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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镇，最初只是作为农村的贸易场所而出现的，《宋史》记：“有商贾贸易者谓之市，设官将禁防遏者谓之镇”。随着市镇自身的发展，逐渐成为具有一定数量工商业户的实体。就商业而言，一般地，“市”上商贩和行商居多，商业规模较小;“镇”则座贾较多，商业规模较大。明清时代，由于社会生产力的进步，市镇在全国各地普遍兴起。市镇的形成，使古老、闭塞的农村出现了活力，它散落于辽阔的近城远乡，通过它的脉络，连结全国各地，从而加速农村这潭清水的激荡和回流。明清太湖地区的经济水平处于全国先导地位，市镇的面貌更有它的特殊性，探索该地区市镇的兴起和经济活动，确是一项很有意义的工作。

一、太湖地区市镇大量兴起的历史前提

明清之时的太湖地区，市镇林立，遍布各地，大体形成了一个三五里一市、十数里一镇的局面，不仅市镇数量多，而且工商业的发展程度是其他地方的市镇所不及的。为什么太湖地区的市镇大量兴起于明清时代，市镇的分布又是如此之广，并出现了很多专业性市镇?要找到这个答案，只能到这些市镇所在的广大农村去寻找。

魏晋以来，北方劳动力大量南迁，南方优越的自然条件得到利用，经济获得开发。唐以后，经济重心开始南移，加之这里战争破坏较少，生产发展了，人口增多了，据《元和郡县图志》记载，唐开元18年(公元730年)，吴郡(苏州)有68 000户人家，到元和5年(公元810年)增至10万余户。生产工具也有了很大的改进，江东地区，唐时用曲辕犁耕田，这种犁由十一个部件组成，铁制木制相结合，已同近代的木犁差不多。灌溉技术方面，发明了利用水流自行旋转的筒车，不用人力，昼夜不息。还有风车、翻车、秧马等，都省力而功倍。肥田方面，分别使用不同的肥料，这些都大大提高了生产效率，经济上已处于全国的重要地位。而太湖地区，田畴交错，土地肥沃，气候湿润，最宜水稻的种植，唯一令人担心的是水患，唐宋时，多次疏通太湖水道，置闸调节，使水灾之害大大减少。在这一基础上，劳动人民垦辟了大量圩田，扩大了种植面积，“耕无废圩，刈无遗垄”。①并且一年能种二熟。浙西路(江苏南部、钱塘江以西地区)成为南宋时主要农业区，时人说：“苏湖熟，天下足”。

宋元以后，太湖地区的可耕地，基本上保持定量，应开发的已开发了，而随着经济的持续增长，人口则在不断增加。从明初开始，统治者多次进行移民运动,移民的原则是从狭乡迁到宽乡，太湖地区一直被认为人稠田少之地，因而移出之民是最多的。洪武3年，徙苏州、松江、嘉兴、湖州、杭州无业农民4 000余户到濠州。28年，徙直隶、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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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吴泳《鹤林集》卷39。

江民两万户于京师。①永乐6年,“徙直隶、苏州等十郡、浙江等九省富民实北京”。②土地量的稳定，劳动力的增多，要发展生产，只有靠集约经营，提高单位面积的产量。唐宋开始一直延续到明清的对苏松地区的重赋政策，既表现出统治者穷凶极恶的搜刮，同时也揭示了这一地区经济水平高于其他地方的基本事实。“南方种田一亩，所获以石计;北方种地一亩，所获以斗计”。③这种南北差别，并不是从清代才开始的。生产力的提高，粮食产量的增加，为多种经营提供了保证，使农业的商品化成为可能。

棉花这种植物，种植容易，成本较低，特别是更适宜于高旱地区。织成的布，坚固又御寒，光洁柔软，确是一种很理想的衣着原料。松江地区在宋末开始种棉花，由于存在高旱、灌溉困难的大片土地，种植水稻往往难于保障，即使有收获，产量也是很低的，“其地土田硗瘠，民食不给”。④这种土地对耐旱喜土质松的棉花来说，正是最理想不过了。于是，种棉花之利就远过于种植水稻，“种花费力少而获利多，种稻工本重而获利轻。”这是清人高晋多次往来于松江、太仓等地考察为何“种花者有十分之七八”⑤而得出的结论。这样，棉花在松江等地获得了突破性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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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明太祖实录》卷二四三。

