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氏族部落时代，有三种权力存在：酋长权、贵族权、部落成员权。酋长权和成员权出现得比较早，氏族部落中出现贫富贵贱，渐渐出现贵族阶层，随后也出现贵族权。
远古以来，不但形成了西方文化和东方文化两大系统，在国家形态上出现东西不同的两种形态。一般说，西方继承的是氏族部落的氏族一般成员权，走的是民主的道路;东方继承的是酋长权，走的是集权的道路。这是一个有待解释的问题，有待研究的问题。为什么亚洲民族的政治、国家形态多是走向集权的路、专制的路?西方(严格的讲应说西欧)则一般都是走向民主的路?希腊、罗马，政治上是民主的，贵族有权，平民也有权。对君权来说，贵族权属于民权方面。
近代更显著，欧洲(西欧)走的是民主道路。东方则走的是君主集权、专制的道路，民主制很难建立起来。当然，说西方走的是民主的道路，东方走的是集权的道路、专制的道路，是大体的划分，而不是西方只有民主，东方只有集权、专制，绝对整齐划一的东西是绝对不存在的。西方也有专制，罗马有过暴君。中国也有过民主，有过共和，有过立君、出君，有过“天听自我民听”。但尽管有这些情况出现，仍不妨说东西方在国家形态上，在政治道路走向上，有民主、集权专制两种形态的不同，两条政治道路的不同。为什么出现这种分野，原因是什么?根源在哪里?也有人试图给以解释。地理环境决定论者孟德斯鸠认为：
风气炎热的地区，其民则精神疲激，水土高寒地区的人民，形神交劲，有强毅刚果之风，故不畏难而轻冒险。炎国之雌弱，故常沦为奴隶;寒国之刚劲，有以保其自由。墨西哥、秘鲁，皆旧专制之国也，皆近于赤道。有以弹丸之地，犹能享其自由者，则近极地者也。(《法意》，商务印书馆，1981，页357)
魏特夫把专制主义归因于水利灌溉。水利灌溉需要修建和管理，需要有组织者，专制主义应运而生。马克思主义创始人之一恩格斯则认为古代公社是专制主义政治产生的根源。他说过这样一段话：
古代的公社，在它继续存在的地方，在数千年中曾经是从印度到俄国的最野蛮的国家形式即东方专制制度的基础。(《反杜林论》，人民出版社，1970中文版，第178页)
看来，东方出现专制和农业文化、小农社会是有些联系的，但从气候寒暖、水利灌溉和原始公社的继续来解释，说服力还是不强的。在历史上，东方中国也不是纯无民主。古代中国的禅让传说，就是古代氏族部落时代酋长由部落成员和贵族民主推选的反映。先秦时代，平民权和贵族权曾以国人、士大夫身分以各种形式和君权对抗。在对抗中，不断进行协调，最后这两权才逐步屈从于皇权、专制之下。从西周到明清，是君权逐渐发展最后走向专制主义的过程，也就是平民权、贵族权逐步衰歇的过程。这个过程，大概可以分为以下几个阶段。
一 先秦时代——君权、贵族权、平民权三权鼎立时代
平民在政治上还是有发言权的。最有代表性的是西周厉王时候的国人暴动。厉王暴虐，国人起来把他赶跑。此后十四年，国家没有国君，历史上称作“共和”。十四年后，厉王死在外边，召公等才拥立太子即位，是为宣王。据《周礼》等书的记载，周有内、外朝制度。外朝有一、内朝有二。外朝是朝万民的地方。《周礼·小司寇》条说：
小司寇之职，掌外朝之政，以致万民而询焉：一曰询国危，二曰询国迁，三曰询立君。
郑玄注云：“外朝，朝在雉门之外者也。国危，谓有兵寇之难;国迁，谓徙都改邑也;立君，谓无冢嫡，选于庶也。”《大司徒之职》条：“国有大故，则致万民于王门。”《周礼》成书可能很晚，大约再晚不会晚于战国。无论《周礼》何时才编纂成书，书的内容决不会是编者凭空瞎造的，也使用了古代留下的材料。外朝制度，国有大事则朝万民于王门，它反映的是部落时代的部落成员大会，有大事则开大会讨论解决。
