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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战国时代的刘邦

2013-01-30

【编者按】:广义的“历史学”是对“史”进行同时合训而产生的“史有二义”的统一体,威廉希尔app 为您提供历史学论文范文参考,以及历史学论文写作指导和格式排版要求,解决您在写作中的难题。

缘起

近年以来,我一直想寻找一种新的表现历史的形式,作过不少的尝试,其中的曲折,一言难尽,最后归结为一种具体的想法,将汉帝国的历史作综合性的叙述,追求有人物有过程的历史,在汇通各种表现形式的基础上,力求史学、文学和思想的溶合。

刚刚完成的初稿,就是新尝试的结果,书名暂定为《新战国时代的英雄豪杰》,算是第一卷的上册。写法上似乎与历来的写法不同,将叙述、论述、解读、考察和感想都一锅煮了,有点不伦不类。自己看来,史事的准确可靠,史论的甄别选取,是有研究根据的,考古发掘的材料和现场,实地考察的风闻和观察,也是尽了力所能及,至于超越时空,连接古今的实感,生动有趣,能够为一般的历史爱好者所接受的通俗易懂,只能算是追求而已。

第一卷上册一共有八章,各章标题暂定如下:一、战国时代的刘邦,二、帝国时代的刘邦,三、始皇帝之死与三头政治,四、秦之失政与叛乱蜂起,五、章邯崛起与战事起伏,六、项羽崛起与巨鹿之战,七、秦朝内纷与刘邦西进,八、秦帝国的灭亡与西楚霸王。由标题大致可以看到,本书从刘邦诞生开始,一直写到秦帝国灭亡,在时间的设定上,以汉帝国的创始者刘邦为经线展开,在内容的选取上,并非写成刘邦传,而是力图在表现重大历史事件的过程中,展现各路英雄豪杰的群像。

本次发表的是本书的第一章“战国时代的刘邦”,共有十二节,各节标题如下:

一、历史的错觉,二、平民家世,三、出生的神话与野合的民俗,四、访丰县龙雾亭,五、公元前256年以后的战国世界,六、沛县山川地理,七、从模范少年到浪荡游侠,八、战国时代的游侠之风,九、游侠的风范-信陵君无忌,十、游侠侯赢、朱亥、张耳,十一、游侠刘邦,十二、拂臣艰险论,由标题大致可以看出内容和形式来。

本书的写作,毕竟是实验性的尝试,有意识的追求,究竟能够达到什么程度,主观的意图,是否能够获得客观的效果,都得由读者来评定。毕竟是有些不伦不类的试作,不知道应当归属到哪里?无所适从之际,承蒙“象牙塔”网主陈爽大兄好意,愿意提供一块园地张贴小文,并嘱我写一缘起和追求。缘起和追求,本来不是现在说得清的事情,不敢不从命,只能就眼下想到的,匆匆写出一点来,算是之一。不过,在写作本书的过程中,我同时有铺垫性的先导研究和整理,选取过其中的一部分,以论文的形式作了发表,全部内容有意在本书的下卷完成后单独集成刊行,作为本书的研究篇。研究篇中有的篇章,直接间接地涉及到本书的缘起和追求,我想不妨介绍其中已经发表的两篇,来为本书的缘起和追求作一点侧面的补充。

今年八月,秦汉史研究会第十四届年会暨国际学术讨论会在呼和浩特召开,纪念司马迁诞辰2150周年暨国际学术讨论会在陕西师大召开,我有幸参加两会并作了研究发表。秦汉史年会的发表是“补《史记》赵高列传-兼论始皇陵铜车马御手为中车府令官属”, 由出土资料看赵高生平,补充文献记载的欠缺,为赵高作传。本书第三章所叙述的秦王朝政治三头之一,中车府令赵高其人其事的根据,概出于这里。关于赵高的生年,学史出仕,考试入秦宫为尚书卒史的经历,以及他不是宦阉的叙事,都有研究的根据。研究不同于叙事,却是叙事得以立足的根基,基于史实的叙事,是我所追求的综合历史叙事的基点。司马迁会的发表是 “论《史记》叙事中的口述传承-司马迁与樊他广和杨敞-”(1)。在文章中,我考察了《史记》名篇“鸿门宴”和“项羽之死”的史料来源,确认它们分别来源于事件的当事人樊哙和杨喜的家传口述,不仅文辞生动壮美,而且史实确凿可信,堪称历史叙事的典范。在文章的最后,我有如下的结语:

