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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八六年的清史研究取得了可喜的成果。七月，在大连召开了“清史国际讨论会”，来自全国各省、市、自治区和美国、日本、澳大利亚等国以及香港地区的一百二十余名清史研究学者，围绕清王朝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和作用的中心议题，进行了交流和讨论。据不完全统计，八六年发表的各类论文达三百余篇，并有近十种专著出版，研究的领域较以往更为广泛和深入。此外，还发现了如大连市图书馆藏清代内阁大库档案等许多颇有价值的档案史料。以下从几个主要方面作一扼要的评述。
一、经济。周远廉、谢肇华的《清代封建租佃制研究》(辽宁人民出版社出版)一书，以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收藏的大量清代档案为主，结合清代实录、奏折、笔记、方志、文契等各种文献，对清代土地占有状况和封建租佃制的发展，作了总括性的分析，对清代的实物分成租制、实物定额租制、货币租制、押租制等重要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所引资料颇多新的挖掘。
本年讨论清代经济史的论文数量很多。一些文章对清前期的经济发展情况作了探讨。黄启臣认为，清前期农业生产超过了历史的最高水平，这不仅表现在耕地面积的扩大，更主要的是表现在农业生产结构的变化发展上。他从粮食作物种植空前扩大、“生态农业”雏型出现、集约化程度提高和商业性农业高度发展等几方面论证了自己的看法(《清代前期农业生产的发展》《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第4期)。吴量恺在《清朝前期国内市场的发展》(《社会科学辑刊》第2期)中认为，市场发展的水平是商品经济发展水平的标志，清前期不断发展的统一的历史趋势，是和我国从区域性的地方市场发展成为全国性市场的趋势相适应，并以此为基础的。方行把清前期农民商品生产的发展与宋代进行比较后指出，清朝的粮食作物区与经济作物区、手工业品产区之间的商品交流已大大发展，清前期农民的商品生产以至地区分工在社会生产力发展的推动下，已达到中国封建社会前所未有的高度。不过他也指出，专业化生产要向广度和深度发展，关键是要有一个坚实的粮食生产基础，清代还不具备这种条件，小农经济基本上还是半消费性的、出产商品很少的经济，只因人数众多，才能集涓滴之水而成江河，在社会产品总量中所占的比重并不大(《论清代前期农民商品生产的发展》，《中国经济史研究》第1期)。吴建雍探讨了清前期的商品粮政策和历史效果，认为清前期的粮食流通主要是服务于手工业和商业的，反映了城乡间商品交换关系正逐渐排除偶然性，区域之间的经济分工在自然地形成并得到加强(《清前期的商品粮政策》，《历史档案》第3期)。
在对清朝政府的经济政策研究方面。陈支平从清初的所谓轻徭薄赋政策中发现了不少疑点。他认为顺治前期清朝的中央政府并未能有效掌握各地的人丁田地实在数额，对于地丁钱粮只能采用包丁包课办法，荒熟混淆，朦胧征收。以往人们认为的自康熙末年起“滋生人丁永不加赋”，倒不如说从顺治朝起便已无从加赋更为准确。他认为清初关于赋税蠲免的记载特多，实际上是在万难催征的情况下的一种顺水推舟的做法，不能看成是轻徭薄赋的依据(《清初地丁钱粮征收新探》，《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第4期)。清代的摊丁入地，历来为研究者所注目，史志宏在《关于摊丁入地评价的几个问题》(《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第4期)中，强调了这一税制与以往税制的根本区别是由二元税制(人口、土地并征)变成了单一的土地税制，使封建国家对农民的控制前所未有地放松，人口在地域上的流动大大增加，这对落后地区的开发及手工业、商业和资本主义萌芽的发展都起了积极的促进作用。