内朝有二，一在路门外，一在路门内。路门外的内朝，国君和三公、六卿大夫在此议论国之大事，亦称治朝或正朝。路门内的内朝，亦称燕朝。国君和左右近臣在此研讨和执行政务。(参看《周礼·夏官司马下·司士》、《天官·宰夫》、《秋官司寇·朝士》郑玄注、《夏宫·太仆》、《礼记·玉藻》、《文王世子》各条)
路门外称作治朝或正朝的内朝，是从氏族部落的贵族会议演化下来的。路门内也称作燕朝的内朝，是从酋长和左右办事人的会议演化下来的。氏族部落发展扩大，成员大会不方便，贵族之家的权力大起来。路门外的内朝成为贵族的权力机关。酋长向王的路上演化着，在王的身边成长起来一批出身不必高贵的新贵。燕朝就是他们和王商量办事的地方。民权、贵族权、国君权和反映三权的内外朝，在春秋时期还有史迹可寻。《左传》和《国语》里有不少朝国人以决定大事的记载。
《左传》僖公十五年，秦晋作战，晋惠公战败被俘。晋国贵族瑕吕饴甥为惠公出主意，“朝国人而……告之曰：‘孤虽归，辱社稷矣，其卜贰圉也。’众皆哭。”《左传》僖公十八年，“邢人、狄人伐卫，围菟圃。卫侯以国让父兄子弟。及朝众，曰：‘苟能治之，毁请从焉。’众不可。”这是询立君的例子。《左传》定公八年，卫侯在和晋国的盟会中受辱，欲叛晋。他先召集贵族会，说：“寡人辱社稷，其改卜嗣，寡人从焉。”其后，卫侯又“朝国人使(王孙)贾问焉，曰：‘若卫叛晋，晋五伐我，病何如矣?’皆曰：‘五伐我犹可以能战’，……乃叛晋。”《左传》哀公元年，“吴人入楚也，使召陈怀公，怀公朝国人而问焉，曰：‘欲与楚者右，欲与吴者左。陈人从田，无田从党。’”这是询国危。与楚与吴，这都是关系国家存亡的大事，都由朝国人来征询意见，决定去从。春秋时期，国家有大事要征询国人的意见是因为国人在国家政治生活中还有强大的力量。
《左传》闵公二年“冬十二月，狄人伐卫。卫懿公好鹤，鹤有乘轩者。将战，国人受甲者皆曰：‘使鹤，鹤实有禄位，余焉能战。’……及狄人战于荧泽，卫人败绩，遂灭卫。”国人还有从氏族部落时代继承下来的部落成员的民主权力，国君要靠国人打仗和支持。得不到国人的支持，就可能国破家亡。卫懿公得罪国人而亡国，就是最形象的例子。
春秋时期，我们看到国人对国家大事总是积极主动表示意见。国人对国君不满或意见不一致，就可以把国君赶下台，赶出国门。国君不好，国人就把他赶出，这在当时被认为是正常的、应该的。《左传》襄公十四年，卫人又出其君献公：
师旷侍于晋侯。晋侯曰：“卫人出其君，不亦甚乎?”对曰：“……夫君，神之主而民之望也。若困民之主，匮神乏祀，百姓绝望，社稷无主，将安用之，弗去何为?……天之爱民甚矣，岂其使一人肆于民上，以从其淫，而弃天地之性?必不然矣。”
师旷的话，反映了当时人对出君的看法，也反映了君臣关系。君不好，罢免他，这是人民的权，民主权。国人能驱逐国君，也能驱逐贵族。贵族主政，处理政务不当就可能遭受国人驱逐。《左传》中这类事例很多。国人关心国事，常参与贵族与国君间的斗争，也常参与贵族与贵族间的斗争。往往是国人支持谁，谁就胜利。《左传》中这类事例太多了，不举例。
古代人民的民主权力，在墨家学派中反映得最强烈。墨子主张天子、三公、诸侯国的正长，都由人民来选举。“选天下之贤可者，立以为天子”，“选择天下之贤可者，立置之以为三公”，“选择其国之贤可者，立置之以为正长”。(《墨子·尚同上》)墨家集团的成员多半是社会下层劳动者，如小手工业者，乃至游民无产者，一种消费共产思想在墨家集团中比较流行和实行。
战国时代，民主势力还是很强的。有代表性的是士在政治上、社会上势力的强大。士是社会上智慧的化身，国君要想使他的国家在列国竞争中能够存在并进而强大，无不礼贤下士，求得智者对他的帮助。国君礼贤下士者中，魏文侯是最有名的。“文侯受子夏经艺，客段干木，过其闾，未尝不轼也”。(《史记·魏世家》)齐国有稷下，集中一大批士大夫知识分子。贵族中四君子养士是最出名的。士大夫合则留不合则去，大丈夫气概，非常神气。子击逢文侯之师田子方于朝歌，引车避，下谒。田子方不为礼。子击因问曰：“富贵者骄人乎?且贫贱者骄人乎?”子方曰：“亦贫贱者骄人耳。夫诸侯而骄人则失其国，大夫而骄人则失其家。贫贱者，行不合。言不用，则去之楚、越，若脱屣然，奈何其同之哉!”子击不怿而去。(《史记·魏世家》)
