镇”。①嘉兴“有镇曰新丰塘，……民务农贾，专聚棉花及布，而商来贩之”。②

苏州的檀丘市、庉村市，湖州炉头镇，嘉兴炉镇，为铁业冶铸为主的市镇。“炉头镇，在县治西七里画溪桥，居民业冶，故名”。③

以制陶为主的镇有：余杭县的瓶窑镇，嘉善县的千家窑镇。千家窑镇，“民多业陶”。④

苏州的新郭、横塘、嘉兴石门镇以榨油为主。

桐乡县的陈庄镇，“居民以竹器为业”。⑤

湖州的善琏镇，则是制笔中心。

苏州的浒墅关为“草席之市”，⑥“草席之市，席机之匠，惟浒墅有之”。⑦

一些近海市镇，则因鱼盐之利而兴盛。四团镇“多借鱼盐之利，男女并从事于此，其女子壮健者，往往负盐数十里”。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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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崇祯《松江府志》卷三。

②  《古今图书集成·职方典》卷九六六。

③  乾隆《湖州府志》卷一五。

④  嘉庆《嘉兴府志》卷四。

⑤  同上。

⑥  《古今图书集成·职方典》卷六八一。

⑦  道光《浒墅关志》卷一一。

⑧  乾隆《奉贤县志》卷二。

有的市镇虽不以某种产品占统治地位，但商业却极繁盛，成为商业中心，在这里集散着各地的农副业、手工业产品，商人云集，买卖兴旺。吴江的同里，历来为“商贩骈集”之地，镇之地盘一扩再扩，茭苇丛生的荷花荡，可通舟楫的“濠渠”，都填土架屋。①位于江浙两省、苏嘉湖三府、乌程、归安、石门、桐乡、秀水、吴江、震泽七县交界的乌青镇，“烟火万家”，“人稠商贾四集”。②坐落于松江、上海、青浦之交的小镇蒲溪，仅一里见方，但“商贾骈集”。③

还有一种市镇，完全是靠本地自然产品支撑市面，如吴江的黎里，“不当孔道”，“四方商贾不至”，上市者多为“乡人”，他们各自出售自己的农副产品，换回自己需要的生活资料，“百货贸易，而米及油饼为尤多”。④农产品统治着市场。这类市镇的工商业及其经济地位，就远不如那些专业市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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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嘉庆《同里志》卷一。

②  乾隆《乌青镇志》卷一、二。

③  《蒲溪小志》1961年上海文管委编。

④  嘉庆《黎里志》凡例，卷二。

三、市镇的地位和作用

工商业是明清太湖地区市镇的主要内容，考察市镇的经济地位和作用，拟从商业和手工业两方面入手。

第一，商业活动在市镇中占着重要地位，市镇成为国内外市场的组成部分，它是城市连结农村的纽带，它成为商品交换、先进技术的传播地之一，成为明清时代整个商业体系中不

可缺少的组成部分。市镇一经产生，就同商业有了不解之缘，它受经济发展的推动，成为一个商品流通场所，特别是来自农村的大量商品，在这里完成交换过程。湖州归安的菱湖镇，“居民担负，咸荟萃于此”，又有“绵绸交易之所”，以集四方居民织品。①双林镇也有专收乡民丝绢的收绢所。

明清时代，太湖地区的市镇，商业相当发达，是全国其他地方的市镇难以比拟的。当时出现于北方的大量市镇，称定期市，南方广东、广西等地的墟，数量很多，但有一个共同点，就是很少见到天天开市、赶墟的。而太湖地区的市镇，天天开市的不乏其数。震泽的县市，贸易“无虚日”，②吴江黎里也是每日“乡人咸集”。③在商品经济不发达的时候，规定一定的日期，四方之民汇集一起，进行商品交流，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势必增加集会的日期，而最发达的形式便是日日市。

牙行是商品经济发展到一定水平的产物，它的职能是“评估物价”。④明清时代的城市中，牙行存在极为普遍，少数镇如震泽乌青、航头等也有牙行活动的记载。特别是盛泽镇，明代牙行竟有千百余家，如果商品经济偶然出现，或并不发达，如此之多的牙行存在就没有必要了。

“商品经济出现时，国内市场就出现了”。⑤国内市场是资本主义发生和发展的条件。在封建社会内部产生新的否定因素，必须依赖于商品经济的发展，而劳动产品转化为商品是在市场上实现的，因此，流通过程是商品实现必不可少的环节。这种流通范围越大，表示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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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光绪《菱湖镇志》卷9。