②《明史》卷六。

③《皇朝经世文统编》卷二四。

④《辍耕录》卷二四。

⑤《皇清奏议》卷六一。

必须一提的是，元初松江人黄道婆从崖州学来了先进的纺织经验，改革了纺织工具，一改过去“无踏车椎弓之制”①的落后状态。这一看来很偶然的因素，然而作用非小。当时的棉花种植，几乎遍于全国，然而惟有松江成为全国著名的棉花种植和棉织品生产中心，成为“衣被天下”的发源地，原因何在?正是只有松江把棉花的种植和加工结合得最好。例如，先进的轧棉工具，有“太仓式，两人可当八人。”②《天工开物》说：“织造尚松江”。福建、广东也种棉，也有先进的技术，但其土对种棉不是十分理想的，改种其他作物获利更多，因此，没有大面积推广。明末就有广东、福建人到松江买回棉花再织布的现象。北方的山东、河南、直隶(今河北省)分布着广大的棉产区，但纺织技术落后，据记载，北方种棉也经过了多次尝试，由于气候干燥，纺纱经常断裂，难以成纱。“奉天各处地多宜棉，而布帛之价反倍于内地，推其原故，大抵旗民种棉者虽多，而不知纺织之利”。所以，北方的棉花原料，只能源源不断地运向松江，经过这里加工成布，再散发到各地。

位于太湖之东南的苏杭嘉湖地区，是著名的蚕桑产地，这里的丝绸生产誉满国内外，直到今天，它仍是我国三大蚕桑基地之一。

为什么明清时代，丝织品在太湖地区十分繁盛，“湖丝遍天下”呢?这是同该地区生产力的水平相联系的。随着生产力的发展，社会生产就日益分离为更多专业性的特殊生产部门，这种“社会分工是商品生产的基础”，而商品经济的发展反过来促进了社会的分工，社会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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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辍耕录》卷二四。

②《农政全书》卷三五。

工又使农业本身“变成生产商品的经济部门”。①蚕桑生产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在太湖地区繁荣起来的。明人张翰说：“总揽市利，大抵东南之利莫大于罗绮绢紵，而三吴为最。今三吴之以机杼致富者尤众”。②徐献忠作过统计，“蚕桑之利，莫盛于湖。大约良地一亩可得桑八十个，每二十斤为个，谋其一岁垦锄壅培之费，不过二两，而其利倍之”。③茅坤也说，湖州桑田，“每亩上者桑叶二千斛，岁之所入五六金，次者千斛”，最差的土地种桑也同最好的土地种粮差不多。④正是有倍利之获的可能和现实，才导致农业经营的转向。

太湖地区，其田能灌能排，“其土适桑宜蚕”，①一般一年能采几次桑叶。当然，南方的其他地方，比如广东、四川也是很合适种桑的，北方的山东、山西、关中也有部分的植桑区，但太湖地区无疑是一块地大产多的主要区域。加之蚕丝质量的优等，丝织技术的先进。元朝开始，政府在杭州设织染局，明代苏州、杭州也有织染局之设，说明这里是全国的丝织业中心。出名的“湖丝”，精细光润，成为国内丝绸之冠，畅销海内外。这就决定了太湖地区的丝织业有广阔的发展前景。

丝织业在中国很古就存在，秦之前，就有布缕之征。汉代，我国被称为“丝国”，历代政府的户调式、租庸调、两税法都有征绢的内容。由于政府的硬性征发，蚕丝在全国普遍存在。唐中期以后，由于统治者以栽桑多少定户等，确定征税额.出现大砍桑柘的现象，一直延至宋代。砍桑最多，破坏最大的是北方。唐以后，北方又经历了长期的战争，地貌植被遭到严重破坏，导致气候反常，对桑树的栽培，蚕的饲养越来越不利;而南方砍桑并不厉害，战争又较少，蚕桑一直继承下来，终于在宋元后进入一个新的发展期。《马可·波罗行记》说，江南如苏州、吴兴、杭州等地产丝之饶，元朝政府赋税收入之大，为向所未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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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列宁全集》卷3，第18页。

