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洪皓是个被誉媲美苏武的宋使，据行状说：
“初，虏围楚州，久不下。时秦留粘罕所，虏使之草檄谕降，有室 者在军，知状。先君与秦语及虏事，因曰：‘忆室 否，别时，托寄声。’秦色变而罢。明日，侍御史李文会论先君在朝，必生事，遂出知饶州。”
此段记载的错误，在于说“秦留粘罕所”，按金朝攻楚州的主将是完颜挞懒，应是在完颜挞懒手下充任用和参谋军事时，为金人草檄。从前引《靖康稗史笺证·呻吟语》的记载看来，秦桧是一直在“东朝廷”完颜挞懒手下，而未到云中的“西朝廷”完颜粘罕那里。当时完颜兀术也是燕京“东朝廷”，故有设宴款待的事。《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38建炎四年十月辛未注也针对此段记事说：“时粘罕在云中，何由使草檄，或即挞懒使之。”尽管此条记载有误，但秦桧为金人“草檄谕降”，应是事实。楚州之战是建炎时最英勇、最悲壮的保卫战之一，全城军民在赵立的指挥下，义不苟生，与秦桧的行为适成鲜明对照。《鄂国金?续编》卷20《鄂王传》又有所补充，说：
“或言桧尝为虏酋作檄文，有指斥语。”
所谓“指斥”，即“指斥乘舆”之缩写，即檄文中有斥骂宋高宗的言语。与上引几条记载不同者，是宋使张邵归来后的上奏。《三朝北盟会编》卷222张邵行实说：
“其见挞懒于昌邑也，遇秦丞相间行南归，班荆路隅，泣涕相勉，词气奋烈，秦公为之侧目。”①
《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59绍兴十九年四月丙寅有张邵上奏：
“唯师臣桧蕴精深高世之识，灼见南、北两朝事体，别白利害，力赞陛下兼爱赤子，敦讲和好，用息兵靖难，再造太平。此非特臣能知之，九州四海、遐陬异类亦能知之;非特史能书之，党庠家塾、杂记小说亦能书之。顾有阴功隐德，世所未及知者，臣请得言之焉。臣于建炎三年被旨，出使敌军，适逢桧于路，策蹇衣褐，有憔悴色，盖被执而训童蒙，以给朝夕。亦犹苏武食窖中毡雪，赖以活其命，留为今日中兴之用。其后臣益北徙，至金所谓中京者，已而二圣稍东，有随驾医官七、八辈，因留而居，一日，过臣言：‘秦中丞已间行南归矣。’有荥(荣)州团练使李子厚言：‘秦公曾为徽宗皇帝撰长书，抵金帅粘罕，引大义以谯责之，粘罕有惭色。’②及臣南归渡江，有为臣言，曾有自金传写，得其书稿观之者，今士①《周益国文忠公集·平园续稿》卷25《敷文阁待制赠少师张公(邵)神道碑》有类似记载。②《周益国文忠公集·平园续稿》卷25《敷文阁待制赠少师张公(邵)神道碑》说：“桧在中京，尝代徽宗皇帝移书粘罕，述海上盟约及讲和利害，结好基此。”此处说秦桧为宋徽宗“移书”的地点是在中京，但从上引张邵奏看来，并无中京的地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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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夫间往往有之。臣亲见子厚言其事如此，则知桧昔在金固有阴功隐德，及于天下社稷者多矣，特耻自炫，不欲言于人，是以世不得知之。”
从此段文字看来，张邵拍“师臣秦桧”马屁之意，已跃然纸上。在张邵被金人放回之初，曾建议迎请宋钦宗，因此得罪秦桧，被言官弹劾而一度贬黜。①此次上奏，无非是为利欲所驱使。其中叙述秦桧“策蹇衣褐”等情况，就很难认为是可信的。史称张邵“自楚州渡淮，则逢金军，遂见左监军完颜昌於昌邑，前御史中丞秦桧在焉”。②昌邑是潍州的属县。《宋史》卷373《张邵传》说：“初，使金时，遇秦桧于潍州。及归，上书言桧忠节，议者以是少之。”但若对张邵此份上奏进行分析，却也可推知了一个基本史实，即自秦桧变节降金后，就一直追随着完颜挞懒，完颜挞懒到潍州，他也跟随到潍州，所以才能在那里见到出使的张邵。至于张邵行实说他出使时，“遇秦丞相间行南归”，显然是不确的，张邵出使在建炎三年，而秦桧南归在建炎四年，应以张邵本人的上奏为准。他是到达中京大定府后，才得知秦桧“南归”的。③
关于张邵奏中提及的秦桧为被俘的宋徽宗起草上完颜粘罕书，其实是摇尾乞怜之词，但各书记载不一，或说是宋徽宗起草，经秦桧修改，或说是秦桧起草，此事后来在秦桧上奏中也承认，在此不必多论。④按《宋史》卷473《秦桧传》之说，宋徽宗的上书是“桧以厚赂达粘罕”，此说其实也反映了秦桧在金朝的特殊地位。
另一个值得考虑的疑点，是秦桧南归时携带的“亲信高益恭”。《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38建炎四年十月辛未注抄录了《中兴遗史》，并说明其正文系“以赵 之《遗史》及桧《北征纪实》参修”。《要录》的文字经清人篡改，今查对《三朝北盟会编》卷142，其中关于秦桧南归的叙事，其实就是照抄《中兴遗史》，而未经清人篡改。原文太长，而且比《要录》注中详细，今仅摘录直接的记事于下：
