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徽商研究是明清社会经济史研究中的一个重要内容，一直受到海内外史学界的高度重视。尤其是近年来大陆史学界的成果与日俱增，这端赖于新史料(如徽州乡土文献)的系统整理和利用。如所周知，在明清时期，“徽之富民尽于仪、扬、苏、松、淮安、芜湖、杭、湖诸郡，以及江西之南昌，湖广之汉口，远如北京，亦复挈其家属而去”[(1)]。不过，以往对于上述各大都会中侨寓徽商的研究，除了个别城市(如扬州)已有相当详尽的研究成果外，不少城镇还是语焉不详，甚或仍属空白(如淮安)。这同样有赖于新史料的搜集和利用。笔者近年来两度前往淮安考察，搜集到一批未刊乡土文献，其中就包含了丰富的徽商史料，使我们能够比较清晰地了解淮安河下徽商的组织形态、生活方式和盛衰变迁。
一、徽商的迁徙、占籍和定居
河下位于今淮安市西北三里之遥的古运河畔，是当年大批徽州盐商聚居之地，迄今仍然保持着明清时期的小镇风韵。据清人王觐宸《淮安河下志》卷1《疆域》记载：“明初运道仍由北闸，继运道改由城西，河下遂居黄(河)、运(河)之间，沙河五坝为民、商转搬之所，而船厂抽分复萃于是，钉、铁、绳、篷，百货骈集;及草湾改道，河下无黄河工程;而明中叶司农叶公奏改开中之法，盐策富商挟资而来，家于河下，河下乃称极盛”。所谓“明中叶司农叶公奏改开中之法”，是指明代弘治年间户部尚书叶淇正式公布纳银中盐的办法——运司纳银制度，也就是召商开中引盐，纳银运司，类解户部太仓以备应用。从此以后，商人只需在运司所在的地方纳银就可中盐，因此，不但两淮赴边屯垦的商人退归南方，而且在全国最重要的西北垦区的土商也迁至西淮[(2)]。由于河下地处淮安城关厢，又为淮北盐斤必经之地，所以大批富商大贾卜居于此。
较早适居河下的徽商有黄氏，据清人黄钧宰《金壶浪墨》卷2《世德录》记载：“黄氏之先，为皖南著姓，聚族于黄山。当明中叶，分支迁苏州。再徒淮阴，累世读书，科名相望，七传而至荆玉公，为明季诸生”。从这段《世德录》中，还看不出黄氏是否为淮北盐商。当时，淮北盐运分司驻安东(今江苏涟水县)，大批徽商主要集中在那里。诚如明人文震孟在《安东县创筑城垣记》一文中所指出的那样：“…安东为河、淮入海之路，淮北锁钥，百万盐策辐辏于此”[(3)]，所谓“煎盐贵擅其利”[(4)]。其中，就有不少徽州盐商[(5)]。
由于明代中叶以后黄河全流夺淮入海，苏北水患日趋频仍，安东等地时常受到洪水的威胁。如淮北批验所本在安东县南六十里的支家河，“淮北诸场盐必榷于此，始贷之庐、凤、河南”，批验所旧基在淮河南岸，“当河流之冲”[(6)]，弘治、正德年间曾多次圯毁，后来虽移淮河北岸，但洪水的困扰仍未减轻。据乾隆《淮安府志》卷11《公署》记载，安东为“盐鹾孔道，土沃物丰，生齿蕃庶，士知学而畏法，近罹河患，丰歉不常”。在这种形势下，盐运分司改驻淮安河下，而淮北批验盐引所改驻河下大绳巷，淮北巡检也移驻乌沙河。随着鹾务机构的迁移，更多的淮北运商卜居淮安河下[(7)]，但因祖先产业所在，仍然占籍安东[(8)]。这一点很象淮南盐商多占籍仪征，而又“太半居郡城(扬州)”[(9)]。
与此同时，还有的徽商从扬州适居淮安河下。其中，最为著名的首推程量超一支。据《淮安河下志》卷5《第宅·程莲先生宅》记载：
吾宗自岑山渡叔信公分支，传至第九世慎吾公，是为余六世祖，由歙迁家于扬。子五人：长上慎公，次蝶庵公，次青来公，次阿平公，次莲渡公。莲渡公即余五世祖也。莲渡公诸兄皆居扬，公一支来淮为淮北商，居河下。
