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戒惕“家人之祸”入手，作者上升到具有普遍意义的概括：“事无不利于正，未有不正而利者”;同时也指出“圣人于卦，随事以为言”，对于《易经》须作通贯的理解，才能明白每一卦中的含义。《易童子问》与前引范仲淹的《四德说》，其实已经显现出其后被程朱大加发扬的“理一分殊”思想。
所谓“正”，在程颐的心目中，主要是指中直不偏，合于规范;不失其中，各得其宜 [39] 。程颐《伊川易传》卷三《家人》对于“利女贞”的解释是：
家人之道利在女正。女正则家道正矣。夫夫妇妇而家道正，独云利女贞者，夫正者，身正也;女正者，家正也。女正则男正可知矣。
张浚在其《紫岩易传·家人》中说：
自古家国兴亡，莫不一本于女。……女贞，则无往不正也。故家人以女贞为利。……夫治乱自家始，家治自女贞始。 [40]
“家国兴亡，一本于女”的说法，似乎凸显出通常被认为卑弱之女性的能动作用，较“凡家人之祸，未有不始于女子者也”的说法略显中正。但究其实，“女贞，则无往不正也”、“夫正者，身正也;女正者，家正也”，其潜台词都预设女性自身道德被动而不易“正”;如若主家事之“女正”，则家内教化风气必然会“正”。
与“正”直接相关的，是所谓“正位”。 程颐在解释“《彖》曰：家人，女正位乎内，男正位乎外，男女正，天地之大义也”一段时说：
男女各得其正位也。尊卑内外之道正合天地阴阳之大义也。 [41]
张栻在为吕祖谦《阃范》所作序言中，开篇即云：
天地位而人生乎其中，其所以为人之道者，以其有父母之亲、长幼之序、夫妇之别，而又有君臣之义、朋友之交也。是五者，天之所命，而非人之所能为。有是性则具是道，初不为圣愚而损益也。 [42]
这就是说，“位”是随天地而来，既成且固定的。人生存于天地之间，只能顺乎其道而恪守其序。唐代孔颖达《周易正义·家人》中，说“尊卑有序，上下不失而后为家道之正”，这就是“正位”的实际含义。
“正位”一词，突出了秩序格局中逐个位次的肃正不苟。唐代后期的李翱，在其题为《正位》的文章中说：
善理其家者，亲父子，殊贵贱，别妻妾，男女高下内外之位，正其名而已矣。古之善治其国者，先齐其家，言自家之刑于国也;欲其家之治，先正其名而辨其位之等级。名位正而家不治者有之矣，名位不正而能治其家者未之有也。 [43]
看来，这里的“位”指的是“名分”、“名位”。“正位内外谓名分” [44] ，“名位不同，礼亦异数” [45] 。“正位”建立在“别异名分”的基础之上。通过“别异”这种分化性的强制力，使群体得以组织成为一个层次性的秩序结构 [46] 。
儒家学者们通过对于《家人》的阐发，组接出了一串理想形态下的链条：女正——家道正——天下正。而当付诸实践时，这组链条的作用形式实际上是：正女——正家道——正天下;链条运转的推动者，则首先是以“正心诚意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为己任的男性士人。这正如杨万里所说：“女非自正也，盖有正之者。孰正之?男也。正女以男，正男以父之身，正身以言行。” [47] 宋代盛行的家训族规，社会上流传的诸如“教妇初来，教子婴孩”、“妇训始至，子训始稚” [48] 一类谣谚，都使我们注意到“正女”的努力。
(三)
宋代的士大夫们对于感召“和气”与振饬“纪纲”两轴有着特殊的关心。贯穿这两端的，实际上是对于“礼治”秩序的追求。所谓“和气”，是指天地阴阳上下内外之间的和谐;所谓“纪纲”(纲纪)，是指维持特定秩序的制度法规。司马光曾经说，“何谓礼?纪纲是也”;并且说：
文王序《易》，以《乾》、《坤》为首。孔子系之曰：“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卑高以陈，贵贱位矣。”言君臣之位犹天地之不可易也。……故曰礼莫大于分也。
夫礼，辨贵贱，序亲疏，裁群物，制庶事，非名不著，非器不形;名以命之，器以别之，然后上下粲然有伦，此礼之大经也。 [49]
这里所强调的名分位置固定、“上下粲然有伦”的内外秩序，是感召和气的基础;而这种秩序，又必须以“纪纲”来维持、通过“纪纲”来体现。这正是朱熹对孝宗皇帝说过的：“一家有一家之纲纪，一国有一国之纲纪。” [50]
