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考著述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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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参见Beverly Bossler: Powerful Relations: Kinship, Status, & The State in Sung China (960--1279),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98, pp.12-24.
[2] 见拙作“Women in Turfan during the Sixth to Eighth Centuries: A Look at their Activities outside the Home”，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Feb.1999
[3] 根据我们的观察，唐代前期夫妻合志的情形较多，后期渐少。参见许曼：“唐宋女性墓志铭研究——以形制为例”，2000年唐宋妇女史课程作业。另外，有些墓志铭，写于妻子去世之时，形式上为妻子所作，但其中的主要内容是有关其逝世在前的丈夫的。例如王欢悦妻麴氏(Ast.IX.1.03)与张雄妻麴氏墓志(73TAM206：75)。这种现象的出现，一方面显示出性别差异带来的偏倚，同时通过对其内容的比较，也使我们注意到墓志所带有的时代印痕。
[4] 今存新疆博物馆的一方红地墨书墓砖，是当地纪年最早(章和七年，公元537年)、叙事最简略的女性墓表之一，其中记载了墓主丈夫的官职与姓名，却没有提及她本人的名字、乡贯及去世时的年龄。 [4] 同一时期中的男性墓表，存在两类情形：同在章和七年的张文智墓表，履历详尽，郡望、卒年记载清楚;而次年的朱阿定墓表，则有其官职、乡贯而无卒年。
[5] 例如，出土于阿斯塔那110墓的高昌延和六年(607年)张沂子妻高氏墓表与出土于504号墓、去世于608年的张叔庆妻麴氏墓表。
[6] 这几位夫人全部出身于大族：如敦煌张氏、敦煌宋氏、张掖袁氏、张掖巩氏及扶风马氏。
[7] 这20位墓主中，11位出自高昌大族麴氏。
[8] 马克·布洛克：《史家的技艺》，周婉窈中译本，台北：远流出版公司，1989年，页62。
[9] 例如，其中一简(EPT40.17)书有“毋伤队卒陈谭”之“妻大女捐年卅四”等字样 [9] 。当时这一词语，可能是指年龄及“丁”的成年女性或已婚成年女性。
[10] 《唐律疏议》卷一二《户婚律》首条疏议即提及“若户内并无男夫，直以女人为户”云云，见中华书局点校本页231, 1983年。
[11] 唐代前期的吐鲁番，国家正税的主要部分“以丁身为本”征敛，但也有一些杂税是不考虑“丁身”而以“户”为单位征发的。
[12] 与此相关，有一个值得对比思考的现象：吐鲁番妇女的墓表、墓志中，多以“某人妻某氏”相称，而较少说到她们的名字。在唐代的户籍登记制度中，家中有男性户主时，作为妻子或母亲被载入的女性，一概只录姓氏而不见其名;而户籍中所登载的女儿们都是有自己的名字的。法律诉讼文书，由于其特殊意义，通常需要登录当事人的姓名;但即便如此，在吐鲁番的辞状类文书中，我们所见到的，也多半是“阿白”(即白姓女子)、“阿麴”(麴姓女子)一类简称。然而，在唐代吐鲁番的经济文书中，凡涉及大女之处，必定记录其全名。这显然与其需要向官方负责有关，同时也从一个侧面显示了该类妇女的独立性。她们不同于被认为依附于丈夫的妻子，她们直面官府，是家庭事务的正式代表。另外，在吐鲁番出土的民间契约文书中， 作为签署人一方、或者作为担保人出现的女性，也都写有全名。作为人身符号的名字，是否被看重，被正式承认，在相当程度上反映着当时的社会观念与人们的社会处境。
[13] 刘增贵“门户与中国古代社会”一文，从空间通道、人群分界、社会表徵三个角度对此进行了阐述。见《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68本第四分，1997年，817—819页。
