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仿汉"宝钱制"，建立起辽自身的货币体系。

据清李佐贤《古泉汇》：916年，太祖建元神册后，即铸"神册通宝"，但未见实物。从天赞至景宗时，所见的历朝铸币有：

天赞通宝：铸于太祖天赞年间(922-925)，是传世最早的辽国货币，存世稀少，近年在沈阳发现一枚，钱文笔画较粗，书写刚劲有力，通字末笔向上作虎尾状。[3]

天显通宝：铸于太宗天显年间(926-937)，有孤品存世。

天禄通宝：铸于世宗天禄年间(947-950)，1981年巴林右旗羊场乡上石匠山村窖藏发现1枚[4]。

应历通宝：铸于穆宗应历年间(951-969)。

保宁通宝：铸于景宗保宁年间(969-979)。

史载，景宗时因旧钱不足于用，始铸"乾亨新钱"(实物未见)，并说铸额总共500贯。

辽早期几种铸币均存世极罕，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辽代社会初步稳定，铸币业尚处于开创时期的规模、数量。从历史记载看，当时政府已设立了有关铸币业的管理机构。太宗时，"置五冶太师，以总四方钱铁。"[1](卷六○《食货志·下》)景宗时，设"铸钱院"[5](卷一八○《食货志》)这些机构的存在证明当时辽朝已初步建立了自身的货币制度，并正式铸行用于流通的正用币，但因为当时辽政权刚刚建立，经济尚处于起步阶段，城市和商业贸易的规模都不大，对货币的需求也有限，且民间仍沿袭实物交换的传统，因此，铸币业仅限于补充、辅助地位，而境内主要流行唐宋钱，又有石敬瑭献来的边地积存旧钱，就足以应付商品交易所需了。故这一时期留存下来的辽钱数量极其稀少。

三、辽代中晚期货币经济的确立

辽圣宗时期，契丹社会进入了稳定发展的全盛时期。由于辽圣宗任用汉人韩德让辅政，上下相穆，人心思治，在处理民族关系的问题上，继续推行顺应民心的"胡汉分治"和"因俗而治"的政策，进一步巩固了统治。在经济上，采取了一系列发展农业的措施，军屯、移民、兴修水利，使农业迅速超过畜牧业，成为社会经济的主要基础，大大加速了契丹社会封建化的进程。加之1004年澶渊之盟后，北宋每年进贡大量岁币银、绢，在相对和平稳定的环境下，促使辽的手工业和商业空前发展，社会进入一个新的阶段。史载当时农业丰收，库存积余，使得"斗米数钱"、"斗粟六钱"。

经济的发展刺激了商品交换和货币经济的发展，对货币的需求量大大增加，由此，打破了过去一朝只铸一种年号钱的惯例，这一时期，铸币的数量和种类都比前期有相当大的增加。传世和出土的数量也不少。

统和元宝：铸于圣宗统和年间(983-1012)，小平钱;传世还有"开泰元宝"、"太平元宝"、"太平兴宝"及"太平通宝"等，一般以为属圣宗钱。

重熙通宝：铸于兴宗重熙年间(1032-1055)。

清宁通宝：铸于道宗清宁年间(1055-1064)。

咸雍通宝：铸于道宗咸雍年间(1065-1074)。

大康通宝、大康元宝：铸于道宗大康年间(1075-1084)。

大安元宝：铸于道宗大安年间(1085-1094)，版别较多。

寿昌元宝：铸于道宗寿昌年间(1095-1101)。

辽末天祚帝时，铸有：

乾统元宝：铸于乾统年间(1101-1110)有小平、折十型。

天庆元宝：铸于天庆年间(1111-1120)有小平、折十型。

总的来看，中期以后，铸币规模有了很大的突破，更铸频繁，数量、品种和版别都明显上升，辽钱已成为普遍流通的货币。辽自铸币不仅限于商品交易，而且在宫廷赏赐、吉庆祝贺、压胜辟邪以及随葬冥瘗中也都有使用，辽墓中还曾出土"大康六年"、"大康七年"、"寿昌二年"等殉葬大钱。史载兴宗重熙二十二年(1053)在长春州设"钱帛司"，负责管理货币流通。《续文献通考》载："时钱不胜多，故东京所铸也不止一处"[6]铸币业已形成一定规模，基本走上正轨。辽政府一面加大铸币量，一面严令禁止铜钱出境和毁币铸器，同时加大力度吸引邻国宋钱，形成了有自己特色的"宝钱制"货币体系，已基本进入货币经济时代。从钱币制作工艺看，也较早期大有提高，版别复杂，书法艺术也达到一定水平。尤其是天祚帝乾统、天庆钱已达钱中上品。