北宋中期，程颢在回答“如何是道”的问题时说：“于君臣父子兄弟朋友夫妇上求。” [51] 这是要通过对于秩序关系的体认来把握“道” [52] 。释《归妹》卦，程颐反复讲“夫妇常正之道”，讲“男女之际，当以正礼”;称“男女有尊卑之序，夫妇有唱随之礼，此常理也”。视男尊女卑为“序”，视夫唱妇随为“礼”，并将其认定为“常理”、“可继可久之道”。 南宋初年，张浚释《家人》卦说：“家人，以礼为本。” [53] 作为内外纲纪的礼制规范，渗透于社会的各个领域、各个层面之中。
从这里，我们又想到宋人的“内外观”。现实与理念的交错，使得“内”与“外”的界定颇不容易。就其宽松意义而言，与“家”、“家道”有关的一切皆可能被认定为“主内”者有理由过问的事务。“内”“外”之间界域的认定，并非完全取决于由门户构成的空间位置;女性跨越内外的活动是否能被认可，归根结底决定于亲亲尊尊的礼制规范，决定于当时需要维护的整体秩序格局。这里的关键不仅在于女性是否曾经介入家门之外的事务，更在于她们自身是否安守“名分”，她们的举措是否有利于召内外和气、立上下纪纲。守名分而保秩序，即可以被纳入“妇道”之列，被认为合于“礼”而居位“正”。
三、“正家”与“治天下”
(一)
程颐、朱熹等人对于《周易》的解释，基本上继承了王弼以来讲求义理的思路。但即以《家人》卦为例，我们又可以看出宋儒在阐释方面的侧重与发展。
据《周易正义》 [54] ，“家人，利女贞”条，王弼注云：
家人之义，各自修一家之道，不能知家外他人之事也。统而论之，非元亨利君子之贞，故利女贞，其正在家内而已。
孔颖达疏：
正义曰：家人者，卦名也;明家内之道，正一家之人，故谓之家人。利女贞者，既修家内之道，不能知家外他人之事，统而论之，非君子丈夫之正，故但言利女贞。
释彖辞“女正位乎内，男正位乎外”时，注云：
家人之义,以内为本。
疏云：
……家人之道，必须女主于内，男主于外，然后家道乃立。
以上注疏的基本出发点及其落脚点，都在于“家”、“家内之道”;在解释“男女正”至“天下定”一段时，《正义》中进而有“义均天地”、“道齐邦国”，“各正其家，无家不正，即天下之治定矣”的说法。
相比之下，程颐《伊川易传》卷三《家人》开宗明义，更突出地阐发了“治家”与“治天下”的关系：
家人者，家内之道。父子之亲，夫妇之义，尊卑长幼之序，正伦理，笃恩义，家人之道也。卦外巽内离，为风自火出，……自内而出，由家而及于外之象。二与五，正男女之位于内外，为家人之道;明于内而巽于外，处家之道也。夫人有诸身者则能施于家，行于家者则能施于国，至于天下治。治天下之道，盖治家之道也，推而行之于外耳。故取自内而出之象，为《家人》之义也。
其后又反复强调，“家者，国之则也”;“父子兄弟夫妇各得其道，则家道正矣。推一家之道可以及天下，故家正则天下定矣”;“夫王者之道，修身以齐家，家正则天下治矣”。
吕祖谦曾经说：“伊川云‘正伦理，笃恩义’，此两句最当看。常人多以伦理为两事，殊不知父子有亲，夫妇有别，所谓‘伦’也;能正其伦，则道之表里已在矣。”“若看得正笃两字，可以论学矣。” [55]
朱熹在其《原本周易本义》卷二解释《家人》卦“利女贞”说：
家人者，一家之人。卦之九五、六二，外内各得其正。故为家人。利女 贞者，欲先正乎内也。内正则外无不正矣。
所谓“自内而出，由家而及于外”，所谓“治天下之道，盖治家之道也，推而行之于外耳”，所谓“内正则外无不正”，清楚地说明了讲求“家内之道”、“正男女之位于内外”的目的，绝不仅仅限止于“治家”，而是意欲“治天下”。穷则善其身，达则济天下。 “正位”直接关系着伦常秩序的基础与化成天下的目标，因此，宋儒从来不将这一问题等闲视之。
(二)
宋代封赠官员母妻的制诰命词，一般来说，个别针对性不明显，却洋溢着强烈的道德教谕色彩。例如余靖《武溪集》卷一一《制诰》“百官妻”条目：
敕：夫家道正而天下治。盖国风之始、人伦之大皆本于夫妇也。……某妻某氏，柔明著美，淑茂流声;居无出阃之言，动有鸣环之节。作嫔良士，服我周行。宜开石 之封，以宠金闺之籍。俾其齐家辅国有所先后，则庶几乎治矣。
《华阳集》卷三一《外制》“封百官妻制”：
朕惟古者风天下之道，由夫妇始。以其辅佐之德正位于内，而王化之基乎!具官某妻某氏，贤而有行，宜中馈之吉。方予讲大典，郊见上帝，惟是中外之士，莫不献力以相予于成，岂非阃仪之助哉!今予命之以封君，其益思淑慎，以保尔有家之庆。