战国时代，民权、民主思想表现最强的是孟子。有一次，齐宣王问孟子，汤放桀，武王伐纣，有诸?孟子对曰：于传有之。齐宣王说：臣弑其君可乎?孟子说：“贼仁者谓之贼，贼义者谓之残。残贼之人，谓之一夫。闻诛一夫纣矣，未闻弑君也。”(《孟子·梁惠王下》)又一次，孟子对齐宣王说，“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路人;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雠。”(《孟子·离娄下》)齐宣王听了孟子的话，也无可奈何。孟子在另外的地方还说过：“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孟子·尽心下》)设或有人敢在朱元璋面前说这些话，是要杀头的。朱元璋不喜欢孟子，他差点把孟子从圣庙里逐出去。孟子当时敢说这些话，反映战国时代民权的高涨，君权还没有绝对化。先秦时代，是君、贵、民三权平行鼎立时代。
二 秦汉时代——君权渐强，贵族、平民权衰而力图挣扎的时代
秦和汉的前一时期，比如说武帝以前时期，君权有些高涨。这和秦的起家和秦灭六国统一全国有关系;也和法家学说得到国君、皇帝的信任和使用有关系。商鞅变法，使秦国强大起来。商鞅变法打击了贵族，也以什伍贬低了平民的政治地位，强化了君权。秦始皇统一后，“收天下兵，聚之咸阳，销以为钟鐻，金人十二，”(《史记·秦始皇本纪》)这是使民间没有武器;又“徙天下豪富于咸阳十二万户”，(同上)这是打击旧贵族和豪侠之士。可是贵族们的族权，仍以各种形式、面貌在以后的历史上出现(六国旧贵族、强宗大姓、世家豪族、门阀世族、缙绅地主等)。他们的地位，历代不衰。秦统一后，六国贵族豪杰多隐名埋姓，潜伏在民间。如楚国贵族项梁、项羽避地吴中。(《史记·项羽本纪》)又如张耳、陈余，大梁人。秦灭魏，知道这两人是魏之名士，下令捕得张耳者给千金，陈余五百金。(《史记·张耳陈余列传》)六国的贵族和社会上的豪强之士，对秦自然是仇视的。韩国贵族张良，有家僮三百人，弟死不葬，结客刺秦始皇于博浪沙。虽未成功，亦可见其仇恨。(《史记·留侯世家》)
秦末，社会上流传着一句话，“楚虽三户，亡秦必楚”(《史记·项羽本纪》)。对“三户”的解释，有说是三户人家，有说指楚国三家大户：景、昭、屈。语意上以前说为通，实质上以后说为强。秦末农民暴动，主力当然是农民，但领导权却在六国贵族和接近贵族的英雄豪杰之“士”手中。张耳、陈余受陈涉命，北略赵地，他号召赵地豪杰说：“于此时而不成封侯之业者，非人豪也。”(《史记·张耳陈余列传》)张耳、陈余的话，是战略贵族、豪杰之士的心声。六国的旧贵族和豪杰之士，大都参加了反秦运动，秦就是败亡在他们手里。陈胜只是首事而已。西汉政权建立后，吸取秦亡的教训，对六国旧国贵族和豪侠之士打击得更严厉。对强暴的，则打杀镇压;安分的也要迁徙，迁到关中天子脚下。
他们是举族同迁的。刘邦建立汉帝国后，徙齐国田氏，楚昭、屈、景、燕，赵、韩、魏及豪杰名家十余万口于关中。(《史记·娄敬叔孙通列传》)汉景帝、武帝时出了一些酷吏，这些酷吏的对手不是一般人民百姓而是贵族和豪强。迁徙强宗大姓，成了西汉的国策。从历史的角度来看，我们可以说皇帝和他们的矛盾就是君权、皇权和贵族权的矛盾。
