版)通过对考古资料的系统整理和分析，运用文化谱系分析、文化层次分析等考古学方法，对秦文化发展的过程进行了全面论述。孙继民、郝良真的《先秦两汉赵文化研究》(方志出版社10月版)着重研究了先秦两汉时期的赵文化，其内容包括赵文化纵论、战国秦汉时期赵俗例证、赵都考略、赵器管窥、赵迹述论等。周新芳、叶海芹的《秦文化与齐文化之比较》(《齐鲁学刊》第5期)认为，齐、秦两国文化属于两种类型不同的异质文化，齐偏功利，秦重战功，齐人治，秦法治，在经济、文化、风俗等理念上也存在巨大的差异。刘跃进的《班彪与两汉之际的河西文化》(《齐鲁学刊》第1期)指出，两汉之际河西地区相对平静，以班彪为代表的中原士人在王莽之乱后纷纷避难西北，在当时政治格局的变迁中发挥了特殊作用，对于河西经济文化的繁荣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雷依群的《东汉关中学派述论》(《咸阳师范学院学报》第3期)也从区域文化的角度论述了“关中学派”产生的历史背景，以及“关中学派”对中国古代经学发展的贡献。对秦汉知识分子的研究，林甘泉的《中国古代知识阶层的原型及其早期历史行程》(《中国史研究》第3期)指出，中国古代知识阶层的价值取向和精神追求从一开始就呈现多元化的趋势。秦朝短祚而亡是各种社会矛盾汇集激化的结果，并非由于儒家与法家两种“吏道”观念尖锐对立的缘故。汉武帝“独尊儒术”亦并非“政治权威”对“文化力量”的“妥协”，而是封建皇权加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政治需要。鲁同群的《略论汉初儒家知识分子》(《南京师大学报》第2期)考察了秦末投身反秦和参与楚汉战争的儒家知识分子最多的原因，并认为汉初儒家知识分子在战争中的作用有限，但在以政治手段巩固政权时则较有建树。而李禹阶、汪荣的《汉初儒士的群体认同与价值取向探析》(《重庆师范学院学报》第1期)认为，汉初儒士积极投身于汉初军功集团的政治活动之中，他们直道而行、实现理想、改造汉政、变异儒学，推动经学思潮成为儒士群体认同的价值取向。牟发松、李磊的《东汉后期士风之转变及其原因探析》(《武汉大学学报》第3期)提出，东汉后期，在同宦官势力的斗争中，士风由前期“保身怀方”的“去就之节”转向“蹈义陵险”的“婞直之风”，最终激起党锢事变。这迫使士人正视现实，士风亦由“婞直”而“退处穷处”、“念营苟全”，或“大直若曲”，讲究权谋。

在礼制、宗教研究方面，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编著的《西汉礼制建筑遗址》(文物出版社12月版)汇集了20世纪50年代在西安老城西北郊(汉长安城南郊)发掘的十五座西汉礼制建筑遗址的全部资料及其研究成果。韩养民、韩小晶的《风水与西汉陵》对西汉时代的风水以及帝王群体的登基、选妃、立储、功绩、墓地的兴建、陪葬者等进行了综合考察和品评。杨英的《汉初祀畤考》(《世界宗教研究》第2期)则通过汉初祀畴内容、性质的考察，探讨了祀畤兴盛的原因及其日后退出主流社会信仰之必然。相关研究还有后晓荣、陈晓飞的《秦汉五畤地望新探》(《秦文化论丛》第10辑)、何平立的《汉武封禅——儒学正统化大典》(《上海大学学报》第4期)、王柏中的《汉代庙制问题探讨》(《史学月刊》第6期)等。

另外，韩晋芳、罗见今钩稽整理了《〈西京杂记〉中的汉代科技史料》(《故宫博物院院刊》第3期)，李馥明论述了《东汉魏晋时期的洛阳太学》(《史学月刊》第7期)。王琳、李成文的《论秦汉时期中医学的发展特点》(《河南中医学院学报》第6期)认为，这一时期是中医学从分散的经验积累开始进入理论总结的新阶段。关于汉代审美研究，周跃西的《略论五色审美观在汉代的发展》(《中原文物》第5期)认为，五色审美观是中国传统审美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汉代已形成五行色彩学体系的雏形，色彩观念转换成一种逻辑推理方式和思想认知图式，并广泛深入民间，形成色彩使用中的形式美规范。在秦汉体育运动研究方面，则有顾颖的《试论西汉角抵运动》(《南都学坛》第5期)、吕利平、吴卫东的《从体育考古角度看我国先秦及秦汉时期的军旅体育》(《体育文化导刊》第3期)、宋会群的《围棋起源于西汉说》(《体育文化导刊》第1期)等文章。