②  《松窗梦语》卷四。

③《吴兴掌故》卷一三。

④《乌青文献》卷九。

⑤《盛湖竹枝词》自序。

明代开始，苏松杭嘉湖的农民普遍靠家庭副业为生，养蚕织布深入到家家户户，开始突破旧有的自给性而走向市场。需要指出的是，明初政府规定，以银代赋税，一改传统的实物地租，既是对发展着的商品经济的承认，又反过来加速了农村的商品化进程，其发展速度就远非同在原来作为实物上缴下进行的家庭手工业相比。有谚云：“买不尽松江布，收不尽魏塘纱”。①嘉定县“其民独托命于木棉”。②这些副业已成为农民的主要生活来源，重赋下的江南农民，“尚懂存视息者，全赖此一机一杼而已”。③一旦“是岁木棉枯槁”，便立即会发生“杼柚为空，民皆束手待毙”。④这显然同传统的家庭手工业作为生活补充已不大相同了。

棉织业和丝织业是太湖地区两大主要行业，其影响也最大，除此之外，如“太湖中诸山，大概以橘柚等果品为生。多至千树，贫家亦无不种”。⑤烟草，苏州“向无此种，明季始种植”。⑥无锡的新安、开化等地种上了席草。湖州“归安诸乡统力农，修蚕绩，极东乡业织、南乡业桑菱、西乡业薪竹、北乡负郭东业蔬靛、荻港业藕、湖趺断头业苇、埭溪业苧、善琏业笔、菱湖业蚕，捻棉为绸尤工”。⑦……

总之，至迟在明代，太湖地区的农业已突破传统的范畴，在向商品经济叩门，农村田野不再是一概的粮食作物，而是开始了多层次的经济作物种植。这种情况的变化，必将引起一系列的连锁反应，其中之一，即是要求有无数小而全，又方便的农村小市镇来满足它的要求。这样，繁星点点的分布于广大乡村的工商业市镇，便应运而生，走上了社会的舞台，担当起它的历史使命。因此，农村经济的发展是市镇大量兴起的历史前提，市镇是农村经济发展到一定水平的必然产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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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雍正《浙江通志》卷一0三。

②  《天下郡国利病书》原编册六苏松。

③  《农政全书》卷三五。

④  冯汝弼《祐山杂记》。

⑤  崇祯《吴县志》卷十。

⑥  康熙《苏州府志》卷三二。

⑦  乾隆《湖卅府志》卷三九。

二、市镇的形成及其类型

太湖地区的市镇，绝大部分是在明清时期形成和发展起来的。以苏松为例，宋元以前，市镇约有十几个，到了明正德以前，据方志记载，有市镇三十七个，清初到鸦片战争前，新增大小市镇达一百五十多个。

从市镇的分布看，既有靠近城市的，如：同里、魏塘、闵行、南翔、塘栖、笕桥、青村港，也有远离城市的，如：盛泽、震泽、南浔、善琏、平望、周庄、庄练塘;既有位于交通要道的：濮院、浒墅、木渎、八斥、乌青、王江泾、唯亭、朱家角、商榻、黄渡等，也有矗立于闭塞的山村小乡的：光福、黎里、菱湖等。

根据大量的资料记载，大体可看到市镇的发展线索，一般地，市镇是从村落发展为市，再上升为镇，“双杨市，……明初居民止数十家，以村名。嘉靖问始称为市，(居)民至三百家”。①明人归有光说，嘉定新泾，“四十年前为野，今起为市”。②嘉靖时又成为镇。市的工商业发展到一定的水平，经济上引起封建政府的注意，往往升为镇。例如：吴江的盛泽、梅堰、八斥，明嘉靖时都称为市，到康熙年间，相继上升为镇。

随着江浙地区生产和交换的发展，商品货币关系日益深入到农村，市镇之数在逐步增加。如苏州府吴江县，明弘治县志记有平望、震泽、黎里、同里四镇，里市、江南、新杭三市。到嘉靖《吴江县志》，则市增到七，为八斥、双杨、严墓、檀丘、梅堰、盛泽、庉村。康熙时，镇也发展到七个。上海县明代有市镇18，到清康熙年间，又新增了17个市镇，合计市镇达到35个。

市镇因发展程度和地位不同，大小不一。镇，一般有居民数千家，也有大至万家以上，小至几百家的;市，一般几十家到几百家，也有大至几千家，小至一、二十家的。震泽、平望、黎里、同里、枫泾、王店、王江泾、菱湖、双休、练市、埭头、福山、梅李、河桥等镇，在清初居民都为数千家。嘉兴的新城镇，清初居民达万余家。濮院镇、乌青镇、唯亭镇亦为万家之镇，这是比较大的镇。奉贤县的阮巷镇，清初“居民二百家”。四团镇“居民三百余家”，③这算是比较小的镇。双杨、严墓、檀丘、梅堰、陡门、沈荡、法华桥、西新市为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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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乾隆《震泽县志》卷四。

