旦忽视了这种自觉，便很容易巧托真理而以偏概全，使历史研究僵化不前。

在承认这种历史的开放意识的同时，我们还必须树立历史的整体意识，也就是说，一方面必须看到，具体历史的全部记载是无法做到的;另一方面，如果我们确实想使选择的历史细节获得任何意义，能够作为整个历史长河中浓缩的瞬间，历史的整体意识是不可或缺的。历史的整体意识强调的正是一种逻辑的、内在联系的因素，这是我提出“五四学”概念的最基本的出发点。“五四学”着眼的正是其“作为整个历史长河中浓缩瞬间”的特征。近代中国历史变革的诸多命题如传统与现代，秩序与变革，保守与激进，民主与自由，以及新与旧、体与用之间的冲突，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得到最集中，规模最大，矛盾最激化的呈现。而且，我们还可以发现这样一个事实：“五四”的诸多命题在历史发展过程中曾经反复出现，而且总是迫切要求重新获得完满解决的方案。这些问题之被提出，常常是由于本身的缺陷和内部的矛盾。因此，在思想史上反复出现的不仅仅是思想的主要问题，而且还有谋求解决问题的主要方式方法。如，五四以来，近百年中国历史的发展有许多令人困惑不解的问题：五四时代自我和个人意识的觉醒为什么渐渐漫灭在集体和民族的总体之中?为什么各种政治力量都以科学、进步为标榜，而民主、自由的实现却遥遥无期?为什么整个社会越来越激进化，革新和革命不仅被视为社会发展的手段，而且成为目的本身?为什么竟至于为了革命的物质成果而不惜牺牲革命的精神成果?为什么扫除专制暴政的思想文化批判换来的是新形式的改头换面的专制主义?当我们思考这些问题的时候，能否从救亡图存等外在情势转向五四启蒙思想本身的结构、方式、路线等内在逻辑上寻找答案呢?历史的发展尤其是思想史和文学史等在某一时期内，只能完全由内在联系去理解，也就是说只能通过思想的内在必然性和事物的逻辑去理解。

余英时先生在治思想史过程中曾提出这样一条思路：把思想史本身看做是有生命力的，有传统的;这个生命，这个传统的成长并不是完全依赖于外在刺激的，因此单纯地用外缘来解释思想史是行不通的。同样的外在条件，同样的政治压迫，同样的经济背景，在不同的思想史传统中可以产生不同的后果，得到不同的反应。所以在外缘之外，余英时特别强调思想史的内在发展，又称为内在的理路(inner logic)。也就是说每一个特定的思想传统本身都有一套问题，需要不断地解决，这些问题，有的暂时解决了，有的没有解决，有的当时重要，后来不重要，而且旧问题又衍生新问题，如此流转而已。这中间是有线索条理可寻的[(8)]。余英时的思路有着深刻的西方学术背景，与西方史学界研究中国史观的变化不无关系。当代西方史学界在经历了种种价值观的动摇和怀疑之后，对研究中国近代史中以西方为出发点之模式(如：“挑战与回应”说等)提出挑战，倡导以中国为出发点，深入精密地探索中国社会内部的变化动力与形态结构，这一看法比较有代表性地反映在柯尔(Paul A.Cohen)的专著《在中国发现历史》[(9)]中。值得注意的是柯尔提出的新概念“剧情主线”(story line)与余英时的“内在理路”概念极其相似，其特征是强调历史的内在逻辑和个性发展，谋求中国近百年史本身的中心线索。显然，单纯以“反帝反封建”作为中国近百年史的中心线索并不能概括其要旨，这仅仅是在特定的历史时空中，中国人对外在政治情势的一种反应，是历史的外缘、表象和显层次，从根本上忽略了中国自身社会演化的内在动力和变革愿望，忽略了文化中国在世界现代化和资本主义化的大趋势中所经受的文化结构的离析、分化和重构。如果我们并不把视野局限在1949年以前，而是扩展到整个二十世纪的中国，甚至不仅仅从中国自身的境遇来理解，而是在“二战”和“冷战”的世界格局中来理解，那么，十九世纪末至二十世纪的中国历史的中心线索一以贯之的是东西方文化的内在冲突，当然这种文化冲突是建立在以战争为手段、殖民化为目的的政治冲突和经济冲突基础之上的。但最根本的原因却是中国传统文化内部结构的分化、调整和变迁。透过纷繁复杂的历史迷雾和变幻不定的政治风云，我们从文化冲突的角度仍然可以厘清历史发展的鲜明阶段性。大致说来，从鸦片战争至今，中国文化的现代化进程呈现出相互区别又彼此衔接的三大历史阶段。从鸦片战争到抗战结束，是中国启蒙主义文化运动时期;从内战到文革结束，是中国社会主义文化运动时期;从七十年代末到未来若干时期，是中国现代主义文化运动时期。从文化冲突角度看，启蒙主义文化运动时期的主要任务和权力话语是反封建。虽然在相当程度上，反帝反殖民主义争取民族独立一直是这个时期明确的政治目标，但作为文化目标，反帝国主义文化只有到了社会主义文化运动时期才被明确提出来，而此前在文化理想上，西化倾向或以西方现代化的模式作为一个既定标准，无论在什么派别的思想中都是占统治地位的权力话语和文化心态。向西方学习，作为长达百年的理论自觉只有到了建国后旗帜鲜明的社会主义文化运动时期才最终被彻底抛弃。纵观前两个文化运动时期，其中两个突出的特征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国近现代化进程的性质、走向和内涵，这就是：