四、社会史研究

对秦汉社会的研究在生态环境、社会风俗以及社会关系等方面多角度展开，出现了一批新的成果。杨师群的《东周秦汉社会转型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4月版)和李振宏的《居延汉简与汉代社会》(中华书局10月版)均可谓秦汉社会史综合研究的力作，不仅内容丰富，在论述上亦颇多新意。

在生态研究方面，王子今的《中国生态史学的进步及其意义——以秦汉生态史研究为中心的考察》(《历史研究》第1期)指出，就秦汉生态史研究而言，20世纪的生态史学取得了空前的进步，在21世纪新的史学格局中，生态史学将逐渐占有重要的地位，也将有益于史学的总体性进步和生态意识、生态对策的科学化。陈业新的《西汉元帝建昭四年“雨雪”辨析》(《中国历史地理论从》第2辑)从历史文献学的角度，对《汉书·地理志》记载的西汉元帝建昭四年“雨雪”之事进行了条缕、辨析，分析史料记载的真实性;《两汉时期天体异常灾害论探讨》(《社会科学战线》第3期)通过对历史文献的检阅，梳理出两汉时期天体运行灾害思想之大端，提出对两汉灾害思想的评说应持一分为二的辨证态度。闫明恕的《论西汉时期对黄河的治理》(《贵州师范大学学报》第4期)对西汉时期的河患及黄河决溢原因、黄河的治理等方面问题进行了探讨。王尚义、任世芳的《两汉黄河水患与河口龙门间土地利用之关系》(《中国农史》第3期)、王尚义的《两汉时期黄河水患与中游土地利用关系》(《地理学报》第1期)、段伟的《试论东汉以后黄河下游长期安流之原因》(《灾害学》第3期)等，也从不同角度阐述了两汉时期的地理环境问题。

社会生活方面，李如森的《汉代丧葬礼俗》(沈阳出版社6月版)结合历史文献对各地的汉墓遗存进行研究，从葬俗、丧礼、随葬品、陵园、墓葬形制等角度全方位论述汉代葬俗。张敏、张文立的《秦始皇陵》、王学理的《汉景帝与阳陵》和王志杰的《汉武帝与茂陵》则具体研究了秦始皇陵、阳陵、茂陵的诸多问题。吕宗力的《汉代的流言与讹言》(《历史研究》第2期)从汉代流言、讹言出现的原因背景着手，深层剖析当时社会心理氛围及社会现象，对此类信息的历史真实性与特定历史语境之间的关系做出完整解读。马新的《两汉乡村婚姻略论》(《山东大学学报》第1期)探讨了两汉乡村婚姻的基本功能、基本形式中礼俗关系的变化，彭卫则总结了《秦汉时期饮食生活的基本模式》(《陕西历史博物馆馆刊》第10辑)。孙家洲的《汉代齐地尚巫之风考实》(《文史哲》第3期)通过齐鲁地区巫文化和尚巫风俗的表现，说明齐地巫文化既是对远古东方巫文化的继承，又在此基础上有所发展，形成新的特征并产生深远影响。肖健一的《西汉时期的性观念》(《文博》第4期)则从出土帛书、考古发现之性器及史料记载等方面综合讨论了西汉时期性观念的一些特征。段清波、张颖岚的《秦始皇帝陵的外藏系统》(《考古》第11期)从古代陵墓的外藏系统谈起，利用发掘资料论及秦始皇陵的外藏系统，并从文化背景、陪葬坑的象征意义论述秦始皇陵外藏系统的认识及其特点，说明正是这一时期形成了中国古代帝王陵墓的“正藏”和“外藏”两大系统。

