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广义的“历史学”是对“史”进行同时合训而产生的“史有二义”的统一体，威廉希尔app 为您提供历史学论文范文参考，以及历史学论文写作指导和格式排版要求，解决您在写作中的难题。
今年是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六十周年，世界各地已陆续开始举行各种形式的纪念活动。作为当年的战争发起者、二战的战败国，德国十分自然地参与到这些活动中，不带半点扭捏，也没有任何尴尬。经过六十年的发展，德国已经走上了“正常化”的道路。“战争罪责”在德国绝不是一个讳言的话题，近年来争取联合国常任理事国席位之举更让人看到德意志人惯有的民族自豪感。
这条夹杂在战争罪责与民族自豪之间的“正常化”之路，究竟是如何形成的?笔者认为，这是同六十年来德国历史研究的贡献密不可分。以下笔者借助“第三帝国史”研究的简单回顾，对此做进一步阐述。
一、“德意志独特道路”：历史观的变化
1945年至今，德国史学界最为明显的变化就是在历史观上的重大变革，亦即批判性“德意志独特道路”理论的形成。
德意志民族历来不愿屈人之后。早在19世纪末，一批新康德主义学派的历史学家就力图将德国式的君主立宪制视作有别于英美议会民主制与俄国君主专制的“第三条道路” [i]。一战前夕，民族主义者恩斯特·特罗奇曾发表这样的演讲：“我希望看到，我们整个充满博学与艺术气质的精神和洞察力，可以倾注到充满激情的语言中，这种语言作为德意志价值观的标志送给出发的民族纵队”[ii]。战争被理解成“文化斗争”：它是“理想主义的德意志与实用主义的英国式国家思想之间的斗争;是德国式自由与物质主义专制之间的斗争”。他们批判“1789年思想”——由法国大革命提出的“自由、民主和博爱”的世界主义——是一种病态的世界观，并由此形成了“1914年思想”——这是继承浪漫主义的革命性，“反对西欧的自然法及其革命暴力的扩张”[iii]。这种思想最后便形成了“德意志独特道路”历史观。
正是在这种历史观的指引下，一战后出现的魏玛共和国成为了众矢之的。民主的价值观不被认可，反共和国的力量得到了越来越多的支持，并最终在1933年将希特勒送上了权力的宝座。
二战之后，“德意志独特道路”历史观被送上了审判席。不少历史学家开始反思自已以往的研究。曾经欢呼纳粹夺权、却因为犹太血统被迫远走他乡的历史学家汉斯·罗特菲尔斯通过创办《当代史季刊》鼓励对德国历史进行批判性研究[iv];美国德裔历史学家汉斯·罗森贝格则直截了当地批判“德意志独特道路”理论[v]。在他们的影响下，新一代德国史学家形成了批判史学派，亦即从批判的角度运用“德意志独特道路”理论。
批判史学派认为，同英法等西方国家相比，德国从19世纪以来的发展道路是不正常的。汉斯-乌尔里希·韦勒将第二帝国形容为“一个奇怪的混合体”，一方面是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工业化与社会经济的现代化，另一方面则是前工业的政治体制。这种政治与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影响了共和国的发展，并要对纳粹上台负责[vi]。1966年，拉尔夫·达伦多夫完成了《德国的社会与民主》一书，将批判性“独特道路”理论推上了顶峰。他明确地提出了这样的问题：“为什么自由民主的原则在德国只能找到如此少的朋友?这个原则在其他国家则受到欢迎;现在也是如此。其他国家中很少出现民主在德国的情况。我们需要解释，为什么德国堵住了民主进入自由之路?”他接下去写到：“我们需要解释，是什么阻碍了德国民主制度的历史?”[vii]
