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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学会的兴起与发达，是学术繁荣并走向现代化的重要标志之一。现代中国的史学专业学会酝酿出现于20世纪初，新文化运动后，随着现代学术建设步伐的加快，高校及地方各类史学会纷纷破土而出。它们的多样化活动，促进了现代史学流派和某些学科的形成，也为现代学术团体的组织和运作积累了丰富的经验，至今仍有积极的借鉴意义。

[关键词]：现代史学　　专业学会　　史学会　　运作机制

史学专业学会的兴起与运作，是我国现代学术制度建设中一个值得关注的环节。对此，俞旦初《中国近代最早的史学会——湖北史学会初考》、王煦华《抗日战争期间的中国史学会》和桑兵《二十世纪前半期的中国史学会》[1]等文已有所讨论。本文在前人研究基础上，对其整体发展的趋势与运作特点，作进一步的厘清与探讨。

一　　高校史学会：从自发兴起到制度化建设

真正具有现代意义的学会兴起于戊戌维新时期。据研究，当时除大量讲求时事和启蒙宣传的政治性社团外，还包括了一些农艺、工商、舆算、理化、医学、法学等实用性较强的专业学会。不过，单独的史学专业学会迄今尚未发现，其内涵只是在某些综合性学会中有所反映。如《上海强学会章程》为会员研讨学问开列的科目中，便包括了中国史学、历代制度、万国史学等内容。[2]

进入20世纪后，随着现代学术独立分科意识的加强和“新史学”思潮的涌动，史学类专业学会开始零星出现。1905 年初由邓实等人在上海发起成立的“国学保存会”，其性质便与此颇为接近。尽管“国学”或“国粹”，按照现代学术的分类标准，内涵十分庞杂，但国学保存会的宗旨，无疑集中在中国历史与传统文化的总结发扬方面，[3]其活动——从古籍文献及古器文物的搜集编印到传统文史与学术思想的研究，也无不贯穿着历史学的基本精神。

更为专门的历史学会，据俞旦初先生考证，目前所知以1908年成立的贵州陆军小学历史研究会和湖北史学会为最早。前者属辛亥革命时期的革命团体，主要活动为联络学生界，通过讲史宣传爱国革命思想，仅开二次讲演即遭清方取缔。后者为湖北地方教育界人士发起组织的专业学会，成员有进士、举人、副贡生、各级学堂教习和省谘议局议员等，有的还曾留学日本或参加过同盟会等革命团体活动。其《会启》称：

欧洲自十五世纪以来，学术修明，史学渐昌，迄十九世纪，列入科学，学风之盛，德国为最，英法次之。日本承其流风，亦大变古学，立专科，设学会，校用之书，日新月异，分门之编，无类不该，呜呼盛矣!吾国数千年来， 聚讼，不离书法、体例二事;其所纂述，如《四库总目》所列十五种，无一越政治史之范围。洎乎今日，新知未茁，旧学废绝，尤可浩叹。

因而主张通过建立史学会，聚集同道，“本各国修史之旨，循汉儒治经之法，殚力研究，搜集散失，加以    ，各令斐然成章，而退以通学术之流，进以资政治之用，是则倡斯会者之意尔。”[4]在学会《简章》中，还依据东西方近代史学的理念，就推进史学建设的各项基础工作和专题研究提出了较为全面的设想，反映出该会对现代史学的发展趋势已有相当的领会。总体上看，由于辛亥革命前夕整个社会主要关注政局的变化，无暇更多地顾及文化学术层面的建设，此期的史学专业学会不但数量稀少，且往往旋起旋辍，难以形成风气。即使是湖北史学会这样一个得到官方立案许可，并拥有众多地方著名人士参与的学会，也未见有持续的活动。

