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以任人想象。我们这个时代的情况极其危险。首先,人们不加思考地盲目接受全球市场的限制,参照物变得没有意义,个人和团体失去了个性;其次,虚构的身份将人们孤立在某个地方,避免接触到真实的历史环境和所有被视为潜在的侵略者的“其他人”。

那么,面对这种情况,当代历史理论该作何反应?我们可以听一听R.博德伊(贝加莫,1997,《如果历史有某种意义》)关于将历史理论分为三类的建议。

第一种是分析历史理论。德国的史实主义学派,特别是M.韦伯,在不带任何目的论观点的情况下,提出历史因果关系问题,同时分析历史叙述作品中的逻辑成分。C.亨佩尔在其经典之作《普遍规律在历史中的作用》(《哲学杂志》,第39卷,1942)则探讨如何利用物质的一般规律来解释历史事件。学术辩论的结果是,史学家对历史事件的解释不可能做到如此精确。W.德雷于1957年发表了论著《历史的规律和解释》(牛津出版社),否认了亨佩尔的观点,认为只能满足于合理的解释。A.C.丹图在其《分析的历史哲学》(1968)一书中重新提出选择历史事件的标准问题,并强调指出“叙述话语”中的历史特性,例如它至少可以将两个发生在不同历史时期的事件联系在一起。

第二种是由两种对立观点构成的历史理论。J.哈贝马斯发展了的伦理—传播史理论。在犹豫片刻后,传播作用论接受了M.韦伯的现代化历史社会学理论,摈弃了认为可以超越资本主义经济物化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代表人物有《历史与阶级意识》的作者卢卡奇、阿多尔诺和霍克海默)。传播作用论试图利用伦理和法律的一般准则去抵制不可抗拒的现代化,努力将一些先验和历史的准则确定为必须遵守的准则,遏制经济—战略现代化进程的过快速度。康德的追随者继承了M.韦伯的观点,语言哲学在某些方面亦不例外。

侧重解释宗教经典相对主义的历史理论特别反对上述理论。面对进步主义历史意识的衰弱,这一理论在维护自身传统的同时,与带有偏见的现代批判和意识形态批判作斗争。H.G.加达默尔及其论著《真理与方法》(1960)是这一学派最具代表性的人物和论著。加达默尔在这部书中,以其富有启发的文字、对历史文献重新进行了评论,最后特别强调了文献的史实性。

第三种历史理论同样致力于对历史文献进行历史哲学的分析。但文献给人的感觉是难以用传统的词汇进行解释的,它属于实证技术和被语言学研究的叙述理论。应还历史以本来面目,将“真实的叙述”与虚构的叙述区分开,后者属于小说、史诗和戏剧范畴。该理论的创始人是《诗学》和《修辞》的作者亚里士多德。青年时期的B.克罗奇在1893年(《按一般艺术概念概括的历史》中坚持认为,历史属于艺术和叙述艺术范围。从此之后,人们把历史首先与艺术联系在一起,史学失去了现代哲学的特点,即不再与历史事件的逻辑有关。历史被划入文学范畴,具有评论叙述的能力和自由,尤其是一些重要的叙述作品或元叙述作品被相对理解为创建某种文明的传说,或作为有教益的寓言,认为它有可能出人意料地重建人类的理想。该理论流派重视的是一流和出类拔萃的创作者的艺术自由,而不是建设具体的世界。

它对历史哲学持激烈的批判态度,例如J.F.利奥塔于1979年发表了一部颇具影响的书:《后现代状况》,批评进步主义的元叙述与现代历史哲学如出一辙。所谓元叙述即讲述某国人民、某个民族、某个阶级或整个人类的英雄的传奇式的解放故事,故事结局大都圆满,其结构是传奇式的。正如普罗珀所言,它总是以套话“有一回”为开场白;围绕一个主题展开;故事中少不了一个被迫背井离乡,四处漂泊,失去自我,被外人异化,后经种种磨难和艰险,最后荣归故里,找到自我的主角。辩证法即具有哲理性的传奇,这个传奇的迷人之处是情节曲折,充满冒险,最后以胜利告终。它通过一致、差异、差异与一致的同一这三个步骤使古老的纯神学非宗教化。但它最终变成了一个美丽的童话,讲述它旨在躲避风险,避免意识的丧失和进行无休止的有意识的叙述。换言之,避开上述现象的偶然性和相对性。

