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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本文着重于50年代初期社会变迁的大背景下，以史实叙述的方式，分析中央人民政府教育部大学改革的指导思想和方针政策的演变，并在具体考察院系调整政策从形成到实践的过程中，试图解答几个问题。

一、问题的提出

卡扎米亚斯是美国的一位有远见的教育学家，他曾经说过这样一段话：“所有社会，在民族危机和重大事变时期之后都有过重大教育改组的尝试。”[1]以此来审视上世纪50年代的中国，大概也不例外。当时的院系调整，即对大学进行跨省、跨地区的改组、撤销或合并，涉及面之宽、程度之彻底，可称为我国现代教育史之最，对我国半个世纪以来的高等教育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

主流观点一向认为：中国的院系调整是一项具有历史意义的高等教育改革工作，它不仅奠定了我国社会主义高教事业的基础;改变了旧中国不能培养学科配套工程技术人员的落后状况，保证了为建立国家独立的工业体系和经济发展对专门人才的需求;但也同时削弱了一些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的基础。[2]在淡化其宏大叙事话语的背后，我们不难发现，除以上这些定论外，院系调整[3]政策从形成到实践的整个历史过程中，始终与国家意识形态密切相关，其政治内容和意义十分凸显，甚至超越了大学改革本身，大致出现以下几个问题：

首先，这次大规模院系调整具有行政主导型之特征，即在中央人民政府的指导下，从上至下，自始至终由最高教育行政部门通过制定有关的改革方针与政策而统制改革的全过程。在所谓“破旧立新”的思维模式中，大学的“自治”和“学术自由”被有意或无意地忽略，大学的地位和内涵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成为“人民民主专政的一种斗争工具”，大学被置于统一的行政管理体制之下。

其次，在尚未建立起一套行之有效的制度(包括法规)前提下，以政治运动方式强行改造思想文化，必然对思想文化产生巨大的破坏力。院系调整过程中的大学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为今后社会主义的文化建设初创了一套充满风雨的实践模式。

再次，院系调整政策是“学习苏联”这个基本国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国家的强制力量下，通过院系调整建立起一套“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大学制度，改革时间之短，程度之深，范围之广，为世界教育改革史所罕见。“全盘苏化”是中国现代化过程中，以外来文化为导向的最为深刻和最全面的一次改制。

最后，院系调整政策的实践并非孤立而行，它伴随着党的新民主主义路线向社会主义路线急促转变，循序渐进式的新民主主义教育思想转变为“破”字当头、“兴无灭资”的社会主义教育思想。

本文着重于50年代初期社会变迁的大背景下，以史实叙述的方式，分析中央人民政府教育部大学改革的指导思想和方针政策的演变，并在具体考察院系调整政策从形成到实践的历史过程中，试图对以上问题加以论述。

二、和风细雨的前奏曲

大凡教育改革，均受制于其政权性质和国家意识形态，并与国家的教育方针、政策、法规等密切关联。1949年后我国教育改革指导方针的基本法令依据来自于建国大法《中国人民协商会议共同纲领》，其中第四十一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文化教育为新民主主义的，即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教育”，“人民政府应有计划有步骤地改革旧的教育制度、教育内容和教育法。”[4]这是建国后第一个关于教育改革的指导方针。

这一指导方针，在第一次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得到贯彻。会议所确定的改革旧教育的指导思想、步骤以及如何发展新教育，主要采取“循序渐进”策略。这次会议承认“改革旧教育是一项艰巨的任务，是一个比较长期的过程，必须经过各级教育的不断改革，积累比较成熟的经验之后，才能进行比较全面的改革，”并强调“不能性急”。会议还明确规定，“对中国人办的私立学校，采取保护维持，加强领导，逐步改造的方针”，[5]这种务实的态度反映出中央人民政府教育部领导层对当时教育改革的一种基本认知。