(一)文化上的移民化与政治上的反殖民化的内在冲突。

(二)从“抗战”到“冷战”的战时文化特质。

在我看来，这两个特征是理解中国近百年文化史、思想史、文学史最基本的参照系。文化上的移民化，即“文化中国”(封建传统的、封闭自足的、僵化没落的中国)向现代化世界(在很大程度上也是西方世界)的迁移。政治上的反殖民化，即面对世界帝国主义对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的侵略和殖民及其一系列强行将中国纳入资本主义市场体系的行为所做出的本能的抗拒、排斥和斗争。这两种心态的内在冲突首先决定了中国文化进程的内在矛盾，中国近百年史上种种失衡与无序、矛盾与争论，以至于难以形成有着统一的内在逻辑的现代化运动与此关系极大。其次，特定历史时空下的战时文化特质又从另一方面决定了中国文化的现代化必须首先从属于战备需要，难以形成从容平和、脚踏实地的文化营造氛围。文艺标准的政治第一，艺术第二;思想上的专制划一而非多元共存;文化上的保守封闭而非开放自信都与此有关。不明确这一点，也就难以从根本上对中国近百年的文化诸问题，得出合乎历史必然性的正确理解。

从1978年至今，中国文化的进程虽然也部分地伴有反资本主义文化的性质，但总的趋势却是不可逆转的现代主义文化运动。“冷战”结束后世界文化格局是多元共存，虽然资本主义文化仍然是一股强大的无孔不入的扩展和渗透力量，但“西方中心”的一元论正在消失，一种摆脱了狭隘的政治主义和民族主义，站在人类普遍的立场思考未来的学术立场正在形成。摆脱以西方近代为基准的思考模式，把中国作为世界现代化发展多元化因素的一种特例，谋求中国自身的现代化过程及其特性，已经越来越成为世界学术界的共识。伴随着商业大潮卷入国际市场经济格局的中国文化，面临本世纪又一次巨大的分化、更新和重构。“传统与现代”的内在冲突再次成为现代主义文化运动的主要矛盾。在这种背景下，“五四”以来的反传统主义成为人们反思的对象，这是真正的“后五四”语境中的“五四反思”，受到挑战的是五四以来根源于西方知识传统中“传统与现代”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有论者指出，五四追求的个人解放和科学主义世界观合成了一种反传统的传统，譬如：文学革命存在一种坚信一切“莫不因革命而新兴而进化”的唯革命主义，由此形成了传统与反传统的两极对立架构，早期文学论争中“文言/白话”、“传统文学/现代文学”、“死文学/活文学”、“旧文学/新文学”之类普遍通行的思考架构与语汇，即生于此，环绕着这种架构，言辩万端，逐渐成为教条主义，成为一种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堡垒。问题更在于这种反传统的传统所导致的中央集权，仍然没能将中国摆脱困境，对于现代化事业来说，许多非传统的东西构成了比传统本身更为严重的障碍。

这是一种颇具威胁性的文化反思，它直接针对的是五四文学革命的思维模式，首当其冲受到挑战的当然是中国现代文学史的写作问题。在这种情况下，文学史的框架和概念(比如“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与“近百年文学”)似乎还在其次，重要的是如何评价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基本性格和主要贡献。八十年代以来，对二十世纪文学的基本性格和主要贡献的评估经历了从“启蒙的文学”到“文学的启蒙”。[(10)]的变化。前者是用思想革命启蒙论代替政治革命反映论的产物，后者是由文学的外缘转向文学本体的尝试，但二者都没有离开文学的社会文化启蒙的性格，以之概括五四新文学还差强人意，但扩展到二十世纪文学似乎有失偏颇。至少把三十、四十年代的现代主义文学与八十年代、九十年代的先锋派文学冠之以“启蒙”就难以服众。显然这里涉及到一个文学研究的参照系问题。在我看来，文学史的重写必须首先把参照系从政治革命、思想启蒙等外在因素转向人类五种基本关系上来，即人与社会、人与自然、人与文明、人与人、人与自我的关系，这是文学所面对的和表现的最基本的关系，中国现代文学也不例外。这是一种永恒的参照系，既不受政治风云的左右，也不以人的意志而转移——它探讨的是人的存在问题。以此为参照，中国现代文学史的写作也许会呈现出另一种风貌?!当然这只是一种理论上的设想，限于篇幅我只能点到为止，中国现代文学史的新风貌还有赖于几代人坚持不懈的努力和大胆创新，对此我充满信心。

(1)关于“人文精神”讨论的评述请参见拙作：《寻求价值目标与历史进程的契合》一文，载《东方》1995年第1期。

(2)目前学术界流行许多“后”字概念，且遭到许多人的讥讽，我以为，就中国的文化现实而言，“后”字概念是学术界逃避政治敏感点的一种无可奈何的选择，作为一种学术策略，未尝不可行。本文亦难逃此例。

(3)余英时：《试论中国文化的重建问题》，载《中国思想传统的现代诠释》，江苏人民出版社1989年6月版。(4)李泽厚：《中国现代思想史论》，第50页，东方出版社1987年6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