很明显，这是一种以检讨战争罪责为核心的历史观。它使用了当时比较流行的现代化理论，利用比较史学的研究方法，认真剖析了德国走上战争之路的制度缺陷，并在此基础上，向德意志人提出了“检讨民族性格问题”。
当然，这种历史观在德国的确立并非一帆风顺。早在1950年代，保守派历史学家格哈德·里特就强调，没有必要检讨德意志民族的问题，罪责应由希特勒个人承担[viii]。批判史学派则对此进行了猛烈回击。汉斯·罗森贝格直斥右翼观点极端“肤浅与幼稚”[ix]。
1970年代后，这种批判性的“德意志独特道路”历史观逐渐成为德国史学界的主流，也被作为“第三帝国史”研究的主要理论资源。汉斯-乌尔里希·塔默(Hans-Ulrich Thamer)直言不讳地指出，“联邦德国的历史学并没有如1918年那样回归民族仇恨，其中原因之一就是它学会了自我批评，检讨提问的方式”[x]。
不过值得关注的是，近20年来，这种批判史观也遭到了一些挑战。这些挑战并非来自右翼，而是历史研究不断深化的结果。不仅如此，这些挑战还反映了一些历史学家力图找回民族尊严、维护民族自豪感的努力。一些学者认为，这种批判史观既忽视了世界历史进程中的多样性，也忽视了德国历史发展的多样性[xi];另一些学者则力图进行一些综合，海尔格·格莱宾提出德国历史上有两条发展道路：一条是“白色的”，它产生于1848年革命，包括了南德的立宪主义，历经帝国、魏玛一直连续到抵抗运动;一条是“黑色的”，也就是小资产阶级对于启蒙运动的回避，对于英法的敌视以及德国资产阶级的自私心理等。她也责备了德国工业资本主义的整体发展，并首先提出了德国历史中民族-民主的连续性，所以纳粹主义“只是打破而非摧毁了这种连续性”[xii]。
批判史学派的领军人物们则依然坚守立场。科卡在柏林墙倒塌之际接受采访时，就坚决表示“再也没有独特道路了”，以此同“非西方化”(Entwestlichung)的倾向作斗争[xiii]。
二、“日常生活史”：历史视野的扩大
历史研究虽然不能完全恢复历史本身，却能让人最大限度地接近历史真相。1970年代“日常生活史”的兴起，对第三帝国史研究而言，是一次难得的机遇，既可以梳理战争罪责问题，又适当维护了民族尊严。
1945年后，占领当局曾发起“再教育运动”与“非纳粹化运动”，帮助德国民众认识第三帝国。这种教育让德国人陷入到一种激烈的内心冲突中。一方面他们惊讶于“纳粹屠犹”的血淋淋事实，另一方面又不愿意接受“民族性格缺陷”的判词。
这种矛盾在1950年代的“清白国防军神话”争论中表露无疑。所谓“清白国防军神话”是指国防军在发动战争与屠犹问题上都是无辜的，他们只是执行了希特勒的命令。持这一观点的历史学家希望籍此捍卫德国军队的清白。1944年7月20日军官政变亦是明证。另一些历史学家则坚决予以驳斥，通过大量证据表明，国防军是如何介入到纳粹阴谋中，并积极为战争做准备。
这一争论在“日常生活史”兴起之后，才开始变得更为理性化。汉斯-乌尔里希·塔默的最新研究也表明，军队同纳粹之间并非一开始就勾结在一起，军队内部也有不同分歧。这种事实说明，国防军并不清白，但是也不能因此一概否定其中存在过的“抵抗精神”[xiv]。也正是因为这样，2004年，德国国内才大张旗鼓地纪念“7·20起义”60周年。
进一步的问题则是，战争罪责应该如何分摊?