新文化运动时期，伴随着现代学术建设步伐的加快，史学会的组织首先在高校系统出现了新的发展势头。据目前掌握的资料，其时全国高校中最早成立此类学会的当推北京高师和武昌高师。1915年，两校历史地理部学生分别成立了史地学会。北高史地学会的运作一直保持着相当活跃的状态，1915年4月至1919年，仅举办讲演会一项就达40余次，会员发表的讲演稿每年平均在20篇以上，内容除历史、地理以外，还涉及哲学、天文、经济、国势民情诸领域。[5]武昌高师史地学会宗旨为“联合同志，考求史地图书，增进学业”。会员分特别和普通两种，参加人逐年上升：1915年特别会员6人、普通会员42人，1916年分别为6人和74人，1917-1918年分别为10人和101人。学会规定，每学期召集大会一次，每月召开常会一次。统计四年之内，实际开会13次，活动内容包括名人讲演、特别会员命题、会长会员发表心得、质疑问难和旅行报告等。据其公布的“历年讲题一览”，会员历年发表的专题讲演达62个，内容广涉古代历史、地理、天文、律算、音乐、文学，乃至现代风土、教育等各方面。[6]1918年以后，由于史地部已改为国文历史地理部(1917年改)，遂又成立国文历史地理学会(后简称文史地学会)，并于

1920年5月以学会名义出版了《国学卮言》。至1923年，该会以张春霆为名誉会长，胡小石为会长，聘朱希祖、李大钊为名誉指导员，李汉俊等为指导员，会员已遍及国文史地部、国文系、历史社会学系等部、系师生，还出版了会刊《文史地杂志》。

继两校之后，南京高师文史地部学生也于1919年秋创立了地学研究会，次年5月改名史地研究会，有会员73 人，王庸、陈训慈、胡焕庸、张其昀、缪凤林、郑鹤声、张廷休、刘、束世 、向达、王玉璋、范希曾等皆其中骨干。先后聘请柳诒 、竺可桢、徐则陵、白眉初、萧叔 、陈衡哲等教授为指导员，定期开展专题讲座、学术讲座等活动，制定研究计划，编辑出版《史地学报》。

不难发现，上述较早出现的高校史学社团，差不多都属史地混合型专业学会。从表面看，这固然与当时高等师范系科的设置模式有关，但实际上，却在相当程度上透视出由传统向现代转型之际学术界和教育界的某种学科分类理念。中国传统学术的架构中史学原本就是一门内涵宽泛的学问，举凡天文、地理、经济、法政、宗教、民俗各科，无不纳诸其内。清末民初以来，随着西学输入和现代学术与教育事业的推进，以及社会学、政治学、经济学、法学、民俗学等新兴学科纷纷出现，传统史学的领地不断遭到“蚕食”而日形“收缩”。不过，在相当一个时期内，学术界一些人士仍十分强调史、地学之间的“昆弟孪生”关系：

宇宙者，时与空之和也。时无终始，空无畔岸，相赓相错，而成历史，而形地理，故欲明宇宙之真相，舍治史地，其道无由。国家者，亦时与空之和也。画时而为世，截空而为域，纵则有史，衡则有地，故欲知国家之真谛，舍治史地，其道无由。人生者，亦时与空之和也。演以年寿，孕以风土，心量所函，惟历史与地理所宰制耳，故欲识人生之真义，舍治史地，其道无由。[7]

由此颇倾向于史地骈列而治。这种意见，自然不能说没有道理，且直到三四十年代，在高校或学术界，仍然可以看到这类学术团体的活动，如大夏大学史地学会(1933)、湖南师大史地学会(1942)、浙江大学史地学会(1942)等。但从现代学术的发展路向看，两者间的分科却是大势所趋。