其它诸如“妇人之贤，室家所赖。上能使其君子有《羔羊》正直之行，下能使其后世有《麟趾》信厚之风”;“举无失中，言必由礼。……兹使君子绰有成德” [56] 一类文字，可以说比比皆是。这些辞句虽然出自个别士大夫之手，但其中所反映的，通常是构成为时人共识的内容。通过这些制词，人们所看到的，与其说是对于“具官某妻某氏”操行的肯定，不如说是对于“齐家辅国”的期待，是在强调“家道正”与“天下治”之间的关联。
王安石曾经说：“圣人之教，必由闺门始” [57] ;司马光说：“有国有家者，其兴衰无不本于闺门” [58] ;陈襄也说：“致法于天下者，必起于闺门之隐” [59] 。就这一点而言，他们之间似无根本分歧。教化自社会的基本单位起始，“男女内外家道大正，足以化成天下” [60] 。推治家之法以临民，“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正是士大夫心目中自内向外推展伦理教化的必由途径，也就是元丰年间程颐与吕大临所说的“治体”：
谈经论道则有之，少有及治体者。如有用我者，正心以正身，正身以正家，正家以正朝廷百官，至于天下。 [61]
在谈及“二南之诗”时，程颐说：
二南之诗，盖圣人取之以为天下国家之法，使邦家乡人皆得歌咏之也。有天下国家者，未有不自齐家始。 [62]
龚原在解释《家人》卦时，曾经将其与“二南之风”相提并论：“男女正而父母严，则父子有仁，兄弟有义，夫妇有礼而家道正。家道正而天下定矣。二南之风所以具仁义礼智，由是道也。” [63]
元祐年间，范祖禹向准备纳后的哲宗进《周易·家人卦》解义 [64] ，集中详尽地阐述了“正家而天下定”的道理：
谨按《周易·家人》之卦，乃圣人所以定天下之端本。
家人之道，以内为主。女正则家正矣，故其利在女之正。……男子居外，女子居内;男不言内，女不言外。男女之正莫大于此。此天地之义，阴阳之分也。……如此然后家道正，推而行之以治天下，故正家而天下定矣。
圣人以天下为一家，以中国为一人，故视天下如家，视百姓如身，爱人如爱身，治天下如治家。……修身所以治人，正家所以治天下也。……父义，母慈，兄友，弟恭，子孝，内平外成，此以家道治天下，而四海之内，莫不交相爱也。……先王欲正天下，必自家始，此《家人》之盛也。
推治家之法以治天下，首先是帝王之家的事。但以天下为己任的宋代士大夫们将“正家——治国”模式视为建立良好的整体社会秩序的必然取径，这正如《古今合璧事类备要》卷四《家训》目小序中所表述的：
人有常言：天下国家。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故《大学》之治国平天下之道，而必以齐家为本也。天子不能齐其家，则不可以化天下，……士庶人不能齐其家，则不能以化诲其子弟。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齐家为第一义。
南宋大儒吕祖谦在其《杂说》中也强调说：
今人须是就治家上理会。这里不治，如何是为学?尧称舜，让以天下，如何止说“刑于二女”;四岳举舜，不及其他，止言“克谐以孝”。若是今人，须说舜有经纶大业、治世安民之事。 [65]
只有把“正家”置于“天下国家”的大背景之下，才能看清它在宋代士大夫的心目中的真正意义。而男女两性被要求“正位”，从根本上讲，是由被认作天经地义的“正家——治国——化天下”的社会义务与整体格局决定的。
(三)
或许可以说，决定墓志铭所书写之内容的首先不是墓主本人的处世态度与行为，而是墓志撰述者心目中认为应予肯定的女性品行。读到以女性(特别是主持家事的女性)为传主的宋代墓志，我们经常感觉到，其中所勾勒的形象并不仅仅“婉娩听从”，而往往严明肃正。
例如，《李觏集》卷三十《郑助教母陈氏墓铭(并序)》：
归于郑氏，生二男裁数岁而寡。姑老子弱，门内外事，一介必委于其躬。性严正，处之有宜。请谢姻戚，意厚谆谆。用福其家，以不失旧。
《王文公集》卷九九《河东县太君曾氏墓志铭》：
夫人于财无所蓄，于物无所玩，自司马氏以下史所记世治乱、人贤不肖，无所不读。盖其明辨智识，当世游谈学问知名之士有不能如也。虽内外族亲之悍强顽鄙者，犹知严惮其为贤;而夫人拊循应接，亲疏小大，皆有礼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