最初人们直接将责任推给“希特勒”。将希特勒妖魔化，是推卸责任、证明德意志民族无辜的最好方式。其次，人们将矛头对准纳粹党或极端右翼分子，认为他们才是战争狂、屠杀者。直到1970年代，德国人才逐渐承认，尽管有抵抗运动，尽管普通人并不能阻挡屠犹发生，然而整个民族仍然应该在希特勒上台问题上承担责任。
在这一认识进程中，历史学家马丁·布罗萨特承担的“巴伐利亚研究项目”产生了重大影响。这个研究项目分析了纳粹党老巢巴伐利亚地区各阶层、各职业、各地域民众对于纳粹夺权的影响以及他们在第三帝国时期的活动，从中检讨了普通人对于纳粹体制横行的责任，也厘清了普通人在血腥屠杀事件中的清白。[xv]
“日常生活史”研究扩大了历史视野，它希望人们理解，历史不幸形成的真正原因，并帮助当事人认清历史真相。例如最近德国史学界研究的一个新方向“儿童下乡”(Kinderlandverschickung)也是这种意图的体现。
1940年，由于德
国城市屡次遭受英国空袭，希特勒下令将14岁以下的儿童转移到安全的农村，并在那里建立“儿童集中营”，接受集体教育。一些当事人在接受访谈时，并不认为这一行动值得检讨，相反，很多人都以一种愉悦的心情回忆这段历史[xvi]。然而德国历史学家认为，他们有责任纠正这种错误的“感观结论”。因而在最近的一段时间中，出现不少相关研究。历史学家用大量事实展开论述，告诉当事人以及现在的青年人，这种“儿童下乡”行动还隐含着纳粹教育的目标。[xvii]
三、“人性叙述”：历史教育的多元化
如何进行恰如其分的历史教育，也是德国史学界经常思考的问题。
汉堡大学的教育史学家博多·冯·博里斯曾经分析了战后两个德国历史教科书中关于二战描述的异同。他发现，两个德国都不约而同地在教科书中做了深度忏悔，即使这种忏悔在东西德之间存在不同的重点——民主德国强调德苏战争的残酷性，联邦德国则强调屠犹问题。他承认，“人们或许会在纳粹大屠杀问题上表现出来的‘历史宣传’与‘文化传统’持反对立场。因为它很有可能会变成一种仪式化的、失去弹性的、划一的思维文化”，但是他强调“仪式化本身并不是不好的，也是不可避免的;社会需要可以观察到的、不断增加的、标志的、有意义的历史”。在结语中，他更意味深长地指出“不是所有的历史知觉、历史意义与历史方向都是正确的;经验性的、规范性的与叙述性的无法辩驳的事实必须可以在科学讨论的过程中得到展开，并变得更好，正如纳粹大屠杀的问题，就需要有耐心与忍耐力，要相互之间互通有无，交换角色，亦即，要放弃单独的“真实”与“真理”，“责任”与“和善”，“叙述性的结论”与“未来的夸大其词”，一种比较难的心理上的承受力。这对于所有方面是适用的”。[xviii]
这种立场事实上代表了21世纪德国史学界对于60年前发生的罪责所持有的基本态度。他们很难同意使用“批判史学派”的观点去教育青年一代，希望不要继续打击民族自豪感;与此同时，他们也绝对不同意偏离战后的基本立场，即使面临“比较难的心理上的承受力”，也要勇于承担责任。
其实，新一代的史学家更希望通过多元化的历史教育手段，运用“人性叙述”的方式，让德国的青年一代从历史中吸取教训。
例如互联网。不来梅大学的高特曼博士就开设了“网上纳粹主义研究”，引导学生寻找网上资料，复员第三帝国的历史。学生可以通过网上的屠犹纪念馆找到更多的感性资料，反省罪责问题;也可以通过网上的抵抗运动介绍，发现德国人身上的闪光点。
例如电影。2004年德国上映了《帝国的毁灭》，重现了第三帝国最后12天的场景。这部影片在德国好评如潮，并获得了一个影奖。相反在法国，它却被视作为纳粹翻案的企图，遭到了众多指责。引起争论的问题是，这部电影首次将妖魔化的希特勒“人性化”了。事实上，这部电影是在众多德国史学家的参与下完成的，其中很多场景完全符合历史真相。历史学家向德国民众展示了希特勒的无奈、戈培尔的残暴、戈培尔夫人的愚昧以及一些军官未被泯灭的良心。
任何民族要认识自身都是一件不易的事，尤其当它面对一段耻辱与羞愧的往事时，它往往会背上沉重的心理负担。然而与其漠视乃至回避它，却不如正视并接受它来得更有价值。六十年的德国“第三帝国史”研究正是一种成功的范例。没有勇气承担战争罪责，也就不会有今天重生的民族自豪。战争罪责与民族自豪之间并非截然对立、非此即彼的选择。聪明的民族与国家，只有厘清了其中的关系，方能放下历史包袱，作为“正常国家”，面对未来。
[i] Bernd Faulenbach: ? Deutscher Sonderweg “. Zur Geschichte und Problematik einer zentralen Kategorie des deutschen geschichtlichen Bewu?tseins,in: Aus Politik und Zeitgeschichte, 33, 1984, S.217-219.