尽管首次提出了彻底改造旧式大学的政治原则和改革指导思想，但会议只是作原则性的表态，对于如何“彻底地”改革旧式教育，并没有提出具体的日程表。[6]新中国成立之初，整个教育事业处于一个新旧交替的敏感阶段，教育战线内部头绪纷繁，百端待理，今后的高等教育将朝着什么方向改进，尚未形成一套完善的发展规划。

但是，我们仍然可以看到，这次会议具有浓重的政治色彩。如同“新中国”概念一样，1949年成为20世纪中国教育史上的一道政治分水岭：之前的是旧教育，其性质“是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统治下的产物，是旧政治旧经济的一种反映，和旧政治旧经济借以持续的一种工具”;之后的是新教育，具有新民主主义的性质，“主要任务是提高人民文化水平，培养国家建设人才，肃清封建的、买办的、法西斯的思想，发展为人民服务的思想”。[7]而“新教育和旧教育是性质上完全相反的东西，是势不两立的。因此，我们对于旧教育不能不作根本的改革。”被中共领导人高度赞扬为“紧跟革命潮流前进”的“中国共产党的亲密战友”、[8]首任教育部部长马叙伦在会上强调：“新中国的教育应该是反映新中国的政治经济，作为巩固与发展人民民主专政的一种斗争工具的新教育”。[9]教育被视为“人民民主专政的工具”首次公开提出，成为新的意识形态开始渗入教育改革理念的一个重要表征。中国革命本身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一个组成部分，1949年后的国家政体更是趋同于“苏联模式”的政治制度。当旧的国家机器和意识形态被推翻之后，首先要考虑和处理的无疑是政权巩固和发展问题。无产阶级革命斗争原则，成为这次会议高度政治化的内在逻辑。这种二元对立的意识形态，为今后大规模大学改革埋下伏笔。

大学改革方向在政治意识形态的框架内被明确下来。1950年6月第一次全国高等教育会议上，教育部明确提出了要在全国范围内、有计划统一地进行院系调整。马叙伦强调：“我们要在统一的方针下，按照必要和可能，初步地调整全国公私立高等学校和某些系科，以便更好地配合国家建设的需要。”[10]这次会议提出三项基本方针：1、高等教育必须为国家建设、尤其是经济建设服务;2、高等教育为工人农民开放(国立免收学费);3、必须向计划经济过渡。会议明确大学体制改革是新中国高等教育改革中最重要的一个内容，具体来说，就是要把过去“抽象”、“广博”的模式改为“具体”、“专业”的模式，“一切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服务”。

为了大张旗鼓地推行教育改革，首先在制度上确立新的行政权威。这次会议颁布的《关于高等学校领导关系的决定》条例中，特别强调了教育部负有领导全国大学的责任，“凡中央教育部所颁布的关于全国高等教育方针、政策和制度，高等学校法规，关于教育原则方面的指示，以及对于高等学校的设置变更或停办，大学校长、专门学院院长及专科学校校长的任免，教师学生的待遇，经费开支的标准等决定，全国高等学校均应执行。”[11]这个《决定》体现了高等教育行政管理的“中央集权”特征。会议同时还制定出新中国最早一批高等教育法令法规，如《关于实施高等学校课程改革的决定》、《高等学校暂行规程》、《专科学校暂行规程》等等，均为日后跨省跨地区的院系调整提供了一种行政指导基础。教育改革要学习苏联的思路也在这次会议上被确定下来。

随着大学改革方向的确立，行政主导的改革架构开始逐步建立，但大规模的大学改革并没有随之而来。这次会议同时推出的《私立高等学校管理暂行办法》，其内核是大致维护现状。会议虽然提出大学体制改革是新中国高等教育改革的重要任务，却没有相应定出改革时间表，更没有改革的具体措施。总的来说，建国初年的大学改革是小心而谨慎。