②  《震川先生文集》卷二0。

③  乾隆《奉贤县志》卷二。

百家的市。吴江的江南市，“明初几及千家”，黄溪市，“康熙中至二千余家”，①为较大的市。而奉贤的三官堂市，乾隆时“居民二十余家”，②嘉善县的张泾堰，竟是“十家之市”。③镇之范围有大至十几里，小至一里、半里的，乌青镇，“市逵广袤十八里”，④嘉定县马陆镇，东西不及一里”，⑤奉贤县的四团镇，其街四出，南北亘者半里许，东西亘者只数武”。⑥(注，古三尺为武。此仅言其距离之短。引者)。市镇的形成是多种因素同时作用的结果，为研究方便起见，不妨将其主要的因素略述于下：

1.因手工业发达而形成的市镇。太湖地区相当一部分市镇的兴起，属于此种情况，如菱湖、双林、王江泾、新城等镇，都是因蚕丝业在本地的兴旺发展而形成的。新泾、朱家角、枫泾等镇，则是棉花的种植与加工达到一定水平的结果。

2.坐落地点正处于通商孔道而成为镇。松江的商榻，处于苏州与松江之间，来往于两地的商人正好在这里投宿、停歇，于是形成商榻镇。黄渡镇是因临近吴淞江，交通方便而成。很多市镇，往往随通道的变故而兴衰，杭州的塘栖镇，“宋时所无”，因为那时并不处于水运要道，  “而今(清乾隆时)为市镇之甲”，原因是“运道改移”，遂致“日益繁盛”。⑦奉贤县的阮巷，曾是街道盘旋，市井栉比，“称为巨镇”，但在清初，“因诸河淤塞，舟楫不通”，而衰落下去。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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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乾隆《吴江县志》卷四。

②  乾隆《奉贤县志》卷二。

③  嘉庆《嘉兴府志》卷四。

④  乾隆《乌青镇志》卷二。

⑤  光绪《嘉定县志》卷一。

⑥  嘉庆《嘉兴府志》卷四。

⑦  乾隆《杭州府志》卷五。

⑧　乾隆《奉贤县志》卷二。

3.人口因素。大量人口聚居一地，逐渐形成一个居民点，使相互间调剂有无，进行交易活动成为可能，逐渐形成工商业中心。杭州的横塘市，俗称“小金陵”，就是因居民增加，从而使“土物汇聚”。①松江的张泽镇，也是因人口增加遂发展起来的。另外，由于世家大族聚居一地，逐渐形成“居民稠密”，进而成为市镇，松江的萧塘镇，因“萧姓居此，渐成市集”。②叶谢镇为叶谢两姓世居而得名。

4.政府在军事要地，设置防卫机构，逐渐发展成市镇。松江的亭林、金山卫、张泾堰、青村镇等都处于近海，常常遭海盗侵袭，在政府设巡检司后，工商业也逐渐兴盛起来。

5.某种重要产品的出产地，引起政府注意，常设专门机构进行管理，继而成为市镇。南汇县的新场、航头是海盐产地，政府设盐仓，引来很多商人、居民，而成为镇。

特别突出的是，太湖地区出现了很多专业市镇。

丝织业专业市镇有：盛泽、震泽、濮院、王江泾、菱湖、南浔;塘栖、双林、王店、新丰、陡门、沈荡等。盛泽镇，居民“以绫绸为业”。③它的兴衰主要取决于丝织业，“镇之丰欠，不仅视田亩之荒熟，而视绸业之兴盛，尚商贩稀少，机户利薄，则凋敝立形，生计萧索，市肆亦为减色矣”。④嘉兴王店镇，民以织绸最著名;所织之绸称“王店绸”，闻名远近。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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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乾隆《杭州府志》卷五。

②  嘉庆《松江府志》卷二。

③ 《醒世恒言》卷一八。

④  同治《盛湖志》卷三。

⑤  嘉庆《嘉兴府志》卷四。

枫泾、洙泾、朱家角、新泾、安亭、魏塘、硖石、新丰塘、新城、娄塘、鹤王、诸翟、盘龙等，则是从事棉花的交易、加工、棉织品的制造和集散的市镇。“朱家角镇，……商贾凑集，贸易花布，京省标客往来不绝，今为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