解放以来，史学界一般都认为清代丁税制度的改革是乾隆以来人口大大增长的主因，方地则对这一说法提出质疑，认为此说无法解释某些重要史实。他根据康熙二十一年至道光十六年间人口增长的统计，提出摊丁入地实行期间，恰恰是人口递增速度最低的时期。他认为除影响中国封建社会人口消长的重要因素——赋役地租以外，康熙朝所奠定、经雍正朝至乾隆朝达一个半世纪连续执行的一系列具有重大意义的经济、政治政策，如蠲免、奖励垦荒、兴修水利等，也是清代经济发展、人口增长的很重要原因。而耐旱高产的玉米、番薯等作物的引进和传播，使广大山地丘陵得以开发，扩宽了人口生存的边际范围，也支持了人目的进一步增长(《清代丁税对人口作用我见——兼论清代人口大增长原因》，《中山大学学报》第2期)。郭松义的《从宗谱资料看清代的人口迁徙》(《清史研究通讯》第2期)，就所接触到的几十部宗谱，对清代人口的迁徙问题进行了探讨，认为最能体现清代人口迁移特点的，是康熙末年到乾、嘉年间社会局面相对平稳期所出现的频繁的人口流迁。而从人口较密集地区向人口较稀少地区、进而向另一些人口稀少区扩展的迁移动向，反映出乾隆以后因人口激增所产生的种种矛盾以及人们为减轻压力所作的某种自发的调节行动。论及清代人口问题的，还有徐铭的《清代凉山地区民族人口的迁移》，(《西南民族学院学报》历史研究专辑)、孔立的《清代台湾人口的几个问题》(《厦门大学学报》第4期)，等等。
清代的盐商在封建政权的支持下，曾获得很大发展，与山西的票号商、广东的出口商一起并称为我国封建社会晚期最大的商业资本，长期垄断盐的销售市场，干预和操纵盐业生产。左步青系统地论述了盐商在清代兴衰变化的过程，指出乾隆朝是盐商发展的极盛阶段，他们的巨额商业资本对全国的经济都有极大的影响。他们盛极而衰的原因，主要是封建朝廷和各级官府的额外勒索和盘剥，以及私盐贩运的不断增多所致(《清代盐商的盛衰述略》，《故宫博物院院刊》第l期)。林永匡、王熹对清代长芦盐商与内务府的关系问题作了深入的剖析，论述了清代皇家高利贷对商人经营活动的严重破坏(《清代长芦盐商与内务府》，《故宫博物院院刊》第2期)。王小荷则对清代盛行于两广的私盐贩卖情况以及这一贩私活动与社会经济状况的联系和影响等问题进行了探讨(《清代两广盐区私盐初探》，《历史档案》第4期)。
清前期内地与新疆的丝绸贸易不仅规模巨大，且花色品种繁多，杭州织造衙门每年织办和运送的各种花色绸缎更是这种贸易的重要组成部分。林永匡、王熹根据中国第一历史馆的档案材料，具体分析了杭州织造衙门负责这一贸易的某些历史细节，从而论述了这种贸易在当时所起的历史作用和意义(《杭州织造与清代新疆的丝绸贸易》，《杭州大学学报》第2期)。此外，还有人研究了清代中俄的贸易、广东的毛皮市场以及中日的商船贸易等问题(王少平《买卖城》，《史学集刊》第2期;蔡鸿生《清代广州的毛皮贸易》，《学术研究》第4期;魏能涛《明清时期中日长崎商船贸易》，《中国史研究》第2期)。
二、政治制度与政治史。对入关前后金政权的各种政策、皇室内部的斗争以及八旗制度的建立等问题，本年的研究又有新的进展。郭成康的《论文馆汉儒臣及其对清初政治的影响》(《东北地方史研究》第1期)分析了皇太极时期的机要秘书班子——文馆中汉族儒臣的政治性格，认为这群出身微贱、遭遇坎坷、在早期的满族社会中备受歧视的小人物，身处满汉历史文化交流的漩涡，在满族社会急剧封建化的历史潮流中适时地与皇太极结合在一起，给予清初政治极为深刻的影响。该文肯定了皇太极对汉族文臣儒士实行的基本政策。张玉兴连续发表两篇文章论述皇太极留养被俘的明将张春一事，认为这是皇太极为采取与明和谈的政策、加强同明方面的联系而采用的手段，赞扬了皇太极高超的政治艺术(《沈阳三官庙与清初史实》，《清史研究通讯》第l期;《皇太极留养张春史事考论》，《历史档案》第4期)。后金的皇室斗争复杂而又残酷，李景兰探讨了努尔哈赤处死长子褚英的真实原因，认为这是努尔哈赤在政治上专权的独载本质的暴露(《关于努尔哈赤长子褚英之死》，《故宫博物院院刊》第1期)。周远廉的《太子之废——清初疑案之一》则对褚英之后被努尔哈赤立为太子的代善之最终被废，提出了自己的看法(《社会科学辑刊》第1期)。清初八旗制度，模糊之处颇多，姜相顺针对初建时期两个重要的问题，提出新的见解：其一，1601年以前牛录组织即已成立，并成为满族军事、行政的基层组织，但牛录的构成当还是原来的十人，而不是后来自的三百人;其二，根据牛录在早期狩猎时的具体情况，五旗、十固山应早于四旗、八固山存在，沈阳故宫大政殿的十王亭，即是努尔哈赤军队原有编制的遗存(《有关清代前期佐领编设的两个问题》，《北方文物》第1期)。郭成康则对清初蒙古的所谓“十一旗”、“旧蒙古固山”、“内喀喇沁壮丁”等进行了考释(《清初蒙古八旗考释》，《民族研究》第8期)。研究八旗制度的文章，还有谢景芳的《清初八旗汉军的地位和作用——兼论清初政权性质》(《求是学刊》第3期)、孟宪刚的《八旗旗主考实》(《丹东师专学报》第1期)等等。