大学改革之所以谨慎，主要受经济因素制约。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国家经济基础十分薄弱，全国工业总产值同历史上最高水平相比下降了一半，人均国民收入只有亚洲国家平均值的三分之二。[12]在1949年底的财政预算中，文化、教育、卫生三大项加起来也只占总开支预算的4.1%(实际并未兑现)，军费开支则占近38.8%.及至50年春夏之间，开始出现全国性市场萧条，光是上海就有一千家的企业倒闭，全国失业人数猛然超过百万人。[13]这个刚刚诞生的新政权，此时正面临着国民经济全面萎缩的严峻考验，新政权当务之急自然是考虑如何发展和恢复整个国民经济，国家并没有力量同时推进对文化教育领域的改革。

关于这一点，中共高层领导人显然是有预见的。早在1949年6月，刘少奇就提到，“对于帝国主义国家在中国办的学校和医院等，暂时让其在遵守我们的法令的条件下继续办下去。但不许再设新的，待将来国家有力量接收这些学校和医院时，将加以接收。”[14]1950年5月，毛泽东也强调“恢复和发展人民教育是当前重要任务之一。”[15]这都反映出当时中共高层对待中国社会现实问题抱有的务实态度。

更重要的是，建国初年大学改革采取“温和渐进”方式，是符合新民主主义的教育思想，党领导人对此有共识。1950年6月中共七届三中全会上，毛泽东指出：“有步骤地谨慎地进行旧有学校教育事业和旧有社会文化事业的改革工作，争取一切爱国的知识分子为人民服务。在这个问题上，拖延时间不愿改革的思想是不对的，过于性急企图用粗暴方法进行改革的思想也是不对的。”[16]这大概就是教育改革“不能性急”这一说法的由来。这次会上，毛泽东还有过一段对中国教育文化事业来说相当重要的讲话：企图用粗暴方法进行文化教育改造的思想是不对的;观念形态的东西，不是用大炮打得进去的，要缓和，要用十年到十五年的时间来做这个工作。[17]中共领导人已初步设定教育改革时间表，毛泽东还特别强调，全国二十八所教会学校，不要在里头硬性教授“猴子变人”的唯物主义原理，要有灵活性。[18]

毛的这番讲话，是基于新民主主义理论基础上对中国革命形势作出的判断，是符合客观现实的。毛泽东包括其他中国领导人的设想是：共和国成立后，首要任务是“迅速地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开始大规模的国家工业化建设，使新民主主义的政治、经济、文化形态有相当程度的发展，为中国稳步地由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由新民主主义国家转变为社会主义国家奠定基础。”这个过程大约需要十年至十五年的时间。[19]在这个前提下，这一时期所推行新民主主义教育方针的改革路线是温和的、渐进的和审慎的。大致说来，直至1952年底，在历史进程急促加快向社会主义转向之前，中国社会改革(包括教育领域)的程度远没有后来激烈。

自1949年下半年至1950年，虽然大学小范围的调整几乎没有停止过，但整个改革进程缓和推进，没有形成全国性规模。具有全国规模的只有“扫除文盲识字”运动。当时党内大多数党员文化程度之低，难以适应共和国成立后骤然面对的政权巩固和经济建设新局面。在中共领导人员当中(区委以上)，将近50%是文盲或文化不高，华北地区150万党员中，竟有130万是文盲或半文盲。[20]因此，毛泽东深知扫盲运动之急迫性，他亲笔为扫除文盲而创办的《学文化》半月刊题字，以示对该运动的高度重视。其次，教育界改革的另一重点就是大力培养工农知识分子，这一举措的背后反映着执政者对政治道德理想的一种追求。共和国成立后，教育部两次重大会议都有着一个共同任务：加快培养工农干部。中共干部绝大部分来自农村，文化水平的提高乃当务之急。毛泽东说过：新中国的教育“应为全民族中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工农劳苦民众服务。”[21]打破旧世界，在道德理想中创造出一个新秩序，逐渐成为日后愈演愈烈的社会革命的一个通则。如果把教育改革分为高、中、低三个层面，新政权最先给予关注的显然是低层，这是符合中国共产党的政治诉求。