②  乾隆《震泽县志》卷四。

③  嘉庆《黎里志》卷二。

④ 《续通考》卷二五。

⑤ 《列宁全集》卷3，第47页。

品经济的程度越高。市镇在形成之初，它的商业活动，只是限于本地区小范围、短距离的交换，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它必然突破这种樊篱，而与国内外市场相联结。分析市镇上活动着大量商人集团，至少说明了两个问题：(一)商业在市镇中有着相当重要的地位。(二)市镇的交换完全超出了本地区的范围，纳入了国民经济的流通渠道。菱湖镇有江宁商人前来买丝，丝织业中心的盛泽镇，与徽州、山西、山东、宁波、绍兴等大商帮，双林镇有徽州、江宁、镇江、宁波、绍兴等商帮，濮院镇也有宁波、绍兴商帮。他们握有巨量资本，操纵着市镇经济，收购当地的手工业原料和产品，或加工后出卖，或直接转卖各地，大量的是远途贩运，松江“衣被天下”，“湖丝遍天下”，正是通过商人实现的。苏州周庄镇的棉纱，“捆载至浙江硖石镇以售”。①乾隆年间，四川米运到双林镇出售。

少数市镇即使在鸦片战争前，就已存在着海外贸易，小小市镇竟同国外市场联系了起来。“崇祯癸未(1643年)，唯亭钱裕鞠合伙人海贸易，共一百二十人”。②双林镇，清初有徐巨镛者，“屡携巨资，行贾海外，智计过人，靡不奇中”，“十数年积资至巨万”。③唐甄说：“吴丝衣天下，聚于双林，吴、越、闽、番至于海岛皆来市焉”。④嘉庆《嘉兴府志》卷4记，平湖县的乍浦镇，“番舶凑集，居民成市”。当然，在封建政府长期的海禁政策下，尽管商品经济的发达，迫切需要打破国界的限制。然而，要想广泛地开展海外交流，显然是不可能的，但从这些记载可看出，市镇上少量的海外贸易是确实存在的，这也是商品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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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光绪《周庄镇志》卷一。

②  道光《元和唯亭志》卷二0。

③  民国《双林镇志》卷二0。

④  《皇朝经世文编》卷三七。

市镇分布于农村，成为当地农村自然产品的集散地。市镇出现后，就同附近农村发生了密切的关系，不管是工商业程度较低的市镇，还是工商业专业市镇，都存在着大量农村自然产品的交易活动，成为当地人民生活中越来越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如常熟璜泾镇，“货物辐辏，若土地所产与夫地方水陆之物，靡不悉具，凡近市三十余区之民有而求售焉者，无而求市焉者”①杭州的蔡家桥，“居民五十余家”，“入市者咸可厌(按，厌通餍，满足)所求焉”。屠家桥“日用所需不缺”。②蒲溪镇，居民和附近乡民都织布，“易钱米以资日用”。③当地农民通过这个市场，互相调剂余缺，便于向更利于自己的专业方面发展，工商业者更是从这里吸取自己的生活需要，从而推动它去发展手工业、商业。

市镇作为农村的商业点，它起着农村同大城市间的中介作用，农村的原料可通过市镇运向城市，城市的很多商品又通过市镇输入广大的农村。因此，市镇同城市共同组成了一个经济网状组织，这一作用在城市与农村相隔较远的情况下，意义更大。

传统的农村封闭、隔绝，即使有城市的存在，也是作为政治、军事的中心而出现。随着商品经济出现于城市，随着一大批工商业市镇的兴起，人口、商品、信息、先进的技术等等的

流动就不再是偶然的或小规模的了，别看这种流动，尽管在表面上农民同市镇的关系仅仅是“上市”、“赶集”罢了，然而其社会性是异常深刻的。流动，推动经济的进一步发展，促使先进技术很快普及，尤其是使人们眼界大开，相互间建立起联系，从而打破农村的闭塞状况，使农民的封建束缚有所减轻。市镇上的流动，虽然大量的表现为近镇地区的短距离交流，然而其量之多，范围之广，是靠少数大城市难以完成的。在交通不发达的古代，农民同大城市的直接联系不是很多的，除了近城地区外，大部分地区的农民一年之中很少上大城市，大量的交流、交易活动集中在市镇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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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道光《璜泾志稿》卷七。