“桧为任用，又随行作参谋军事，又为随军转运使，在孙村浦寨中。楚州陷，孙村浦寨金人纷纷争趋入楚州。桧常以梢工孙静为可与语，遂密约静于淮岸，乘纷纷不定，作催淮阳军、海州钱粮为名，同妻王氏、砚童、兴儿、翁顺及亲信高益恭等数人，登小舟，令静挂席而去。”①《会编》卷222张邵行实，《要录》卷149绍兴十三年八月庚子，丁未，卷150绍兴十三年九月丁卯，《齐东野语》卷13《张才彦》。②《要录》卷28建炎三年九月丙辰。③《要录》卷38建炎四年十月辛未注说：“苟如张邵所奏，谓桧自中京间行南归，则无是理。”按张邵奏并无此说，此是李心传读书粗心所致，④《会编》卷211《北狩行录》，卷220《中兴遗史》，《要录》卷16建炎二年六月，卷165绍兴二十三年七月戊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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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中兴遗史》之说，秦桧与陈过庭等其他被俘官员不同，确是变节降敌，但又是在楚州逃归的。《三朝北盟会编》卷197另引一段《中兴遗史》：
“初，秦桧在虏中，与挞懒相善。桧还朝为宰相，知挞懒封鲁王。桧欲间挞懒，使贰，乃令高益恭赍书与挞懒。益恭者，燕人，与桧通心腹，随桧随朝。桧授以承信郎，令赍书贺挞懒封鲁〔王〕，劝挞懒就封，以治鲁地，且己为南朝宰相，〔可〕以相应。令刘光世差人，送益恭至沂州刘令(冷?)庄金人寨，取投(交收)文字。光世令涟水军山寨统领官王勋，送益恭至金人寨，得回文，到清河，遇祝友据楚州，差人在清河把隘，遂杀勋。光世以承信郎借补勋之子恪。益恭至祁州投书，为人所告，金人遂杀挞懒一族良贱八百余口，而益恭以烹死。”
此段文字又见《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30绍兴九年七月己卯朔注。李心传只是在注中说：“祝友据楚州绍兴初，去此已久，恐必有误。”按秦桧初相是在绍兴元年至二年，完颜挞懒是在“天会十五年，为左副元帅，封鲁国王”。①天会十五年即绍兴七年(公元1137)，刘光世军其时早已改为驻守淮西，他又于当年罢兵权。秦桧是在绍兴八年(公元1138)再相，完颜挞懒又在天眷二年，即绍兴九年(公元1139)的政变中被杀。由此可知《中兴遗史》记载之差误。但《三朝北盟会编》卷172引秦桧绍兴五年上奏，却有一段值得注意的文字：
“臣顷归朝廷，妄进狂瞽，令刘光世通书虏酋，说其利害，以为得地则归(刘)豫，失亡则在虏。即蒙陛下听纳施行，不旋踵，虏果退师。……继海州擒获汉儿高益恭，稍知文字。臣又尝妄议，俾携酋长书归，谕以立国之体，当明逆顺，助豫则叛者得利，金国何以统众，款本朝，则河南之地自非金国所欲，若渊圣所割河朔，既立有盟约，岂敢睥睨。又明言不当留朝廷所遣信使，以致不敢再遣。得旨作书，俾益恭北还。旋有所留一、二使人来归，后所遣使，始不拘留。”②
秦桧所说“令刘光世通书虏酋”是建炎四年(公元1130)他归宋后不久的事，有北京图书馆藏《 王刘公家传》卷3为证。他所说“旋有所留一、二使人来归”，是指绍兴二年(公元1132)金人放回宋使王伦的事。由此推算，“俾益恭北还”的时间大致是在绍兴元年(公元1131)至二年，大约是秦桧初次任相期间。完颜挞懒被杀是在高益恭归金后七、八年的事，从今存各种记载看来，当然与高益恭投书无关。①《金史》卷4《熙宗纪》，卷77《挞懒传》。②《会编》说此奏上于绍兴七年，今据《要录》卷87绍兴五年三月考证，应上于绍兴五年。③《会编》卷142，《要录》卷38建炎四年十月辛未注引《中兴遗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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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桧被俘北上时，“小奴砚童与婢兴儿、御史街司翁顺”随行。③他归宋时，除了上述三人外，又增加了“燕人”“亲信高益恭”。但秦桧奏中却说是“海州擒获汉儿高益恭，稍知文字”，当时将原辽朝统治区的汉人称“汉儿”。秦桧把高益恭带到南方，又放回北方，并且诡称他只是被俘者，而不承认此人是自己带回的“亲信”，这种掩人耳目的手法，当然也是一大疑点。
研究历史，忌讳孤证，尤其不能回避与自己论点相悖的史料，这是一条常识性的通则。上引一些与何宗礼先生论点相悖的史料和论证，并不是新论，早见于邓广铭先生《岳飞传》(增订本)、刘子健先生的《秦桧的亲友》以及笔者的一些论著中。何宗礼先生主要是注意了《老学庵笔记》的孤证，似乎是对秦桧不是奸细提出了新说，但由于对上述史料和论证采取了回避态度，只怕就难以成为有力的新说。
正如本文在开头所说，金人如何放秦桧归宋，若能留下详实的历史记录，反而应是怪事。但若能分析以上所述的各种疑点，包括“其后虏使李永寿、王诩来，议七事，第一事欲尽取北人，与桧二策合”，①人们判断秦桧是奸细，大致是没有冤枉他的。当绍兴八年，秦桧独相，力主对金屈辱和议时，临安府有百姓出榜帖：
“秦相公是细作!”②
常言道，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也足以反映当时民众对秦桧身份的评判。但既然传世的史料不可能提供秦桧是奸细的过硬证据，就留下了人们讨论这个问题的空间。本文论证如有不当，欢迎徐规先生、何宗礼先生或其他同行批评和指正。①《鄂国金?续编》卷20《鄂王传》。②《朱子语类》卷131，《朱文公文集》卷97朱松行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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