步。事实上，国外的中国近代史研究，也在追寻新中国成立的由来，他们的研究视线，也仍旧停留在晚清时期的社会历史变化上。

这是因为，新中国刚成立，革命时期的热情还在继续，人们迫切希

望知道新民主主义革命之所由来，旧民主主义革命如何向新民主主义革命发展、转变，以及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历史，所以对五四运动以前的近代革命史给予高度重视。从政治上说，1949年以前的历史刚过去未久，许多历史当事人还在，加之海峡两岸还处于敌对状态，因此对1919年后的历史作自由的学术研究，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下有碍难之处。

事实上，早在20世纪50年代讨论中国近代史分期问题时，就有学者主张以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为中国近代史的下限。“因为1840-1949年，中国社会性质仍然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革命性质也还是反帝反封建(以后加上反官僚资本主义)的资产阶级革命。”[13]

同时，“近代史和现代史的划分，不应该是一个社会内部的分期，而应是标识这一种革命到另一种革命的交替，这一社会形态到另一个社会形态的转变。”“近代中国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1840年的鸦片战争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开端，1949年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革命在全国范围内取得的胜利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结束。”这个社会，“不是有完整意义的资本主义社会，而是在外国资本主义侵略下的变态社会。”“因此，以近代史概括充当资本主义社会形态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历史，而不因五四运动把一个社会形态分割为两截的近代、现代史，是更为科学的，也更能完整地反映鸦片战争以来中国社会变化、发展的规律”[14]。当时，李新、刘大年、荣孟源都持这种看法 。

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对近代中国的认识不断加深，越来越多的学者认为以1919年作为中国近代史的下限，对历史认识和学科建设都没有好处，主张将1840-1949年的历史打通来研究。胡绳早在1981年所著《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序言中就说道：“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已经超过30周年的时候，按社会性质来划分中国近代史和中国现代史，看来是更加适当的”。[15]

《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出版后，中国近代史学界再次关注中国近代史的下限问题，列举出不以1949年为中国近代史的下限的种种弊端，主要是不利于了解和把握中国历史发展的全过程，不利于揭示和认识中国近代历史发展规律[16];主张把近代中国110年作为一个完整的历史时期，“所谓完整的历史时期，就是说这个110年不同于秦汉以来任何一个历史时期，而是一个特殊的历史社会形态，即封建社会崩溃中被卷入资本主义世界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17]

1997年胡绳在祝贺《近代史研究》创刊100期时，重提“把1919年以前的八十年和这以后的三十年，视为一个整体，总称之为‘中国近代史’是比较合适的。这样，中国近代史就成为一部完整的半殖民地半封建中国的历史，有头有尾。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的历史可称之为‘中国现代史’，不需要在说到1840-1949年的历史称之为‘中国近现代史。’”笔者也曾附会其中，继续阐释胡绳有关中国近代史分期的意见并且讨论与中国近代史分期有关的问题。[18]经过这一次讨论，大体上统一了中国近代史学界的认识。

这样，经过近一个世纪的发展，中国近代史的学科对象终于得以确立：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中国历史作为研究对象。这个研究对象的时间范围是从1840年鸦片战争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大约110年的历史。这种认识，是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指导下得出的，是以对近代中国的社会经济形态即近代中国的社会性质的考察为出发点的。应该说，这个认识是符合近代中国真实的历史进程的，也就是说，中国近代史学科对象的确立，是在几代学者长期探索、争鸣的基础上形成的，是科学的学科体系。

在作出这种结论性认识的时候，有两个问题需要提出讨论。一是苏联的历史分期主张。苏联把十月革命以前的历史看作资本主义发生发展的历史，是世界的近代史;把十月革命以后的历史，看作无产阶级革命和社会主义时代的历史，是世界的现代史。这种观点打破了西欧中心论的传统观点，体现了历史观的进步，但是不能简单地拿来套在中国历史分期上，正像我们不能简单地拿欧洲的历史分期法套在中国历史上一样。中国历史发展有自己的特点，中国有自己的国情。中国近代历史所经历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是欧洲和苏联都未曾经历过的。结合中国五千年的历史发展，主要考察近代以来发生的历史巨变，把1840至1949年所经历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作为中国的近代史，是符合中国历史自身的规律和特点的。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标志着中国结束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历史，中国开始了独立地开展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历程，中国历史越出了近代，进入了自己的现代时期。