辽代中晚期货币的出土在辽钱中占相当大的比例，尤以重熙以后最为多见。但相较于历朝货币出土情况，辽钱的数量仍是极小的。即便是在经济最发达时期，铸币量仍不能与历史上各朝代相比，建国以来，大规模辽代钱币的发现有：

1.1958年，辽中京遗址发掘出土大量宋钱，仅2枚辽钱;

2.1972年，巴林左旗小辛庄，出土铜钱140公斤，仅44枚辽钱;

3.1978年，赤峰牛营子出土铜钱60多公斤，只清宁、大安数枚辽钱;

4.1980年，巴林左旗土木富州乡大良沟村出土铜钱47公斤，8枚辽钱;

5.1981年，林西新城子镇七合堂村出土铜钱777.5公斤，246枚辽钱;

6.1981年8月，巴林右旗羊场乡上石匠山村出土铜钱180公斤，辽钱123枚;

7.1981年6月，巴林左旗丰水山乡中号村出土铜钱637枚，仅1枚辽钱;

8.1982年8月，巴林右旗索博日嗄苏木辉腾高勒村出土铜钱12289枚，辽钱仅4枚;

9.1983年，浑源林场乡破兑白村出土铜钱1875年，辽钱1枚;

10.1985年，呼盟扎兰屯出土铜钱19公斤，辽钱1枚;

11.1986年，山东微山县观城镇东田阵村出土铜钱104公斤，辽钱1枚;

12.1986年，北京昌平县三泉寺古刹出土铜钱1公斤多，辽钱1枚;

13.1987年，赤峰敖汉长胜乡乌兰巴苏木出土铜钱3.8公斤，辽钱9枚;

14.1987年，辽宁省康平县西关屯乡边台子村出土铜钱67公斤，辽钱4枚;

15.1987年，伊盟乌审旗陶苏木桃儿庙嘎查出土铜钱430公斤，辽钱23枚;

16.1988年，兴安盟科右前旗跃进马场十三连出土铜钱1000余枚，辽钱2枚;

17.1994年，巴林右旗巴彦琥硕镇巴彦琥硕村出土铜钱2.69公斤，辽钱1枚。

从总体上来看，辽钱在出土货币总量中仅占不足10%，90%以上都是宋钱或旧钱。《辽史·食货志》(卷二九)记载：苏辙使辽，所见"北界别无钱币，公私交易并用本朝铜钱"。这说明，即使在辽代中期经济鼎盛时期，流通货币仍以外来钱为主，铸币业始终处于相对落后状态，货币紧缩现象十分明显。

那么，辽代自身铸币业为何始终发展不起来?分析其原因，恐怕既有客观因素，也有主观因素。

首先，客观上辽代经济发展极不平衡，除五京之中商品经济较为发达、商业活动频繁外，广大农牧区闭塞落后，尚处于自给自足或实物交换状态，而城市不仅数量少，而且规模不大，其商业活动无法与中原大都市相比，工商业主要为满足统治者的需要而服务，对货币的需求量本身就不大。

第二，辽铸币业本身起步晚，加之游牧文化流动性大，噬武尚战，性好掠夺，其钱币来源十分广泛。其中，从汉地输入的汉唐五代旧钱及宋钱成为主要流通货币。辽建国后继续推行这一政策，着力吸引宋钱，逼石敬瑭进献边地旧钱，凿大安山取刘守光所藏钱，还曾从民间征集钱币，大安三年，海云寺进献济民钱一千万缗。[1](卷六○《食货志·下》)澶渊之盟后，更是每年从宋朝得到大量岁币银，从1004年--宣和三年(1221)的117年间，总共获岁币银3150万两，绢1907万匹，其中很大一部分应以铜钱折算。

第三，辽境内铁多铜少，原料缺乏，历代统治者都实行铜禁，并严禁私铸，致使铜铸币稀少。同时，辽境内盛产金银，矿冶发达，再加澶渊之盟后宋每年进贡的大量岁币银，在发现的贵族大墓中往往以成套的金银器随葬，金银也自然会大量流入市场，充作支付手段，《辽史·穆宗纪·下》(卷七)辽穆宗"微行市中，赐酒家银绢"又"以银百两市酒，命群臣亦市酒，纵饮三夕"。由于金银在很大程度上代替了钱币，这也是造成辽代铸币量少的一个原因。

第四，契丹传统流行实物交换，在很多地区，直到晚期，牲畜、布帛、皮张一直用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