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治维新后，日本的迅速崛起也使中国人深为佩服。在“以日为师”的口号下，中国掀起了赴日留学的热潮。其中一些赴日留学生接受了日本的思想与生活习惯，结交了一些日本朋友，对日本有亲切感和崇拜感。这部分人非常容易被侵华日军所利用，成为汉奸。有学者曾对汉奸伪政权高级官员情况作过简略统计发现：“留日比例较高，在被统计的144人中，有留日经历者54人，占被统计人数的38%，占接受过近代教育人员的49%。”(注：汪朝光：《抗战时期伪政权高级官员情况的统计与分析》，载《抗日战争研究》1999年第1册，第68、72-73页。)这既显示了近代中日文化联系之密切，也显示出日本通过留学教育在中国留学生中培养亲日派的深远用心。

汉奸的产生是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产物，是他们策划和推行“以华治华”政策的需要。为了弥补其在战争中人力、物力的不足，巩固占领区，掩盖其侵略面目，泯灭中国人民的反抗意识，日本便对中国进行威胁利诱，并十分重视利用扶植汉奸伪政权达到自己的目的，如1938年日本和汪派人物梅思平、高宗武在上海重光堂签订《日华协议记录》，虚伪地宣称“尊重中国领土主权”，“两年内从中国撤兵”。接着，日本内阁对华提出近卫三原则，进行欺骗诱降，最终促使抗日营垒中的汪精卫派分化出来，并成立汪伪傀儡政权。

日本在华的四大特务机关也不择手段地从事间谍活动，其具体任务之一就是制造汉奸。他们或金钱勾引，或私利相诱，或武力威逼，投入大量人力、物力，拉拢腐蚀部分国人。加之国民党统治腐败，不得人心，部分民众为了私利而忘记了国家和民族的利益，卖身投敌。

结语

由于上述原因，抗战时期部分国人像一盘散沙，崇洋媚外，长于内斗而拙于团结对外，以致汉奸泛滥成灾，给抗战带来了严重危害。但这不是抗战的主流，汉奸与中国人口之比并不高。大部分中国人是坚定抗日的，而且出现了国共两党的联合抗战。经过绝大多数民众的浴血奋战，中华民族终于迎来了14年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

关于汉奸的活动，应具体分析，他们并不全部都是死心塌地替日本人卖命。如汪伪二号人物周佛海也做了一些对抗战有利的事，他“协助抗战，秘密设置电台，为重庆政府探送情报，布置军事，配合反攻，营救和接济中央工作人员，诛锄奸伪，保卫大上海”。甚至也有日本人称他是“和平的抗日者 ”，“重庆分子”。(注：周佛海：《简单的自白》，载南京市档案馆编《审讯汪伪汉奸笔录》，江苏古籍出版社，1992年出版，第101-107页。)从大量人证、物证来看，周佛海的确与国民党军统有联系，掩护过国民党地下工作人员，抵制过日寇的某些祸华计划。至于为数众多的下层汉奸有很多是迫于生计而参加，并不是真心实意地替日本人卖命。如伪军从建立以后，同蒋介石军队之间从未真正作过战，蒋汪两军双方“互不侵犯”。从上文图表也可以看出，中共军队抗击了伪军的绝大部分。很多伪军与蒋军暗通款曲，如“汪伪政权中央及地方握有军事实力的任援道、孙良诚、孙殿英、张岚峰等人当时都与蒋介石方面建立了联系。 ”(注：余子道：《汪伪军事力量的发展和消亡》，载复旦大学历史系中国现代史研究室编《汪精卫汉奸政权的兴亡》，复旦大学出版社，1987年出版，第 175页。)总体来说，汉奸在民族大义面前没有站稳脚跟，他们为日军的侵华政策服务，配合了日军的侵华战争，对全民族的团结抗战造成很大的危害。作为群体的汉奸集团及其成员则始终受到中国人民政治上和道义上的审判，为一切有识之士所不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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