莲渡公叫程量越(1626-1687)，字自远，是淮南盐务总商程量入的弟弟，“生子九人，俱成立，孙、曾蕃衍，旧宅渐不能容，分居各处，亦尚有一、两房仍居老宅”[(10)]。
除了程量越一支外，歙县程氏还有不少人迁居河下。清末时人李元庚曾指出：“程氏，徽之旺族也，也由歙迁。凡数支，名功、亘、大、仁、武、鹤是也。国初(按：指清初)时业禺策者十三家”[(11)]，“皆极豪富”[(12)]，当时有“诸程争以盐策富”[(13)]的说法。
河下徽商程氏行盐各有旗号，大多依族谱中的名号取名。据《讷庵杂著·五字店基址记》记载：“当时族人业盐居淮，有所谓公(功)字店、班字店、大字店者，皆就主人名字中略取其偏旁用之，如亘字店则用朝宣公宣字之半，吾家五字店，盖用慎吾公吾字之半也”[(14)]。慎吾公是程量越的父亲，所以程量越“所居之宅，曰五字店，五字乃其旗号也”[(15)]。此外，还有俭德店，“俭德，旗名店者”，为盐务总商程易的宅名[(16)]。程世桂与其兄程云松“均习禺策，分行盐务，旗名观裕”[(17)]。这一点也与扬州非常相似。据乾嘉时人林苏门记载：“扬州运盐之家，虽土著百年，而厮仆皆呼其旗名，曰某某店。故高门大屋，非店而亦曰店也”[(18)]。淮安河下地名中，有五字店巷、仁字店巷、文字店巷和亘字巷等，大多是“徽商顿盐之所，巷因此得名”[(19)]。
除了程氏以外，汪氏自尧仙公由徽迁淮，三世至隐园公卜居于相家湾路南[(20)]。所谓尧仙公是清代著名官僚汪廷珍的曾祖父，“治家勤俭，赀产遂丰”[(21)]，成为以盐业起家的cuō@①商大户[(22)]。吴氏“先世分运食盐，以金家桥为马头”[(23)]，也是河下的淮北盐商。此外，徽商曹氏在当地有相当大的势力，河下曹家山就是该家族的产业[(24)]。
由于徽商的鳞集骈至，至康熙年间，河下一带徽商的人数已相当之多。康熙三十年(1691年)编审，因山阳历年水患，百姓逃亡，故缺丁14913丁，缺丁银6417两。县令“以土著无丁可增，乃将淮城北寄居贸易人户及山西与徽州寄寓之人，编为附安仁一图”[(25)]。其中的“徽州寄寓之人”，既有占籍安东或山阳的[(26)]，还有的则仍占籍故土徽州[(27)]。
二、徽商社会生活勾稽
(一)徽商之间呼朋引类，紧密结合，最具有地域商人集团的色彩。明人金声曾指出：“夫两邑(休、歙)人以业贾故，事其亲威知交而与共事，以故一家得业，不独一家得食焉而已，其大者能活千家、百家，下亦至数十家、数家”[(28)]。歙人程朝聘，迁淮北安东，其子程增“移家山阳，使二弟学儒，而身懋迁，家遂饶。父族四，母族三，死而无归者毕葬焉，余皆定其居，使有常业，设义田、义学以养疏族人而聚教之。乡人叩门告请，未尝有难色，或急难以千金脱之”[(29)]。这种乐善好施的义行，不仅仅圃于宗族内部。如盐务巨商程鉴，“振恤寒困，赴人之急如不及。山阳曹师圣官彭泽令，逋公帑数千，且得罪，鉴予金偿之。师圣卒，复为营葬事，周其遗孤”[(30)]。此种济急周乏的乡党之谊，反映了徽商的群体意识。这从淮安会馆的设置过程中亦可窥其端倪。据《梓里待征录·建置记》载：“会馆之设，京师最盛，吾淮初未之闻也。当乾隆、嘉庆间生意鼎盛，而官、幕在淮者十居八、九，无一人创此事。后有新安人在质贸易，借灵王库馆地启房为新安义所”，“每当春日聚饮其中，以联乡谊”[(31)]。此后才有各地商人踵起效尤。
徽商之间相互通婚，如汪氏侨寓清江浦数百年，家富百万，列典肆，“有质库在所居之南，曰字号萱，其息本乃太夫人钗钏之余，故曰萱字号，太夫人误呼之，遂有是名”[(32)]。广厦千间，俗呼为“汪家大门”。主人汪已山好宾客，座上常满。广结名流，筑观复斋，“四方英豢彦毕至，投缟赠z