1917年北京大学史学门的建立(1919年改称史学系)，便是一个明显的标志。其后数年之间，厦门大学、南开大学、中山大学、辅仁大学、燕京大学、清华大学、成都大学等高校纷纷设立史学系。至20世纪30年代，史、地分开设系已成一种较为普遍的现象。与此相应，独立的史学专业学会也不断在高校出现，并日趋活跃。下表为二三十年代主要高校历史学会(不包括史地或文史地学会)简况。自然，这一时期的高校史学会远不止此数，只是由于具体情况比较复杂，有的时断时续，似几家而实一脉相承;有的虽出一系而前后各不相关，故很难作出精确的统计。至其会员构成，也略有差异：有的以学生为主，如厦大和清华的史学会;有的以教师领衔，如中央大学历史学会;更多的则为师生共同组织的学术社团。其中最为活跃且成效最著的，当推燕京大学历史学会。成立初因人数少，组织涣散，一度陷于停顿。1928年秋经重新组织，会员增至20余人。以后逐年发展，会员中不仅有在系的本科生、研究生和教师如洪业、顾颉刚、邓之诚、容庚、张尔田、陆懋德等，还包括了已毕业的校友、校内他系史学爱好者和曾任教本系的外校教师。先后承担会务的骨干有齐思和、朱士嘉、翁独健、邓嗣禹、刘选民、王钟翰等。至1936年初，会员已发展到校内71人、校外99人(其中4人已故)的规模。[8]　在长达十多年的时间里，该会人才辈出，其运作一直处于相当规范与活跃的状态，会刊《史学年报》也在国内外学术界始终保持着良好的声誉。

表一　　　20世纪20-30年代高校历史学会情况简表

学会名称

创建、活动年代

主要成员

会刊名称

北京大学史学会

1922.11.15成立[9]

北大史学系学生

治史杂志(1937-1939.6[10]

燕京大学历史学会

1927年创立

燕大历史系师生

史学年报(1929.7-1940.12)

成都大学史学研究会

1929年

成大历史系学生

史学杂志(1929.7-1930.5)

厦门大学历史学会

1930~1931

厦大历史系学生

《厦大周刊·史学专刊》

北平师范大学史学会

1931年

北师大师生

史学丛刊(1931.6)

中山大学史学研究会

1933年

中大历史系师生

现代史学(1933.1-1944.6)

清华大学史学研究会

1934.5-1937.7

清华历史系学生

《益世报》和《中央日报》“史学”双周副刊

武汉大学历史学会

1936年

武大历史系师生

历史学报(1936.10)

北平师范大学史学会[11]

1937年

北师大师生

历史教育(1937.2-1937.5)

中央大学历史学会

1939.5.11成立

中大文学院师生

史学述林(1941.1)

抗战期间，尽管国内高等教育处于十分艰难的境地，但史地教育却因在激发民族爱国热情中的特殊作用，并未遭到削弱，高校史地学会的建设甚至还出现了制度化的趋向。1940年，国民党教育部成立了“史地教育委员会”，在5月14日召集的第一次全体会议上，其所确定的“改进大中小学史地教育事项”，便把“辅导各专科以上学校组织史地学会”列为首项，提出“为谋全国各专科以上学校史地教育之开展，……令各专科以上学校从速组织史地学会。其已设有历史学会、地理学会或史地学会者，着将该会章程及讲演记录、会员、职员名单、过去出版刊物及未来工作计划等件克日呈部核定。前已收到国立师范学院等十余校史地学会章程及工作报告等，经分析国立师范学院、私立金陵大学、国立四川大学、国立浙江大学、广东省立文理学院、私立无锡国学专修学校、湖北私立武昌中华大学等校史地学术研究团体工作报告，并分别补助及指示改进之意见，其余各校现仍陆续寄到。”以后几年，又陆续收到国立东北大学、国立女子师范学院等校史地学术团体的报告，经审查讨论后，均“分别函示应予改进之点，并酌予壁报津贴及出版津贴”。针对各校史地学会的组织或活动存在参差不齐的现象，该委员会还就加强学会操作的规范性，从人员组成、活动方式和经费资助等方面，提出了一些具体建议：“各学术团体之名称组织多不一致，已由会分别令加调整。各学术团体之主持人物多为学生本身，今后拟饬教员共同负责，并使多请系外员生参加;各学术团体多数均有学术讲演及校外考察之活动，甚有成绩，拟饬抄缴记录报告，酌予汇印分发以资观摩;各校会员志趣既同，理宜互通生气，拟汇编一总名册印发各员，以资彼此联络，兼为本部今后培养史地人材之一行政资料。”[12]高校的史学专业学会建设可以说已进入了一个规范化的阶段。