[ii] Hans-Ulrich Wehler, Deutsche Gesellschaftsgeschichte, Band 4. Vom Beginn des Ersten Weltkrieg bis zur Gründung der beiden deutschen Staaten, 1914-1949, München: Verlag C.H.Beck, 2003, S.19.
[iii] Winfried Schulze, Vom ? Sonderweg “bis zur ?Ankunft im ? Westen “.Duetschland Stellung in Europa. in: Geschichte in Wissenschaft und Unterricht, 4, 2002, S.226-240.
[iv] Peter Th. Walther, Emigrierte deutsche Historiker in den USA, in: Berichte zur Wissenschaftsgeschichte, 7, 1984, S.41-52.
[v] William W. Hagen, Descent of the Sonderweg, Hans Rosenberg’s History of Old-Regime Prussia ,in: Central European History, V.24, N.1, 1991, pp.24-50.
[vi] Jürgen Kocka, German History before Hitler: The Debate about the German Sonderweg, in: Journal of Coutemporary History, 23, 1988, pp.3-16.
[vii] Ralf Dahrendorf, Gesellschaft und Demokratie in Deutschland, München: Piper, 1966, S.22.
[viii] Gerhard Ritter, Europa und die deutsche Frage. Betrachtungen über die geschichtliche Eigenart des deutschen Staatsdenkens, München, 1958, S.140.
[ix] William W. Hagen, Descent of the Sonderweg, Hans Rosenberg’s History of Old-Regime Prussia ,in: Central European History, V.24, N.1, 1991, pp.24-50.
[x] Hans-Ulrich Thamer, Das Dritte Reich. Interpretationen, Kontroversen und Probleme des akutellen Forschungsstandes. In: Karl Dietrich Bracher (Hrsg.), Deutschland 1933-1945, Düsseldorf, 1992, S.511..
[xi] Imanuel Geiss, Der Holzweg des deutschen Sonderwegs, in: Kirchliche Zeitgeschichte, 7(1), 1994, S.191-208.
[xii] Helga Grebing, Deutscher Sonderweg oder zwei Linien historischer Kontinuit?t in Deutschland?, in: Ursula Büttner (Hrsg.): Internationale Forschung über den Nationalsozialismus. Festschrift für Werner Jochmann, Bd.I, Hamburg: Christians, 1986, S.2-21.
[xiii] Jürgen Kocka, Nur keinen neuen Sonderweg. Jedes Stück Entwestlichung w?re als Preis für die deutsche Einheit zu hoch, in: Die Zeit, 19.10.1990.
[xiv] Hans-Ulrich Thamer, Die Erosion einer S?ule. Wehrmacht und NSDAP, in: Rolf-Dieter Müller und Hans-Erich Volkmann, Die Wehrmacht Mythos und Realit?t. Im Auftrag des Milit?rgeschichtlichen Forschungsamtes, R.Oldenbourg Verlag, München, 1999, S.420-435.
[xv] Martin Broszat u.a. (Hrsg.), Bayerin in der NS-Zeit, 6 Bd., München, 1977-1983.
[xvi] Thomas Gie?mann und Rudolf Marciniak (Hrsg.), ?Fast s?mtliche Kinder sind jetzt Weg.“Quellen und Zeitzeugenberichte zur Kinderlandverschickung aus Rheine 1941-1945, Waxmann, Münst u.a.2001.
[xvii] Gerhard Kock, ?Der Führer sorgt für unsere Kinder...“Die Kinderlandverschickung im Zweiten Weltkrieg, Ferdinand Sch?ningh, Paderborn u.a., 1997.
[xviii] Bodo von Borries, The Third Reich in German History Textbooks since 1945, in: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History, J.1,2003,, pp.45-62.
相关推荐链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