hù@②无虚日”，与扬州的小玲珑山馆、康山草堂、天津的水西庄“后相辉映”[(33)]。汪氏擅长书法，能作方丈字，“得率更笔意”，性喜好客。“吴门午节后，名优皆歇夏，汪则重资迓来，留至八月始归。此数十日之午后，辄布qú@③shū@④于广厦中，疏帘清蕈，茶瓜四列，座皆不速之客。歌声绕梁，竹簧迭奏，不啻神仙境也”[(34)]。道光中叶，汪氏家中落，字号萱已闭歇，“其簿籍犹有以万金购之者”[(35)]。因此，在其极盛时期，夸奢斗富的程度决不亚于淮、扬盐商。例如，他家的鳌山灯号称天下之冠，直到晚清时期当地人犹能津津乐道[(36)]。汪氏与本地人不通婚姻，只跟淮安河下盐商程氏互为陈朱[(37)]。其中，有一支迁往淮安河下。据《梓里待征录·奇闻记·五世同堂》记载：清河汪氏丁极盛，有一支名汲(字葵田，号曙泉)，迁居河下铁钉巷”。五世元孙汪衍祥：“请于官，为奏明圣旨，准旌其闾，钦赐七叶衍祥，给予‘五世同堂’匾”。
通过程、汪二人的婚姻，盐、典二业就紧密地结合在一起了。这与扬州的情形也很相似，正象一首《望江南百调》所描述的那样：“扬州好，侨寓半官场，购买园亭宾亦主，经营盐、典仕而商，富贵不归乡”[(38)]。汪垂裕在河下杨天爵巷开质库[(39)]，徽商程氏也有从事质库的。[(40)]。
(二)徽商很注意交结官府要人，无论是在京缙绅、过往名士，还是现任大小官僚，无不与之过从。不少徽商都成了权贵们的入幕之宾，如袁枚在《随园诗话》卷7曾记录下这样一件趣事：
程鱼门多须纳妾，尹公子璞斋戏贺云：“莺转一声红袖近，长髯三尺老奴来”。文端公笑曰：“阿三诫打!”
程鱼门即徽商程晋芳，文端公是指当时的两江总督尹继善。这段谐谑的插曲表明，两者之间的关系已十分融洽。除了程晋芳以外，被称为“禺策中之铮铮者”的盐商程易，也与漕运总督铁氏、南河总督徐氏和淮关监督某公过从甚密。他曾与王勋辉、王绳武、徐临清、薛怀等为“五老会”，宴集于荻庄，备极一时之胜。这次耆绅雅集由漕运总督铁氏作序刻石以纪[(41)]，远近传为佳话。
徽商殚思竭虑靠拢官僚，主要是为了提高自己的地位，并保护其专卖权益;而官僚则通过这种交往，获得许多经济上的实惠[(42)]。徽商资本中就有一些来自官僚，日本学者藤井宏先生将之归纳为“官僚资本”[(43)]。据《清实录》乾隆十一年(1746年)七月乙酉条谕，河道总督白钟山“巧宦欺公，暗饱私囊”，“与盐商交结往来，以资财托其营运”，也就是将宦资都寄存在淮北盐商家中。据调查，淮北盐商程致中，收存白钟山银二万两;程氏女婿、清江浦典商汪绍衣，收存白钟山银四万两;另外，商人程容德和程迁益，各收存白钟山银二万两，“代为营运”。
除了交结官僚外，徽商与清朝皇室保持着良好的关系。康熙、乾隆数度南巡，淮北盐商极尽献媚邀宠之能事。如康熙皇帝第五次南巡过淮安时，“百姓列大鼎焚香迎驾，数里不绝”[(44)]。这些活动，就是由鹾商组织和策划的。当玄烨行至乌纱河，“有淮安绅衿百姓备万民宴，又盐场彩亭七座迎接”。随后康熙在淮安寻欢作乐，“进宴演戏其一切事宜，皆系商总程维高料理”[(45)]。有一次，在淮安漕运总督衙门行宫演戏十一出，“系择选程乡绅家小戏子六名，演唱甚好，上大悦”[(46)]。上述的程维高，就是盐务总商程增。他曾三次接驾，因供奉宸赏不遗余力，康熙御书“旌劳”二字赐之[(47)]。又如，乾隆四十九年(1784年)春，弘历南巡过淮安，“盐宪谕诸商人自伏龙洞至南门外起造十里园亭，以获庄建行宫，开御宴”。据估计，这一工程需银三万，“因盐宪经纪稍后，诸商筹款未充，而为时甚促，遂寝其事”。但仍在“运河两岸周鹅黄步障，包荒中间，错落点缀亭台殿阁，间以林木花草。时在春末夏初，林花萱草牡丹芍药绣毯，一一争妍，由西门至于府前，家家舒锦悬灯，户户焚香燃烛”[(48)]。为此，淮北众商纷纷得到嘉奖。总商程易，在嘉庆元年(1796年)应诏入朝，参与“德叟宴”，赏赐内府珍奇宝物，享受四品京官的待遇[(49)]。以布衣上交天子，成为远近歆羡的商界奇闻。