②  乾隆《奉贤县志》卷二。

③  《蒲溪小志》1961年上海文管委编。

第二，市镇是商品的生产基地，随着商品生产的发展，资本主义萌芽在镇上出现。市民运动、雇佣工人的罢工运动也随之而来。很多市镇拥有各种手工业生产，并以市镇为中心，形成一个连同附近农村的手工业生产基地。王江泾，居民“多织绸，收缟紵之利”。①濮院镇，乾隆时“日出万绸”，“镇人以机为田，以梭为耒”。②由于手工业分工的发达，镇上的手工业者，按行业分布于不同的地段，如苏州唯亭镇，织夏布毛毯的集中在镇东霖雨桥附近，纺生纱的聚于蔡顾巷。市镇成了商品生产基地，势必集中着大量的手工业生产者。乌青镇有各种手工业者，苏州的檀丘市，“凡铜铁木圬乐艺诸工皆备”。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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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嘉庆《嘉兴府志》卷四。

②  民国《濮院志》卷一。

③  乾隆《震泽县志》卷四。

大量资料说明，明清时期，东南地区的若干行业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这种新的生产关系首先在“不需要很高技艺”的行业中出现。①明清时期太湖地区的市镇，既已成为附近农村工商业的中心，随着市镇工商业的发展，它成为资本主义萌芽最早出现的地点之一。因此，我认为，市镇应该成为我们考察资本主义生产关系首先发生不可忽视的地区。震泽，在“明熙、宣间，邑民始渐机丝，犹往往雇郡人织挽”。②乌青镇，万历时有“中人之家，贷钱开油饼坊”，开始雇佣工人。③嘉兴石门镇的记载更明确，万历时该镇已有20家大油坊，以榨油生利，全镇油工有800人，油工雇本镇人已经不够了，于是“辄募旁邑人为佣”，光绪《嘉兴府志》载“一夕作佣直二铢而赢”;榨油原料油荳亦主要靠“商人从北部镇、淮、扬、楚、湘等处贩油荳来此”，④靠本地原料远不能满足了。很明显，这不是与农业结合的一般性市场的榨油业了。盛泽镇施复夫妇从小商品生产者上升为拥有织机三四十张，资本数千金的作坊主，更为大家熟知。从盛泽镇每年七月十四日夜间，“佣织少年与拽花儿集于夜船，汇夹岸，放桌赌唱山歌，此唱彼和，达旦乃止”⑤的盛况看，雇佣工人不是少数了。道光《元和唯亭志》卷3记：“织作，在唯亭蔡顾巷，比户习织，工匠各有专头，计日受值，匠或无主，黎明林立以候，相呼名曰‘唤找’”。这里，工匠“计日受值”，一般都有固定的雇主，又存在劳动力的市场，工匠人身也是自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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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卷3，第62页。

②  乾隆《震泽县志》卷二五。

③  乾隆《乌青镇志》卷一二。

④  道光《石门县志》卷二四。康熙《嘉兴府志》卷一五，光绪《嘉兴府志》卷一四。

⑤  同治《盛湖志》卷三。

一些大商人拥有雄厚的资本，在镇上开设了字号，清人顾公燮于《消夏闲记摘抄》卷中中说：“前明数百家布号，皆在松江枫泾、洙泾乐业，而染坊、踹坊、商贾悉从之”。这种布号，同牙行的职能是有区别的，它有自己的资本，开始使染坊、踹坊、商贾从属于自己。到清初，更有“里中(枫泾)多布局，局中所雇染匠、厨匠皆江宁人”。①布局则干脆直接经营棉花的加工业了。杭州的塘栖镇，万历时，“徽、杭大贾，视为利之渊薮，开典顿米，贸丝开车者骈臻辐辏”。②这不是商业资本向产业资本转化的绝好例子吗!