另一个问题是新民主主义革命和旧民主主义革命的关系问题。新民主主义革命和旧民主主义革命问题的提出，是中国共产党人的主张。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理论是中国共产党人在处理自己面临的革命任务的时候所确立的基本理论纲领，也是自己的革命实践纲领。提出这个革命理论的基本事实根据，是中国的革命是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国度里进行的。这个革命的任务，对外是争取民族独立，对内是推翻封建统治，也就是通常所说的反帝反封建的民族民主革命。这个革命任务是贯穿于整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历史时期的，在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后及其以前，这个任务都没有变化。其区别在于革命的具体对象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变化，革命的领导力量因有无产阶级登上历史舞台和代表无产阶级的政党中国共产党的产生而出现变化。反帝反封建的民族民主革命是资产阶级性质的民主革命，而不是无产阶级性质的社会主义革命。这种资产阶级性质的民主主义革命，因为领导力量的不同而出现新民主主义革命和旧民主主义革命的区别。毛泽东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和《新民主主义论》等著作中，对近代中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和旧民主主义革命有系统论述。毛泽东在1935年说：“中国革命的现时阶段依然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性质的革命，不是无产阶级社会主义性质的革命，这是十分明显的。只有反革命的托洛茨基分子，才瞎说中国已经完成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再要革命就只是社会主义的革命了。1924年1927年的革命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性质的革命，这次革命没有完成，而是失败了。1927年至现在，我们领导的土地革命，也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性质的革命，因为革命的任务是反帝反封建，并不是反资本主义。今后一个相当长时间中的革命还是如此。”[19]毛泽东在1939年说：“我们现在干的是什么革命呢?我们现在干的是资产阶级性的民主主义的革命，我们所做的一切，不超过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范围。现在还不应该破坏一般资产阶级的私有财产制，要破环的是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这就叫做资产阶级性的民主主义的革命。但是这个革命，资产阶级已经无力完成，必须靠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的努力才能完成。这个革命要达到的目的是什么呢?目的就是打倒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建立一个人民民主的共和国。这种人民民主的共和国，就是革命的三民主义的共和国。它比起现在这种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状态来是不相同的，它跟将来的社会主义制度也不相同。”[20]这两段话，已经把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的基本问题讲清楚了。概括来说，反对封建制度的革命，是资产阶级革命。这个革命理应由资产阶级来领导。但是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资产阶级的力量幼弱，无力完成领导这个革命走向胜利的任务，不能不由无产阶级通过它的政党中国共产党来承担这个领导任务，所以称之为资产阶级性质的

民主主义革命，也就是新民主主义革命。因此，无论从近代中国的社会性质说，还是从近代中国的革命性质说，在中国近代史的学科体系内，把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和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历史完全纳入近代中国的历史，是符合历史实际的，也是符合历史科学的要求的。这样的划分，不存在贬低或轻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历史地位和作用的问题。历史进程像一条大河，曲曲折折，奔流不息，永不停止。人们为了认识大河，把它分为发源处、上游、中游、下游，认识历史分期也是同样的道理。历史分期，是人们观察和研究历史过程时寻找的一种方法，一个大致反映不同发展阶段的标志，一个关键时期的节点，同时又不可以看得太绝对。以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为理由，把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历史和社会主义革命时期的历史都包括在中国现代史的范围里，固然不失为一种分期法，但是中国共产党至今存在，而且还将存在下去，今后的历史还需要分期吗?

近代中国历史是中国历史上极其重要的一段时期。它是自1840年起逐渐走向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历史，也是中国人民从旧民主主义革命走向新民主主义革命，并最终赢得民族解放的历史。从另一个意义上说，是世界走向中国，中国被迫走向世界的历史，也是中国艰难走向现代化的历史。近代中国历史，是中国社会发生大变动的历史，无论从经济基础到上层建筑，从国内生活到国际关系，变化的广度和深度，都是过去所有王朝无法比拟的。这段历史在中国历史长河中虽然短暂，却是中国从传统农业社会走向现代社会的转型时期，具有自身的独特性。以这段历史为对象的学科，是一个自成体系的学科。因此，虽然“近代”的内涵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有所变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历史仍然可以作为独立的学科对象研究，是其他断代史无法取代的。因此，中国近代史学科不会因时间的改变而丧失其独立的学科地位。

中国近代史学科，作为一门独立的历史分支学科，要回答：中国如何在外国资本主义、帝国主义侵略下走上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较之封建中国有什么不同，外国侵略给中国社会怎样的打击，又给中国社会什么新的东西，近代中国社会怎样形成了区别于封建中国的社会阶级力量，这些新的社会阶级力量又如何决定中国社会的发展方向，影响这个社会的经济文化思想演变，推动这个社会逐步向新的发展阶段转型，在社会的深刻转型过程中，在新的社会物质力量主导下，使改良，尤其是革命成为社会深刻转型的动力，以及这些新的社会阶级力量怎样同帝国主义、封建主义作斗争，去争取中国的民族解放，去准备中国现代化的起步条件的，等等。

[1] 梁启超：《中国史叙述》，《饮冰室合集·文集之六》，第10页.

