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柯的谱系学源于尼采，但与尼采却不完全相同。在福柯的《尼采、谱系学、历史》一文中，福柯正式提出了自己的谱系学思想。他指出，“谱系学枯燥、琐细，是项极需耐性的文献工作。它处理各种凌乱、残缺、几经转写的古旧文稿。”“故而，谱系学要求细节知识，要求大量堆切的材料，要求耐心。……他反对理想意义和无限目的论的元历史的展开，它反对起源研究。”3同时，福柯认为历史是断裂的，有裂缝的，而不是延续的。“总之，谱系学一旦除去真理、普遍、必然等的遮蔽，细节和偶然就会闪烁出熠熠光芒。尼采曾在道德的面纱下发现虚伪，在真理的宫殿里发出仇恨，在文明背后发现疯狂……沿着这条路，福柯将解剖刀指向更为隐蔽的领域：疯狂、监狱、性……福柯使我们讶异：原来我们一直生活在权力的网络中而浑然不觉，我们一直生活在蒙昧在而沾沾自喜。”4谱系学也是一种方法，而我们前面提到，葛先生的《中》是在吸收了福柯的谱系学思想而写成的。

正是如此，葛先生特别注意思想史中的权力的真理的相互关系。真理其实是一种话语，话语是一套带有意识形态的结构系统，真理也就成了意识形态与权力的合谋。在葛先生的《中》里面，权力和真理话语的相互关系就成了思想脉络的主要依据。

在上古思想史，几乎没有异端的思想，真理也就掌握在统治者的手上。他们是统治者，同时也是是真理的拥有者，因此，真理就与权力形成了同盟。而到了春秋战国之后，真理与权力就时时处于分裂状态。春秋战国时期的百家争鸣，从而思想上多元化也就成了定局。“当那些无须论证就可以使人人平静地接受的真理不再拥有权威性的时候，权力对思想失去了强制性的权力……”(《中》)但是各种思想却没有放弃对权力的争取。而当一种思想不断壮大，成为统治者认同的真理时，其它的思想或者隐没，或者消失。它们遭到了权力与真理合谋的思想的压制，但是有适当的机会就会发展起来。如葛先生论述到的佛教思想在清未的复兴就是这种情况。

我们都知道，中国思想一直都是以儒家作为正统，处于权力的中心。似乎从汉代开始，自从汉武帝听从了懂仲舒的建议实行“罢除百家，独尊儒术”，儒家思想就处于政治权力下真理的交叉点上，独占了政统的权力。但是事实并不是这样。而每一个王朝的建立，都要开国之初建立起自己的合法性形象。合法性从哪里来，就从儒家的经典里面。如葛兆光先生论述到唐朝的时候，写到：

“唐代的统治者对于政权的合法性和合理性，一开始是有相当深的忧虑的，特中别是那个协助父亲从合法的隋朝那里夺取天下，又以并不合法的资格夺取皇位的唐太宗李世民，除了在政治上采用了相当开明和有效的方略之外，也曾经用开拓边疆平定四夷，羸得天下可汗称号的方式来建立威望，用抨击和贬抑隋朝旧臣的方式来确认君主毋庸置疑的正当，同时，也是采用了相当聪明的文化策略，如颁布五经定本和新的五礼来垄断经典话语的解释权力，排定次序以提升政治权力在思想世界的权威等等。”

而在以后的几个朝代中也是如此，无论是汉人建立的国家或者是少数民族建立的国家都从儒家的经典中寻找解释，从而达到统治者占有真理的目的。

葛先生的《中》写的是一般的思想史，而不是精英思想史，因此，他的行文中一般会涉及到两个集团，一个是没有政治权力的士人集团，他们处于思想的边缘;另一面是拥有权力的统治集团，自然是处于思想的中心。士人集团想要争夺权力，只有通过思想的影响。而统治者为了保住权力权威，也只有通过对经典思想的解释。因而，社会思想就成了两个集团争夺据点。无论是唐朝的佛道向儒学的渗透，还是宋朝理学与皇帝为代表的新法的对峙，甚而是明朝心学与中央政权不谐调都体现了一个时代总体的思想状。(这一点，下文还要说到。)这些边缘的思想既然不是官方的统治思想，就带得有不合法的威险。但是都逐渐地得了整个社会的承认，形成了官方的思想，也就完成了从边缘到中心的转变。与此同时，另一个新的边缘又在生成。

对于每一种思想的潮流，葛先生都梳理得很清楚，而且都是以谱系学的眼光来看待所存在思想的流变与消逝。比如说，写到清未的时候，葛先生写到了佛教在日本佛教的刺激下又复兴起来，这是很多的思想史里面没有提到的;还有在写到清考据学的兴起的原因时，葛先生认为有一个儒学重建的意味在里面。应该说上很具有说服力的。

总的说来，葛先生以系谱学的方法对现有的史料进行处理和梳理，在进行叙述的时候没有以往的历史研究者那样在思想思潮之间任意地建立联系，也任凭自己的喜好割断思想之间的真实关联。思想的流变在葛先生的处理当中形成一个个谱系，其中既有断裂，也有裂缝，而不整一的和没有任何变化的。

三

前面提到，葛先生的《中》写的是一般的思想史，而不是精英史，我想是基于两点。首先是一般的思想史对每一个思想流派进行考察和梳理的时候更能反应的思想状况;其次是非精英思想史的写作是考虑到思想接受中的普及性问题。一种思想并不一定就能引起普遍关注，也不是刚产生就能够成为国家的主流意识形状，从而替代它之前的主流思想。葛先生反复强调了这一点。

所以与以往哲学史、思想史的写法不同，《中》并没有把任何一个思想家单独抽出来，进行介绍，也没有把任何一种在总体历史观的指导下认为不重要的思想潮流丢弃，故意忽略。比如，在《中》第二卷讲到几个后人认为了不起，又对中国思想史产生重要影响的思想家的时候，并没有特意列出专章，而是把他们放在一种思想潮流里面，阐明他们的贡献。当然，讲到每一个思想家，也要考古他们的知识来源，清理他们的谱系。这几个方面的结合，才能说明一个思想潮流的流向。如讲到王阳明心学的时候，葛先生写到：

“其实那个时代，这种学风差异未必成为那么严厉的学派差异，思想兴趣的不同也还没有营造那么森严的门户辟垒，虽然成为官方意识形态的程朱理学信仰者常常要清理门户，维持一个清晰的边界，但是从语词、学理、思路上说起来，朱陆之间，也就是理学与心学之间，本来并没有这么深的鸿沟，理学一脉本来也相当尊重内在的心灵对于真理的自觉认知，朱熹也讲“心即是理”，也承认“盖心之所以具是理者，以有性故也”，只是他们比较看重对它的限制与规范，比较偏向于知识的积累和细节的体会。正如有的学者所指出的，虽然在很长的时间里，这种被限制的实践主体果真慢慢地淹没在浩繁的经典注释中，然而到了明代以后，一批重视笃实践履的儒者渐渐开始突显“心”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