清军入关之初的社会矛盾、清初战争评价等，是清史界长期争论的课题之一，本年的论文仍然不少。首先，清政权取明而代之是历史的必然，还是偶然?李治亭肯定了清军入关是大势所趋的历史的必然，他认为，清军入关前与明朝即已形成新的南北对峙的局面，这是不容忽视的事实。以往论者只看到清政权在辽东一隅，忽视它领有东北及长城以北的大片疆域因而把清的力量估计过低。清政权的进关夺权是皇太极定下的基本国策，与吴三桂的开关迎降并无必然性联系，清迟早要入关，而且无论从素质、装备、物资供应及作战经验等一切方面，都具备了取胜的基本条件(《明清战争与清初历史发展趋势》，《清史研究通讯》第l期)。关文发的看法则全然相反，认为皇太极时“固以悍夷自处，绝未有得天下之意识也”，入关时亦没有明确的统一全国的战略。他指出阶级社会中，民族关系的基本方面是不平等的，一切民族纷争，特别是作为最高形式的民族战争，都有正义与非正义之分，清最后确立了对全国的统治，并不等于清兵入关战争的性质是一场统一战争(《试论我国古代的民族关系和清兵入关战争的性质——兼评“统一战争说”》，《武汉大学学报》第1期)。张正明分析了李自成农民军和满族统治者各自的条件后认为，这两股新的政治势力，当时都有统一全国的可能，李自成实行了错误的方针策略，给清军的取胜提供了机缘，而清军入关前后迅速采取的一系列有效措施，根本上消除了原来的不利因素(《论清朝统治在全国的建立》，《晋阳学刊》第3期)。此外，赵轶峰在《论清统一的局限性》(《史学集刊》第1期)中指出，清初与清末的统治政策是一贯的，是一个整体，清的统一使封建的中央专制制度极端强化，使封建的经济结构更趋稳定。中国迅速沦为半殖民地国家，不仅仅是中外力量对比的结果，它的另一个甚至更突出的推动力是清政府极端反动腐朽的政策。
朱金甫的《清代奏折制度考源及其他》(《故宫博物院院刊》第2期)通过大量奏折实物和文献，对奏折制度的起源问题作了仔细的考释，指出被认为源于顺治朝的那些奏折，以及台北《宫中档康熙朝奏折》内公布的两件康熙十六年奏折，其实都是奏本。他认为奏折出现于康熙的二十年代，康熙三十年代以后发展到密折阶段，到康熙四十年代中后期，有资格具密折奏事的人员范围便逐渐扩大，又从密折发展到公开。吴仁安、李林均对清代的州县官进行了研究，吴文认为由于州县官不懂法制条例，重要事情必须依靠熟读清律又深知事例的吏胥和幕宾，这些人是掌握了理人治事的实权人物(《清代的州县官》，《历史教学》第5期;《清代的县官职掌与作用》，《辽宁大学学报》第5期)。胡建华则对清朝的皇位继承制进行了探讨，认为雍正所创立的秘密建储制度是对嫡长子继承制的一种否定，是实行立贤不立长的大胆改革，它的产生是满族社会高度封建化的结果(《略论清朝的皇位继承制》，《中南民族学院学报》第4期)。
戴逸连续发表了两篇研究乾隆朝政治的文章。在《乾隆初政和“宽严相济”的统治方针》(《上海社会科学院学术季刊》第1期)一文中，指出“宽严相济”是乾隆总结康熙、雍正朝几十年统治经验得出的政治理论，也是他用以纠正雍正朝苛严作风的思想武器。他初期反复阐述、运用这一理论，逐步形成了有别于康、雍的统治格局和作风;中期以后，虽很少阐述，但仍坚持了自己的一贯的作法。另一篇《乾隆的家庭悲剧及有关的政治风波》(《清史研究通讯》第1期)通过乾隆十三年的孝贤皇后丧葬案和金川失利案的剖析，论述了拥有至上权威的专制君主的意志和情绪对历史所产生的很大影响，并且从更深一层揭示了当时皇权和官僚机器间正在加剧的矛盾，指出这场政海风波展现了十八世纪中叶清廷政策演变的趋势和当时政治舞台上崛起自的一代新人，对理解清代政治史的发展有着重要的意义。程耀明认为《庸庵笔记》中所载的《查钞和珅住宅花园清单》有夸大不实之处，对和珅被抄家产作出了自己的估计(《清季权臣和珅被抄家产初探》，《暨南学报》第1期)。
关于曹雪芹家世问题的探讨，本年的讨论集中于曹罨褡锏脑?蛏稀Ｎ杭??诖罅?际楣菟?氐那宕?诟蟠罂獾蛋钢校?业揭环萦泄夭茴骚扰驿站获罪的题本原件，认为这对张书才发现的雍正七年刑部移会是很好的补充和印证。他们都认为曹罘缸锎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