[2]李泰棻：《中国最近世史》，台北文海出版社1990年影印版。

[3] 郑鹤声著：《中国近世史》，编纂凡例，南方印书馆，1944年重庆版。

[4] 郭廷以编著：《近代中国史》·例言。按郭著《近代中国史》，据著者例言说明，该书“仿长编体，又可称之为史料选录或类辑，绝不以历史著作自承”。这里仅取其近代史开端的主张为例。

[5]《吕著中国近代史》，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9月版，第4页。

[6] 罗家伦《研究中国近代史的意见和方法》，原载《武汉大学社会科学季刊》第2卷，第1期，1931年。

[7] 蒋廷黻：《中国近代史》，艺文研究会出版，长沙，1938年。

[8] 这类近似中国近代通史的著作，据笔者在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图书馆、北京师范大学图书馆、北京大学图书馆、清华大学图书馆检索，并且亲眼所见的，在1949年以前出版的有65种。据笔者估计，可能有遗漏，但不会太多。

[9] 刘大年：《中国近代史研究的几个问题》，《历史研究》，1959年第10期。主张马克思主义观点的学者中也有不同认识，如侯外庐、尚钺。见侯外庐：《侯外庐自传》，《中国现代社会科学家传略》，山西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273页;尚钺：《明清社会经济形态研究·序言》，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

[10] 范文澜著：《中国近代史》(上编第一分册)，华北新华书店，1947年版。有趣的是，该书说明宣布第一分册截至1905年，实际上写到1901年，从1947年以及此后的各种版本都是如此。可见第一分册也不是完整的本子。

[11] 华北大学历史研究室：《中国近代史》上编，新华书店，1949年3月版。

[12]见王廷科：《正确估计我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地位》，《四川大学学报》，1981年第1期。

[13] 林敦奎：《中国人民大学第六次科学讨论会上关于“中国近代历史分期问题的讨论”》，《历史研究》，1956年第7期。

[14] 陈旭麓：《关于中国近代史的年限问题》，《学术月刊》，1959年第11期

[15] 胡绳：《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序言，第1页，人

中国近代史学科对象的探讨

中国近代史究竟研究那一个时期的历史?不同时期的学者认识是不一样的。

中国历史载籍中早有近代的提法，但是近代以来历史科学中近代的概念，大致上来自欧洲的史家。在西文里，modern times 大致是指从公元1500年左右以后一直到现今的历史时期，也就是文艺复兴以来的历史。清末民初翻译西方著作时，人们把modern times 译为“近世史”。在20世纪上半叶，学者们采用“近世史”、“近代史”这个概念时，往往指的是离他们不远，仍在发展中的历史。如梁启超将“乾隆末年至今”称为“近世史”[1]。20世纪初，李泰棻在所著《中国最近世史》[2]中将“近世史”的开端从道光时开始。

事实上，绝大多数作者都主张以鸦片战争作为中国近代史的起点，这是考虑到鸦片战争以后的中国社会发生了重大转变，理由是很充足的。也有部分作者把中国近代史的开端放在明末，认为新航线的开辟是欧洲近代史的开端，也是中国近代史的开端，如郑鹤声认为：“自新航路发现以来，世界交通，为之大变，人类生活与国际关系，较之中古时代，显有不同之处，是即中古史与近世史之所由分界也。近世史之演变，有‘继往开来’之趋势，其一切表现，皆在根据往古事迹而发扬光大之。且推陈出新，由此而孕育未来之局势。每一民族思想为其演变之原动力。故近世史之范畴，实包括近三四百年之历史，无论中西，大都皆然。”[3]郭廷以也把近代中国历史的开端放在16世纪初的葡人东来。[4]吕思勉在《中国近代史讲义》也认为中国近世史始于明代中叶，欧人东来。[5]

把中国近代史开端比肩欧洲近代史的想法，是希望借此说明中国近代种种巨大变化的由来，自有其著述的理由。但是，欧洲资本主义发生、发展的历史，及其影响到中国，其间经历了极其复杂的历史过程，就中国历史来说，从明末到鸦片战争前夕，有着300年之久的历史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固然不能说欧洲的近代历史对中国毫无影响，但是要指出，这种影响对于中国自身的历史发展是微不足道的。一部中国近代史，把明末到有清一代的历史全要讲到，我们还是不能进入近代中国历史的主题。这从著作的技术性要求来说，也是不无困难的。郭廷以的《近代中国史》长编两卷只作到了鸦片战争前夕，郑鹤声的《中国近世史》是中央政治学校的讲义，其南方印书馆的版本从明末作到清朝康雍乾年间，中央政治学校的印本，上册与南方印书馆版本基本相同，下册从鸦片战争讲到辛亥革命。本来要叙述中国近代史，但大部分篇幅用在叙述鸦片战争以前的历史，鸦片战争以后的历史却叙述简略。这些作者在抗战期间从事撰述，劳碌奔波，困苦莫名，难竟全功，是可惜的;但这与中国近代史的起点定的不合适，不无关系。

有趣的是，给郭廷以的《近代中国史》作“引论”的罗家伦，却不同意郭廷以的看法，而把鸦片战争作为中国近代史的开始，他在《引论》中说：“如果史学家从‘鸦片战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