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投降后，四大家族接收了日伪开办的各种金融机构、厂矿企业，还将民营企业诬指为敌产予以没收，据为已有。四大家族大量盗卖民营工厂物资，使许多工厂由于缺乏设备而无法开工，使民族工业遭受打击。而名目繁多的各种捐税更是使举步维艰的民族工业背上沉重的包袱，难以恢复和发展。作者认为正是“四大家族官僚资本”的恶性膨胀，扼杀了国统区工商业和农业的生机，造成了国统区工商业、农业、财政经济的崩溃，这是国民党政权在大陆败亡的重要原因之一。

上述文章，多把“四大家族官僚资本”作为国民党在大陆失败的原因来进行研究，对其性质则未作深入的探讨，仍然把国民党政府的资产和四大家族的私人资产视为一体。在对其进行评价时，也多强调它对国民经济的消极影响。

笔者认为，对“四大家族官僚资本”的评价应该建立在对蒋宋孔陈各自真正掌握的资产进行科学评估的基础上，对国民政府各种不同的经济机构和组织也应区别看待和评价。近年来，已有学者提出，国民政府下设的“资源委员会”——传统上人们视其为“四大家族官僚资本”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抗战中发挥了不可忽视的积极作用。郑友揆、程麟荪、张传洪合著的《旧中国的资源委员会——史实与评价》一书，比较全面地评述了资源委员会所做的工作及其在历史上的作用。

该书论述了资源委员会的设立及其初期活动;抗战前的建设计划;抗战时期各主要事业的建设情况;抗战后的接收以及经济重建规划;改进生产方法的努力;对于对外贸易主权的维护;对于中国神圣抗战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积极支持;对国民党党部势力渗透的抵制;在大陆弃暗投明迎接解放等史实。郑友揆等人认为，用官僚资本概括资源委员会的性质并不恰当。一个原因是，将资源委员会称作官僚资本容易造成人们思想上的混乱。人们一提到官僚资本，就会自然而然地与反动、落后的事物联系起来.他们提出，“资委会的事业在旧中国经济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说资委会是一种反动、落后的事务，缺乏历史事实，言之为国家资本企业经营管理机构则更确切些”[15](p3)。

第二，对“四大家族官僚资本”性质的新认识。在对“四大家族官僚资本”性质的认知上，学者们有了较为客观、辩证的看法。

杜恂诚在《民族资本主义与旧中国政府(1840～1937)》一书中认为，毛泽东所说的“官僚资本”，是特指国民党时期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但它只是一个通俗名称，而不是政治经济学的科学定义;再加上后来一些人又把它的内涵不断扩大，把官僚的私人资本也包括了进去，并在时间跨度上向上追溯，一直追到清政府创办的企业。由于内涵混乱，时限不清，因此它的外延也变得十分模糊。实际上，它的界限已经无法确认了。[16](p4)

郑会欣追述了官僚资本这一概念的演变过程，指出近年来，大多数学者已经改变了以往将国营企业统称为“官僚资本”的做法，而用“国家资本”来代称。因为“国家资本”的提法内涵比较明确，不会将官僚私人的投资与国家(包括中央和地方)投资相混淆。作者认为，不能将国家资本、国营资本等同于官僚资本，但应看到“在一定的条件下，特别是在中国长期以来官僚政治传统的影响下，官僚可以通过手中所掌握的权力，以各种方式将国家资本转化为官僚私人的资本，而且这种转化往往都是以各种‘合法’的途径加以实现的”[17]。

陈自芳对有关“官僚资本”的几种观点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他认为，由于中国近代社会的特殊性，在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中仍应保留“官僚资本”这一概念。官僚资本中应包括官僚的私人资本，而对于官僚的私人资本也要辩证的看待，只有那些依靠政治权利、垄断性很强的私人资本才能定性为官僚资本。作者认为，四大家族的私人资本应被看做是官僚资本。[18]

武力赞成应将官僚通过特权获取的资本，与国家资本和一般私人资本区分开的观点。他还提出了官僚私人资本在国计民生中到底起了多大作用、对国民政府的失败到底应该承担多大责任的问题。认为官僚资本只是一个国家现代化过程中出现的暂时现象;应将官僚作为一个社会人和经济人看待，他也具有谋取个人、家庭利益的本能和动力;应将官僚企业作为一个企业看，追求利润最大化是它的目标;应将研究重心放在分析民国政治体制的缺陷上，深入探讨旧体制与官僚资本形成的关系，细致分析私人资本是怎样利用政治体

制的漏洞来谋取私利的。[19]

陆仰渊、方庆秋在其主编的《民国社会经济史》一书中，认为国家垄断资本具有以下三个特点：资本来自政府，并由政府官员经营;对国民经济的某一方面具有垄断性;对广大人民具有压迫性。而官僚资本则另有三个特点：资本不是来自政府而来自官僚的私人投资;经营权掌握在某个或某些官僚手中;掌握这种资本的官僚，利用手中的权力操纵某一部门，投机倒把，损公肥私，中饱私囊。[20](p774)也就是说，所谓的官僚资本仅包括官僚私人资本，它和国家垄断资本不是一回事，这就改变了以往国家资本、官僚私人资本不分，使“四大家族官僚资本”的内涵和外延都变得含糊不清的状况。

通过讨论，多数学者达成了如下共识：最好把“四大家族官僚资本”分为国家资本和官僚私人资本两部分。这样有助于人们在研究中更科学地看待有关问题，有助于对“四大家族官僚资本”的积累和经营做有区别的分析，更清晰、准确地认识“四大家族官僚资本”的历史作用。

除上述成果外，学者们对四大家族的私有资本问题也进行了研究。

李茂盛认为私有资本应分为自有资本和自筹资本两部分——自有资本指个人拥有所有权的资本，自筹资本指通过各种方法筹集来的、仅拥有使用权的资本。他认为只有自有资本才是一个国民的独立财产。他对孔祥熙的自有资本进行了考察，对孔氏家族在工业、商业、金融业、文化业的资本做了估算，认为原来盛传的孔家约有40亿美元资产的说法是大大夸大了，实际上孔氏家族的资产约为50～100万美元。L21]

李立侠也认为孔家最多是百万而非亿万富翁。[22]两位学者都是将孔氏家族拥有所有权的资产作为评估的对象，改变了人们以往把孔家名义上控制的资产也作为其私有资产进行估算的做法，这样有利于我们重新认识有关问题。

此外，学术界对宋家资本进行的研究也有了一些成果.如陆仰渊在《宋子文和孔祥熙的财产知多少》一文中，对宋子文在工业、金融业、商业三方面的资产进行了评估，认为宋家的资产大约有 l000万美金。[23]至于蒋家和陈家的资产，人们的研究还不够充分，至今也没有说清楚其具体数目。

总的说来，学术界到目前为止，对“四大家族官僚资本”的研究已取得了一定成果，纠正了以往较多地用政治概念理解“四大家族官僚资本”而造成的一些不准确的认识。但由于掌握的史料有限，一些学者对“四大家族官僚资本”性质的认识仍然因循旧说，在研究过程中就不免出现大而化之的现象;有关四大家族积累资本的过程和方法，相关论文数量虽多，但内容大致相同;对蒋、宋、孔、陈四大家族资产的准确数字也有待科学的查证;对四大家族在经济上的影响力也需要做进一步研究;四大家族运用政治特权谋取经济私利的具体史实，也需做具体而微的查证、核实。只有这样，我们对“四大家族官僚资本”才能有更清晰、准确、实事求是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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