秦始皇打击旧贵族，却还保存下来廷议制度，还任用博士(当时的士大夫知识分子)，使他们也参加廷议。这多少有点古代贵族参政的遗迹味道。也算是“内朝”制的遗迹吧。秦对农民则是压到底层的。农民的任务就是耕、战，耕战之外什么也别管。人民的政治权力，在秦似乎是看不到的。汉继承了秦的廷议制，也有博士参加。人民在政治上的地位，比秦时应说又有些提高。汉究竟是东方传统文化的继承者。
汉朝任用官吏，主要有察举和征辟二途。《通考》：“选举、辟召皆可以入仕，以乡举里选循序而进者，选举也;以高才重名躐等而升者，辟召也。”(卷28)征辟制似为先秦国君“招贤”办法的遗续。郡国察举制似起自武帝时儒家董仲舒的建议。《汉书·董仲舒传》：“臣愚以为使诸列侯、郡守、二千石各择其吏民之贤者，岁贡各二人(以给宿卫)。”董仲舒是以“贤良”对策的。他所谓二人，即指贤良。郡国守相，每年推二位贤良给皇帝。贤良、文学，多是来自民间。公孙弘也是在武帝初即位时，“以贤良为博士”的。他是“家贫，牧豕海上，年四十余，乃学《春秋》杂说”。(《汉书·公孙弘传》)王吉，“琅邪皋虞人也，少好学明经，以郡吏举孝廉为郎，补若卢右丞，迁云阳令。举贤良为昌邑中尉。”(《汉书·王吉传》)贡禹，“琅邪人也。以明经洁行著闻，征为博士、凉州刺史，病去官。复举贤良，为河南令。……遂去官。元帝初即位，征禹为谏大夫。”(《汉书·贡禹传》)贡禹自己说他家族的情况是：“臣禹年老贫穷，家资不满万钱，妻子糠豆不赡，短褐不完。有田百三十亩。陛下过意征臣。臣卖田百亩以供车马。”(同上)这里先要弄清楚一下秦汉时期贫富的概念，有多少资财是贫富的界限。
《史记·淮阴侯列传》说：“韩信，淮阴人也。家贫无行，不得推择为吏。”按景帝后元二年五月诏曰：“今资十以上乃得宦，廉士算不必众。朕甚愍之。资算四得宦，亡令廉士久失职，贪夫长利。”(《汉书·景帝纪》)汉时，资万钱，算百二十七钱。“资算十以上乃得宦”，是有十万资产才得为吏。韩信家贫不得为吏，说明家财低于十万。《汉书·文帝纪》赞曰引文帝的话说：“百金，中人十家之产也。”师古注说：“中谓不富不贫。”汉代，金一斤为钱一万，百金百万，十金十万。家资十万是不富不贫的中家。十万以下，自然是贫家。韩信家贫不得推择为吏，大约家资不满十万。贡禹家资不满万，加上田一百三十亩，仍然穷得“妻子糠豆不赡，短褐不完”。自战国以来，五口之家有田百亩就算很理想的农民之家了，但还是个穷家。
汉代作官有很多途径，察举、征避之外，还有作郎等等。武帝时起，儒术独尊，博士弟子的仕途大开。所有这些途径都为一般比较贫穷之家的人开放绿灯。可以说，这些制度和察举制度，都起了协调君权和平民权的作用。在民主权已日渐萎缩的情况下，使贫民通过察举又得到参与政治的机会，也使政府获得从民间来的新生力量。董仲舒和以后的儒家士大夫，可以说是古代平民权的代表，也可以说他们是贵族权的代表，他们又提出天和五德终始说来压制皇权。
五德终始说起自战国邹衍，董仲舒承之。他把阴阳五行说和儒家德教仁政结合起来，创作五德终始说。它的政治作用和影响是：士大夫知识分子用天人相应和天道循环来说明皇帝政治修明则天降祥瑞，政治腐败则天降灾异。天不私于一家，天上五德运转，地上皇朝与天上五德相应，也要轮换进行统治。天上换德，地上就要换朝代。这种当时流行的思想，是平民权的旗帜，平民把天拉到自己这一边来，用天和君权对抗。
这是先秦“天听自我民听”、“天生蒸民，作之君，作之师”思想的继承。这是民主权借天命而表现，以天命压皇权。这是汉朝儒家的理想。王莽信这理想，他在这理想支持下，登上皇帝宝座。这是中国历史上民主权的又一次高峰。但是王莽失败了。虽然禅让的形式还有一段时间在改朝换代时被使用，但它已是形式，虚伪的形式。此后，天只为皇帝用，不为民用了。
三 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