社会关系方面，白芳发表了《论秦汉时期“君臣”称谓的社会内涵》(《河北师范大学学报》第2期)、《论秦汉时期“臣”称谓的社会内涵》(《中山大学学报》第1期)、《论秦汉时期“公”谥称谓的社会内涵》(《锦州师范学院学报》第2期)的系列论文，从社会语言学范畴对这些称谓所反映的人际关系展开论述。刘淑丽的《汉代儒家正统妇女观的演变》(《社会科学辑刊》第6期)讨论了汉代妇女观由相对平等慢慢走向苛严，最终形成乃至强化为男尊女卑的过程，说明汉代妇女观所具有的深远影响。薛瑞泽的《汉代邻里关系研究》(《上海大学学报》第5期)认为，汉代邻里关系既有邻里间的相互帮助和理解，还有在危难之时的扶危济困，亦有相互侮辱、彼此争斗甚而兵刃相见的现象，更有一些人因种种原因而不愿意与邻居往来。张金光的《有关东汉侍廷里父老僤的几个问题》(《史学月刊》第10期)认为，当时国家政府必须依赖和通过父老者流的民间社会领袖人物来确立一种乡村社会秩序，乡里实际具有半自治的性质。相关文章还有王关成《先秦两汉妇女婚恋生活状况发覆》(《秦文化论丛》第10辑)、魏道明《从简牍资料看秦的家庭结构》(《青海师大学报》第1期)、宋杰《〈元延二年日记〉所反映的汉代郡吏生活》(《社会科学战线》第3期)、臧知非《张家山汉简所见西汉继承制度初论》(《文史哲》第6期)、王彦辉《从张家山汉简看西汉时期私奴婢的社会地位》(《东北师大学报》第2期)、韩琳琳《汉代妇女观念及其演变趋势之管见》(《皖西学院学报》第3期)等，都从不同方面对秦汉社会关系进行了探讨。

考古学研究

秦汉考古研究主要围绕在简牍与封泥、秦汉都城及城址、汉画像石和出土文物等方面。

李均明的《古代简牍》(文物出版社3月版)对战国、秦汉至三国间的简牍概况及其内容与分类进行了系统而全面的综合研究。对张家山汉简的研究继续深入，陈伟的《张家山汉简〈津关令〉涉马诸令研究》(《考古学报》第1期)从张家山汉简津关令的文本进行讨论，在对涉马诸令进行研究后，整理出当时的买马程序以及对马匹的严格管理程序，并对其所反映的问题进行论述。王子今、范培松的《张家山汉简〈贼律〉“叚大母”释义》(《考古与文物》第5期)、刘钊的《〈张家山汉墓竹简〉释文注释商榷》(《古籍整理研究学刊》 第3期)、朱绍侯的《从〈二年律令〉看汉初二十级军功爵的价值》(《河南大学学报》第2期)、温乐平、程昌宇的《从张家山汉简看西汉初期平价制度》(《江西师范大学学报》第6期)、周振鹤的《〈二年律令·秩律〉的历史地理意义》(《学术月刊》第1期)、王子今的《张家山汉简〈贼律〉“偏捕”试解》(《中原文物》第1期)等，都对张家山汉简涉及的各方面进行了研究。里耶秦简作为秦代考古的一项重要发现，对它的研究也逐渐展开。张春龙、龙京沙的《湘西里耶秦代简牍选释》(《中国历史文物》第1期)对里耶出土秦简中的部分简牍材料进行公布，并做了初步考证、注释。李学勤的《初读里耶秦简》(《文物》第1期)从里耶秦简的历朔、行书与文书格式、洞庭与迁陵、与汉初文书对比等问题进行讨论，并举出几个具体事例进行详细解说，探讨了龙山里耶秦简的学术价值。相关研究还有周宏伟的《传世文献中没有记载过洞庭郡吗》(《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第3期)、饶宗顾的《由明代“二酉山房”谈秦人藏书处与里耶秦简》(《中国历史文物》第1期)、沈颂金的《湘西里耶秦简的价值及其研究》(《中国史动态研究》第8期)等。秦代封泥的研究主要有周晓陆的《秦封泥所见安徽史料考》(《安徽大学学报》第3期)和《秦封泥所见江苏史料考》(《江苏社会科学》第2期)，对秦封泥中涉及安徽和江苏的史料问题进行了探讨。王辉的《释秦封泥中的三个地名》(《秦文化论丛》第10辑)和刘尊志、梁勇的《徐州出土“祕府”封泥的封缄方法浅析》(《华夏考古》第3期)也论述了秦汉封泥的一些问题。另外，对其他出土简牍的研究还有王子今《敦煌悬泉置遗址出土〈鸡出入簿〉小议》(《考古》第12期)、邓文宽《出土秦汉简牍“历日”正名》(《文物》第4期)、刘乐贤《虎溪山汉简〈阎氏五胜〉及相关问题》(《文物》第7期)、刘乐贤《尹湾汉简〈神乌赋〉“靳靳”试释》(《古籍整理研究学刊》第5期)、廖伯源《汉初县吏之秩阶及其任命》(《社会科学战线》第3期)、刘金华《秦汉简牍“九九残表”述论》(《文博》第3期)等。