这种叙述历史理论始终受到人们的质疑。H.怀特在其《元历史》(1973)中,对文学艺术作品的叙述模式作了进一步的完善。他指出,凭史学家充满诗意的想象树立的“过去的圣像”,经过修辞(隐喻、换喻、提喻法和讽刺)变得更加神圣,修辞有助于人们用不同的叙述手法讲述不同的事件和进行超出人们想象的剪辑。P.里科尔在他的三卷本《时代与叙述》(1981-1985)中,用引人入胜的笔法,交错分析介绍了叙述理论、分析理论、现象学和伦理学理论。他在书中重点评述了曲折动人、扣人心弦的题材,试图通过分析年鉴学派的著名史学家的某些论著阐明真实叙述与纯文学叙述的区别。他的目的是为了完善整体的,而不仅仅是局部或地区的历史叙述。然而,历史总能赋予历史以意义。例如F.菲雷用一个描述中央集权没完没了但自由政治更得人心的故事取代了雅各宾或共产主义史学家对法国大革命的诠释,后者编写的历史实际上是一部有关革命缔造者的传奇或传说。

可是,我们真的相信小说家、史诗诗人和戏剧作家有进行纯粹叙述的自由吗?特别是离开参考文献和非文献作品,还能研究和编纂出纯粹的文献史吗?毋庸置疑,历史活动本身就是一种冲突:如果所有的斗争和差异都可以成为陈述的对象,都要进行陈述,那么便可以得出如下结论:所有的历史作用均来自文献。叙述可以使人们避免重新遭遇行动带来的悲剧,叙述历史理论提供的文献可以否认实际存在的暴力和利益活动。P.里科尔非常坦诚,他在《从文献到行动》(1986)中不加掩饰地将行动和文献等同在一起。而我们更喜欢援引歌德的话,而不是黑格尔和马克思的话,歌德认为人类最初没有话语和文字,但后来的活动则包括话语和文字。我们赞同远离叙述理论的哲学大师亚里士多德的方法论,他反对用具有丰富想象力的作品取代实践,认为前者是模拟人类活动的产物。

对历史事件的事实的叙述是建立在看不见的物质条件基础上的,因此它所产生的影响是实实在在的。叙述理论有一定的局限,认识不到真实的叙述是有据可查的,所选用的是未加任何评论,难以让人进行正确价值判断的文献资料。史学应该在非虚构、幻想和杜撰的叙述基础上判断事实,这是对实证主义史学家的最低要求,朗格卢瓦和塞尼奥博斯正是因此受到人们的尊敬。史学家即使不再承认世界史亦即世界法庭,也不能放弃史学判断甚至法官的作用。在未作出判断和下结论之前是不可能叙述具体情节的。所谓判断就是讲真话,讲实话。具体到某个统一监控下的共同体,我们不能根据凭空想象的标准、而应根据公认的客观合理的标准判断和认证事实。正如葛兰西在谈到认识时所指出的,认识离不开经济、政治和哲学等各方面的实践。每个共同体都无一例外地面临解决本共同体的命运、制度和与其他共同体的关系问题。不管叙述者怎样想,历史涉及到一个有叙述意义的社会环境及其一些既是共同生活的又是具有同感的组织。

这样的共同体举不胜举,它们之间关系密切,逐渐编织成一个由地区、民族、国家及各种宣传(法典、戒律)、机构和社会团体构成的规模日益庞大的网络。这些团体组织的内外分化过程以及与全球化背道而驰的做法成了历史选择的对象,多数叙述认为历史不可能拒绝整体,接受分裂。至关重要的是搞清楚各共同体的需要和可能的物质生存条件。要想避免人们产生历史哲学有其必然结局的思想——例如吸取后现代叙述论的教训——,这种历史叙事学的批判就应该在重新承认历史—历史学家的共同体多元观点的同时,明确自己在弱肉强食世界中的方向,抓住不受约束的当代全球化所导致的整体现象不放,并借此机会把地方史重新连接在一起。这一要求也是黑格尔和马克思历史哲学家必须接受的实证遗产。它包括具体的普遍化范畴,即所有道德的基础和试图理解世界和改造世界,同不人道的历史现象作斗争的政治范畴。正是资本主义全球化为整体历史论的复兴创造了条件,从下层百姓和战败者角度看,牺牲者是被用来实现虚无主义美好未来的简单工具,但始终被列入无法摆脱世界紧张局势和特殊情况的文明的守护者行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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