综上所述，由于新民主主义教育思想以及现实中政治、经济等多种因素的相互作用，在这一阶段(1949年10月—1950年10月)，中央人民政府教育部关于大学改革指导思想和政策虽然已成型，但大规模的改革步骤尚未在日程表出现，从全国来看，基本是以恢复和维持原有大学状况为主要任务。但这不过是一个短暂的“和风细雨”序幕，随着国内外形势的急速发展，潜伏的暗流很快波涛汹涌。

三、山雨欲来风满楼

历史的发展，总是出乎人的意料，往往因一突发事件而改变原来进程。

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10月中国人民志愿军秘密入朝，由此掀起的抗美援朝运动加剧了国内社会各阶层的紧张局面，中共领导层逐渐淡化建国前后对国情所作的客观分析，以及对历史进程所作的谨慎预期，态度上有了一个根本转变。如参战前(9月)，毛泽东曾指出“即便是特务，一个不杀也是绝对必要的”，[22]但志愿军入朝不久，毛泽东则强调，“就是要坚决地杀掉一切应杀的反动分子。”[23]又如，1949年，中共领导人对知识分子采取“包下来”政策。1951年4月，毛泽东突然转调：“从来没有说过可以把有‘严重的反动行为或严重的劣迹’的人们包下来”，[24]并强调，要“采用整风方式，对留用人员和新吸收的知识分子普遍地初步地清查一次。”[25]这种一百八十度大转弯，突显领导者在政治上的一种考虑和策略，即反美“文化侵略论”意义在知识分子尤其在教育界，远比其他阶层来得重要。这不仅意味着要在大部分受过英美教育的知识分子中确立新的意识形态和政治认同感，即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同时，也导致加快清理教育界英美文化之影响的步伐。具体地说，这是日后“全盘苏化”的院系调整必须先行一步的重要原因。

1950年1月，在批判美国国务卿艾奇逊《中国白皮书》时，毛泽东在艾奇逊提及的“民主个人主义”后面加上了“拥护者”或“分子”等复数字样，这意味着在艾奇逊心目中在中国有一批人是美国的希望所在。被毛泽东称为“社会基础”的这批人，[26]指的正是那些受过西方文化熏陶的知识分子。所以，当上层建筑发生变化后，毛泽东看到的文化领域，依然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天下。毛泽东对此大发感慨：我们在文化界的进步力量还小，文化队伍中的“人民解放军”太少了。[27]不久，高校中开始逐渐增加大批党团员干部，所有行政单位和生产单位都由党团员担任正职、副职或秘书助理，整个学校形成一个上下贯通的组织系统，使得政令易于推行，情况便于掌握。

接受美援的教会大学自然成为批判“文化侵略”的重点，其中最有代表性的燕京大学被定性为“美帝国主义文化侵略中国的阵地”。[28]学校奉命举办“美帝国主义文化侵略罪行展览会”，最终达到的表面结果是，“大多数教师沉重地检讨了严重的资产阶级思想和崇拜美国的思想”，并表示“要彻底肃清美帝国主义的影响，把燕京真正改造成中国人民的教育阵地”。[29]反美运动开始冲击教会大学的办学主权。1950年12月29日，政务院终于发出《关于处理接受美国津贴的文化教育救济机关及宗教团体的方针的决定》的通知，第一次提出将接收教会大学改为公立;或改组董事会与学校行政，行政权属中国校长;或改为完全由中国人自办的私立学校。新的《决定》颁发后，全国接受外国津贴的20所教会大学中，有11所被改为公办，另外9所改为中国人自办，仍维持私立，由政府予以补助。原有的美籍校董及他们在校的行政职务均被解除，个别美籍教师被辞退。在这种政治高压氛围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