二

地方学会与全国总会

随着高校史学会的蓬勃兴起，一些地方也开始酝酿成立此类学会。首先关注此事的，便是一批从高校史学系或史地系毕业走上社会的专业人员。其中，较早形成这类自觉意识的当推柳诒徵、陈训慈、张其昀、向达等人。陈训慈在1921年就撰文指出，“组织史学会殊不容缓”，它对推动史学发展、开展中国文化的系统研究、有计划地保存和扩充史料，都有着十分积极的作用。并建议史学会“可由各大学史学教授及专门史家联合发起，再征集博学同志，筹集经费，建筑会所，然后逐渐扩充。而同时国人亦可自由别组，务使吾国学术研究之精神并驾西国，携手共进，作远大之企图”。[13]1925年3月，东南大学发生学潮，柳诒徵因对事态不满辞职，于6月携缪凤林、景昌极、郭斌和等离开南京，赴沈阳东北大学任教。而此时该校史地学会的骨干也多已毕业离校，遂使其一时失去主心骨而趋于涣散。为继续发扬南高史地学会的精神，张其昀、向达等乃于1926年初组织“中国史地学会”，共推柳诒徵为总干事，并在同年底出版了会刊《史学与地学》。“中国史地学会”的会员虽散居各地，如向达、张其昀在上海，陈训慈在浙江，柳诒徵在北京女子大学任教，缪凤林等远在东北，但仍得以通过学会长久保持了学术上的相互联系。他们的活动圈子和特重发扬传统史学优长的治学倾向，实际上正可以看作是南高史地学会的继续。1927年夏，柳诒徵重回南京，其弟子范希曾、向达、缪凤林、陈训慈、郑鹤声、张其昀等也相继调至南京。旧雨重逢，更激起他们为中国现代史学发展共创事业的宏愿，遂于1929年初倡议建立了“南京中国史学会”，同时发行会刊《史学杂志》。在《发刊辞》中，柳诒徵称：“往偕诸生倡《史地学报》，嗣又倡《史学与地学》，皆骈列史地，犹昆弟孪生者然。去年张子其昀倡《地学杂志》于大学，今年缪(凤林)、范(希曾)、陈(训慈)、郑(鹤声)诸子又与张子倡《史学杂志》，盖孪生之子自毁齿而象勺，虽同几席而专其简策之通轨也。” [14]对原中国史地学会随着学科自身发展而分为中国地学会和南京中国史学会的缘委作了说明。这个史学会，从其成员构成和活动区域看，显属地方性史学会。

与此同时，北平也出现了一些地方史学会的筹建活动。影响较大的有1932年10月成立的北平史学会。据报道：该会由各大学史学系教授及学生发起，成立当天，到会者达百余人，颇极一时之盛。会议由谭其骧任主席，朱士嘉为记录，议决以谢兴尧、谭其骧、丁迪豪为文书股干事，柴德赓、陈均、张德昌、戴邦伟为事务股干事，吴晗、朱士嘉、邓嗣禹、李树新为出版股干事。并拟聘陈寅恪、陈受颐、陈垣、顾颉刚、邓之诚、陶希圣、洪业、胡适等18人组成编辑委员会，定于次年元旦出版会刊。[15]不过，这本会刊并未如期出版，倒是文书股干事丁迪豪以国立师范大学研究院历史科学研究会的名义，1933年1月主编出版了一份《历史科学》杂志。在同年3月底出版的1卷2期中，该会又改名北平历史科学研究会，公开打出了另一个地方性史学会的旗号。从杂志看，研究会的主要成员除丁迪豪外，尚有郭昭文、萧桑等人。其主导思想，则明显地倾向唯物史观。他们认为，当时史学界存在三种不良倾向：一是将古书记载当历史，只知寻章摘句埋头考证，其实距历史真相甚远;二是从玄想和自由意志出发空谈历史;三是生搬硬套马克思主义文献中有关历史发展阶段的名词，把活历史填入死公式。并表示：“我们虽也站在历史的唯物主义方面，但我们要由历史发展之本身作深入的探究，从而以为历史之判断。我们虽也留心史料的时代价值，但我们要以新的科学来阐明历史，充实历史。”[16]本着这一立场，他们对郭沫若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虽有批评，亦不乏同情，称“郭著尚在草创时，固多荒谬，亦有推动风气之力。胡适命运，始动摇于此矣”。[17]但谈及陈垣、胡适及王国维等人的史学观念和方法，则情绪对立，至有出口谩骂者。[18]从打造“科学的历史理论”和“唤起民族精神”的宗旨出发，研究会雄心勃勃，计划分期出版“科学的历史理论”、“历史与各种科学的关系”、“世界史学界鸟瞰”、“现代中国各派历史方法论批判”、“满蒙史研究”、“西北史地研究”等专号，同时组织开展各大学历史系和各地历史名胜等调查。还设想从第2卷起重点开展亚细亚生产方法、专制主义、郑和下南洋与商业资本及殖民，以及鸦片战争、太平天国革命、义和团运动和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等专题的探究，并拟刊行《中国农业发达史》、《近代中国工业发达史》、《中国商业资本主义之史的研究》、《中国历代发明史要》、《历史教育研究》、《中国古代社会史论丛》等六种丛书。这种强调以唯物史观为主导的治学倾向，与北平史学会其他大部分成员比较起来，显然存在着很大差异。也许，这正是丁迪豪等从北平史学会中分离出来另建“历史科学研究会”的主因。