(三)作为出自“东南邹鲁”的阙里人家，徽商与文人学士的交游也相当引人注目。据黄钧宰的记载：山阳“西北五里曰‘河下’，为淮北商人所萃，高堂曲榭，第宅连云，墙壁垒石为基，煮米屑磁为汁，以为子孙百世业也。城外水木清华，故多寺观，诸商筑石路数百丈，遂凿莲花。出则仆从如烟，骏马飞舆，互相矜尚，其黠者颇与文人相结纳，藉以假借声誉，居然为风雅中人，一时宾客之豪，管弦之盛，谈者目为‘小扬州’”[(50)]。由于晚明清代数百年淮北盐商的不断经营，淮安河下园林名胜鳞次栉比，“南始伏龙洞，北抵钵乾山，东绕盐河五带约十数里，皆淮之胜境地”[(51)]。竹歌画舫，游人骈集。
据山阳文人李元庚《山阳河下园亭记》记载，自明嘉靖间迄至清代乾嘉时期，河下构筑园亭共有65例。其中主要是盐商构筑的，尤其是程氏盐商为最多占三分之一强(计24例)。另一位山阳人范一煦在《淮需小记》卷3指出：
吾邑程氏多园林。风衣之柳衣园、菰蒲曲、籍慎堂、二杞堂也，亭之曲江楼、云起阁、白华溪曲、涵清轩也，莼江之晚甘园也，亨诞人(名云龙，字亨街)之不夜亭也，圣则之斯美堂、lù@⑤竹山房、可以园、紫来书屋也，研民之竹石山房也，溶泉之旭经堂也，蔼人之盟砚斋、茶话山房、咏歌吾庐也，曲江楼中有珠湖无尽意山房、三离晶舍、廓其有容之堂。
从园林规模上看，程退翁隐居石塘之中桥，买废田万亩，掘渠四千余丈，“灌溉其中，遂成沃壤，植牡丹、芍药，以环其居，号曰‘谁庄’”，极尽流连觞咏之事[(52)];程嗣立的“菰浦一曲”，园有来鹤轩、晚翠山房、林艿山馆、籍胜堂诸胜;程执金的“且园”，则有芙蓉堂、俯淮楼、十字亭、藤花书屋、古香阁、接叶亭、春雨楼、云山楼、方轩、亦舫计二十二所[(53)]，假山曲折，林木幽秀，类似于此的园林佳构不胜枚举[(54)]。其中盐商程氏所有的曲江楼、菰浦一曲和获庄诸胜，尤负盛名。
曲江楼原是乡绅张新标依绿园中一胜，张氏“尝大会海内名宿于此，萧山毛大可(奇龄)预其胜，赋《明月河》篇，一夕传钞殆遍”[(55)]。其后，该园为徽商程用昌所得，易名“柳衣园”，中有曲江楼、云起阁、娱轩、水西亭、半亩方塘和万斛香诸胜。乾隆年间，盐商程垲、程嗣立“聚大江南北耆宿之士会文其中”，他们互相切磋，“磨龙浸润，文日益上”。其中以程氏为首的“曲江十子”所著的《曲江楼稿》风行海内，“四方学者争购其文”[(56)]。
菰蒲曲在伏龙洞，主人是盐商程嗣立。据《水南老人诗注》云：“癸亥正月，霭后招集园中看演《双簪记》传奇。晚晴月出，张灯树杪，丝竹竞奏，雪月交映，最为胜集”[(57)]。类似于此花晨月夕、酒kē@⑥聚谈的文人雅集，不胜枚举。
荻庄是盐商程鉴的别业，园在萧湖中，有补烟亭、廓其有容之堂、平安馆、带湖草堂、绿云、红雨、山居、绘声阁、虚游、华溪渔隐、松下清斋、小山丛桂和留人诸胜，其子程沆致仕后，“于此宴集江南、北名流，拈题刻灯，一时称胜”[(58)]。园中的胜景，令过往文人留连忘返。性灵派巨匠袁枚题诗曰：“名花美女有来时，明月清风没逃处”;赵翼则题云：“是村仍近郭，有水可无山”[(59)]，都画龙点睛地描绘出河下园林的概貌和盐商们的生活追求。嘉庆年间，南河熊司马设宴于此，作荻庄群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