另一方面，我们也看到，棉织业的分工发展在一些镇上进行，染踹从棉加工中分化出来，成为独立经营的行业，并从“踹坊工价钱串，请照苏州之例，每银壹两给钱捌百贰拾文”，“按布匠的长短、大小、阔狭定价”。③得知，踹匠工资用货币发放，且实行计件工资制。

市镇商品经济的发展，不能不造成小商品生产者的两极分化，一方面是多数人破产，沦为劳动力的出卖者;另一方面是少数人逐渐成为社会财富的占有者，从而出现了一些前所未有的新现象，市民阶层成为社会生活的一支重要力量，市民运动在镇上兴起。在私有制下，由于残酷的剥削、激烈的竞争，迅速造成两极分化，小部分人通过各种手段，发财致富，震泽镇的“居民以农桑为业”，“近于蚕时，贫者贷钱于富户，至蚕毕每千钱偿息百钱，谓之加一钱”。④从蚕到丝，最多不过个把月，而利息率高达10%，可见高利贷剥削之重。常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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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枫泾小志》卷十。

②  光绪《唐栖镇志》卷一八。

③  《上海碑刻资料选辑》条46。

④  道光《震泽镇志》卷二。

唐市，明嘉靖时，居民三四百家，拥资二十余万的有数十家。康熙时，平望镇有翁桂芳、翁芝芳、翁兰芳三兄弟，芝芳“业贾辄至数千金，桂芳、兰芳亦至数十百金”。①而大量居民维持温饱还成问题，这样，市民的阶级划分日趋明确，一遇自然灾害，广大贫民生活更苦，往往同“乡民”一起，矛头对准“富户”。苏州府周庄镇，1804年爆发了贫民向“富家”抢米的运动。吴江的庉村，崇祯十三年，因大水遭饥荒，于是“饥民所在作乱，而吾镇亦哗然，群起逼令殷户减价开粜”。②也有联合起来，反对官府贪赃枉法、不法之徒横行街道的。周庄，“镇西囤园盛姓，多财好勇，康熙壬申(1692年)，谋占邻人房屋，诬陷系狱，贿通邑令，扬言将置之死地，邻母惧，遂缢死，令来镇检验，盛复夤缘贿属，令欲枉法，镇人不平，群起哗然，争掷以瓦砾，令遁去。”又有王胜者，“膂力过人，无赖棍徒也。康熙辛丑(1721年)三月二十日，奸事败露，镇人群起殴之，毙于清院庵，并焚其尸”。③唐市在“明季甲申(1644年)后，时多调卫兵船过市，必姿索诈而后去，居民苦之，一日船舶墅河，公行肆掠，里人徐昌夫素有胆略，遂故众缚解，当道遣官押遂”。④这些资料说明了市民的队伍正在壮大，已经成为一支反封建的重要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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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道光《平望志》卷七。

②  顺治《庉村志》。

③  光绪《周庄镇志》卷七。

④  道光《唐市小志》卷下。

清初苏州发生了规模巨大的踹匠罢工运动，这引起了人们的注意，就是像南翔、枫泾等镇，也在清康熙年间，因字号扣克工价，爆发了“踹匠传单鼓众，停染、歇踹”的罢工运动，迫使官府不得不发布“踹匠工价平色，各字号不得扣克”的告示。①这是我们见到的镇上雇佣工人开始同“雇主”(最初的资本家)作斗争的实例。

作为附近农村经济中心的市镇。因社会分工的加强，使农业和手工业各部门的生产技术日趋专门化，从而推动生产力的发展，经济的交流，提高生产水平，为封建制转向资本主义创造必须的物质力量。

市镇的形成和发展，标志着一部分人从农村排挤出来，市镇是将众多的农业人口转化为工商业人口的有利场所，而“没有工商业人口的增加，农业人口的减少，资本主义是不能设想的”。②属苏州府的严墓市，明初“居民止百余家，嘉靖间倍之”。③光福镇，明嘉靖时居民三百余户，到天启初已达千家。市镇人口的增长，一部分是外地人口的流人，而大量的是本地农业人口的移居。

以商品经济为主的市镇的形成，大大推动了农村经济的发展，由于市镇数量之多，它的势力波及农村每个角落，同农民的关系十分直接，它对农村经济的影响，就显得非常重大。市镇同农村的关系是相辅相成的，一方面，市镇以农村为依托;另一方面，市镇一出现，就反过来促进农村的发展，使农村向商品化前进，成为手工业的原料基地，“震泽镇及各村居民乃尽逐绫絀之利”。④嘉兴府海盐县“比户养蚕为急务”。⑤没有广大的市场，农业的商品化是难以达到的，无怪乎历来为全国产米重要地区的苏松等地，至清初竟要依靠四川、湖广、江西的粮米为生，可见农村的变化之大。这种变化，市镇也起了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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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光绪《嘉定县志》卷二九，《上海碑刻资料选辑》条4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