此外，值得注意的地方性史学会还有浙江中华史地会和吴越史地研究会。前者1936年1月12日正式成立于杭州，同年12月27日改名浙江史地学会。发起人为陈训慈，主要成员有王孟恕、李 非、顾 宜、董世桢、胡健中、苏毓 、陈贻荪　(以上9人为理事)、刘文翩、蒋君章、陈豪楚、何敬煌、范晓江(以上5人为候补理事)等。会员多系浙江各地史地教员，初仅40余人，后发展至七八十人。学会高揭“研究史地，阐扬民族精神”之宗旨，提倡“一、努力于民族本位的史的研究，二、增进中小学史地教学之改进，三、普及史地智识以贯注于一般民众，四、希望以此推进本省学术研究之风气，以与建设事业同其迈进”。[19]活动一直持续到抗战爆发。后者由吴稚晖和卫聚贤1936年3月发起组织于上海，初名吴越史地会，后改名吴越史地研究会。同年8月30日召开成立大会，江浙各地会员60余人到会，共推蔡元培为会长，吴稚晖、钮永建为副会长，卫聚贤任总干事，评议和理事百余人，皆政、学两界名流。学会设总部于上海，并在江苏、浙江两省设立分会，各县设立分会。会章规定“以研究吴越(暂以江苏、浙江两省为限)史地为宗旨”，主张藉考古发掘手段与成果，研究江浙两省古代民俗及文化。[20]所编印的专刊《古代文化》和《吴越史地研究会丛书》体现了这一基本方针。

由于种种原因，上述地方史学会大多持续时间不长;有的则规模欠小，如南京中国史学会和北平历史科学研究会，严格而论，都还不能当地方史学会之名。而1937年2 月至6月，孙次舟等打出“济南历史学会”的旗号，发行了一份《历史与考古》的杂志，前后共出四期，其性质也雷同于此。相比之下，当时更具规模且组织较稳定的倒是一些专业性更强的史学分支学会，禹贡学会、食货学会和考古学社，便是其中的代表。

禹贡学会是我国现代第一个历史地理学的专业学术团体，1934年2月由顾颉刚、谭其骧发起成立于北平，目的在于推进中国沿革地理的教学研究和人才培养。成员以北大、燕大、辅仁三校学生及平津地区史地学者为主，其初工作主要集中在编印《禹贡》半月刊。以后影响日大，人员渐多，至1936年5月正式召开成立大会时，会员已发展到400余人，参与其事者除顾、谭两人外，还有冯家 、钱穆、唐兰、王庸、徐炳昶、刘节、黄文弼、张星 、于省吾、容庚、洪业、张国淦、李书华、顾廷龙、朱士嘉、白寿彝、张维华、史念海、韩儒林、吴晗、杨向奎、周一良、吴丰培、侯仁之、童书业、王静如、蒙思明等一大批史地学界精英。活动也扩展到组织边疆地理考察，编刊《边疆丛书》、《游记丛书》，绘制历史地图等多方面。抗战中，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