在都城与城址研究方面，刘庆柱、李毓芳的《汉长安城》(文物出版社4月版)详尽地论述了汉长安城遗址的考古发掘成果，内容涉及平面布局、基础设施、主要宫殿、武库及礼制性建筑和手工业遗址等诸多方面，并对一个世纪以来的相关研究进行了回顾。钱国祥的《从闾阖门谈汉魏洛阳城宫城形制》(《考古》第7期)从闾阖门遗址的考古发掘与文献记载对比中整理出汉代南北宫的形制，分别从南宫南墙;南、北宫宫掖门;南北宫中其他小宫苑及主要宫殿;南、北宫之间的复道进行论述与探讨。周长山的《汉代的城郭》(《考古与文物》第2期)对汉代城郭的修筑时期、规模、构筑、形制、布局等几个方面进行了论述。相关论文还有李自智《秦都咸阳在中国古代都城史上的地位》(《考古与文物》第2期)、尚民杰《西汉以后的未央宫》(《考古与文物》 第2期)、张沛《秦咸阳城布局及相关问题》(《文博》第3期)、王明德、陈爱平《中国古代都城的变迁与中华民族的融合》(《社会科学辑刊》第1期)、王子今《秦定都咸阳的生态地理学及经济地理学分析》(《人文杂志》第5期)等。

对汉代墓葬中出土器物及画像砖的研究也是秦汉考古研究的重要对象。郑同修、杨爱国的《山东汉代墓葬出土陶器的初步研究》(《考古学报》第3期)对山东汉代墓葬陶器出土概况、形制及演变、分期与年代、区域特征及与周边地区汉墓陶器关系作了充分论述，并得出其与周边地区从不同到逐渐统一的发展规律。霍巍的《试析汉晋神兽镜中的龙虎神兽与“衔巨”图纹》(《考古》第5期)对东汉时期的龙虎神兽与“衔巨”图纹进行讨论。另外还有崔利民《西汉“皎光佳都”铭文镜与东汉博局禽兽纹铭文镜考释》(《文物世界》第4期)、许卫红《论汉葬具上的四叶蒂形金属装饰》(《文博》第2期)、李桂阁《南阳地区汉代陶井及相关问题》(《农业考古》第1期)、信立祥《汉代明器铜輀车考》(《中国历史文物》第2期)、吴小平《汉代铜鍪研究》(《东南文化》第11期)、周学鹰《汉代建筑明器探源》(《中原文物》第3期)、张勇《豫西汉代陶水榭》(《中原文物》第3期)、古方《论西汉中期玉器风格的变化及社会背景》(《中原文物》第5期)等。对画像石的研究成果，主要有赵耀双《从汉画像石上所刻历史故事看汉代社会风尚》(《文物世界》第3期)、马利清《内蒙古凤凰山汉墓壁画二题》(《考古与文物》第2期)、王炜林《陕北汉画像石中的树形图小议》(《考古与文物》 第5期)、宋镇《陕北东汉画像石的装饰风格浅析》(《文博》第5期)、杨哲峰《关于洛阳三座汉壁画墓的年代序列问题》(《文物》第3期)、赖荣幸《佛学东渐对汉画像砖(墓)消亡的影响》(《民族艺术》第2期)、毛保枝《汉画中的戏车与杂技艺术》(《中原文物》第5期)、李荣有《论汉画音乐文物的综艺特征》(《文艺研究》第2期)、郭向平《汉代画像砖石中的社会现象初探》(《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学报》第3期)、李江涛、娄宇《汉画像石中的祭祀题材初探》(《湖北美术学院学报》第4期)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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