[14] 对于相关问题，高彦颐在其“‘空间’与‘家’——论明末清初妇女的生活空间”一文中早有讨论，见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近代中国妇女史》第三期，1995年8月。
[15] 本节内容受到宿白、齐东方、张庆捷诸先生研究或交谈之启发;同时受益于易素梅2000年“唐宋妇女史研究”课程作业“‘妇人启门’形象试析”一文，特致谢忱。
[16] 白沙一、二、三号宋墓关系密切，构成一组。墓葬装饰富丽，但无墓志出土，出土地券等亦不具官衔，墓主似非官僚士大夫，而有可能为兼营商业之地主。参见宿白：《白沙宋墓》，文物出版社，1957年，页81—83。
[17] 同上书，页28。
[18] 同上书，页58。
[19] 参见朱青生：《将军门神起源研究——论误读与成形》页240, 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有学者指出，该“手扶门扉，半露其面”者，“是人神化了的朱雀形象”，见刘志远、余德章、刘文杰：《四川汉代画像砖与汉代社会》，页103，文物出版社，1983年。又如今藏四川荥经严道故城遗址博物馆的汉代石棺秘戏图画像，中间一门将堂室分为左右，“中有一人，一手执门”，有研究者认为“似为一仙童”，据画面观察，似年轻女性形像。见常任侠：《中国美术全集·绘画编》18《汉画像石画像砖》，图九九及说明。
[20] 参见易素梅：“‘妇人启门’形象试析”。
[21] 参见常任侠：《中国美术全集·雕塑编》5《五代宋雕塑》，页24。
[22] 宿白：《白沙宋墓》，图版肆壹。
[23] 洛阳博物馆：《洛阳涧西三座宋代仿木构砖室墓》，载《文物》1983年第8期，页14-16。
[24] 黄明兰、宫大中：《洛阳北宋张君墓画像石棺》，载《文物》1984年第7期，页79-81。
[25] 《白沙宋墓》页39。
[26] 司马光《书仪·居家杂仪》。
[27] 在“倚门”的女性中，可能有不少属于上层妇女;但出面“启门”者，不一定是家中女性主人。据司马光《书仪》，“女仆无故不出中门(盖小婢亦然)，有故出中门，亦必掩蔽其面。”从生活气息较浓的艺术形像上看，不似仪轨中规定得那样封闭。
[28] 妇人所启闭之门，应为内门。《易·家人》之《彖》传云：“家人，女正位乎内，男正位乎外”。对于“家”之所指，，有不同解释，或以为专指内寝，或以为大门之内。参见于鬯《香草校书》卷三《易》“家人卦”，中华书局，1984年，页47。
[29] 李如圭：《仪礼集释(一)》卷二〈士昏礼〉，丛书集成初编，商务印书馆，页67。
[30] 所谓“妇人启门”形像，其“启”与“闭”，事实上无从绝对区分。从墓室格局来看，她们所开启的，显然不是通向外部世界之门;她们相对于内门的“走出”，实际上是相对于墓室的“进入”。
[31] 即便同一地区之中，或河南，或山西，妇人启门形式亦多种多样。就目前注意到的图像而言，只有崇宁张君墓画像石棺女侍形像，启门之时，“犹半遮面”，似严守《书仪》规范。
[32] 参见Dorothy Ko Teachers of the Inner Chambers: Women and Culture in Seventeenth-Century China,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94:p.12-14.
[33] 吐鲁番地区文管所：“1986年新疆阿斯塔那古墓群发掘简报”，《考古》1992年2期，页143。
[34] 对于墓室内、石棺上“妇人启门”的形像，考古报告中通常解释为“墓主及生前生活的反映”。研究者一般亦倾向于“是确切的真实生活情景的记载”、“门区日常活动的记录”。见朱青生：《将军门神起源研究——论误读与成形》页240, 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
[35] 同上书，页240, 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
[36] 参见巫鸿“汉画读法”，北京大学传统文化研究中心：《98汉学研究国际会议论文提要》页2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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