“《史记》是文学和史学尚未分家时期的著作,文学和史学的分家究竟是有助于史学的进步还是有损于史学的发展,可能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事情,也可能是好坏参半的事情。对于倡导科学史观,视史学为科学,极力引导史学向科学靠拢的学者来说,文学和史学的分家,为史学的专业化、规范化、精确化创造了条件,功不可没。不过,文史分家以后,史学日渐失去人文精神,趋于枯燥乏味,脱离一般的读者遁入专家们的殿堂,曲高和寡,领地萎缩,也是不争的事实。

笔者以为,历史学不是科学,而是人文学科。在历史学的基本要素之时间、事情、空间和人当中(2),人是连接其他要素的根本,失去了人文精神的史学,宛若失去了灵魂。史学人文精神的衰退,连接着史学对于人世关怀的冷淡,也连接着世人对于史学的疏远。古来历史学的主流,是历史叙事。历史叙事,是基于史实的叙事。作为历史学多年来引进科学的结果,史实的确认和精确,有了长足的进步,同时,叙事的忽视和无力,也成了沉重的弊端。今日重读《史记》,赏读和考量鸿门宴及项羽之死的名篇,在确认史事可靠之余,再次感叹太史公叙事之良美。精彩动人的叙事,有根有据的史实,史学和文学间的关联和矛盾,正是史记永远魅力无穷的根源。我心目中史学的楷模,其一端就在这里。”

上述结语,固然是我重读史记的抒怀,也是我对如何表现历史的感慨,或许,本书的缘起和追求,也可以由此看出一个大致的方向和轮廓来。

(1)该文将发表于《周秦汉唐文化研究》第四辑。

(2)笔者关于该问题的基础研究论文《历史释义》,将发表于《史学理论研究》2006年第2期。

战国时代的刘邦

一  历史的错觉

多年以来,我一直有一种印象上的错觉,秦始皇赢政和汉高祖刘邦,仿佛是隔世的两代人。

考究起来,这种错觉的产生,在于我所阅读的书籍和所接受的教育。浏览教科书,翻阅文献论著,秦始皇建立秦帝国,汉高祖建立汉王朝,秦始皇消灭六国统一天下,汉高祖灭亡秦国再封王侯,二人确是活跃于不同时代的不同历史人物。不过,当我自己著书教人,试着对这两位历史人物作仔细的考察时,才发现事情并非尽是如此。秦始皇生于公元前259年,汉高祖生于公元前256年,他们之间只有三岁的年龄差。秦始皇死于公元前210年,享年50岁,汉高祖死于公元前195年,享年62岁,他们曾经在同一天空下生活了四十七年。以自然年龄论, 赢政和刘邦是同一世代的人,隔代的印象,应是时代区分割裂人物,历史观念影响历史时间的结果。

在刘邦与秦始皇共生的四十七年间,历史经历了战国和帝国两个时代,七国争雄延续三十余年而一统结束,秦帝国强横十余年又频临崩溃。刘邦四十七岁起兵反秦时,人生已经过去了大半,他的前半生,都是在战国时代渡过的,他的人格和思想,与他的同时代人一样,都是在战国末年,由当时的风土人情和时代精神抚育定型的。入秦以来,受帝国时代世风变化的影响,一代人的生活环境和精神风貌有所变迁,然而,秦末之乱爆发,保留在人们头脑中的战国时代的历史记忆复活,刘邦与同时代的英雄豪杰们一道,恢复战国,复兴王政,承前启后,复旧革新,一同开创了新战国时代的历史局面。

这些年来,有关汉高祖刘邦的传记出了不少,林林总总,良莠不齐。也许是出于史料的限制,也许是受到历史时间割裂的影响,往往是叙述秦末不谈七雄,考察刘邦无视战国,对于深刻影响了刘邦一代人的战国时代,似乎缺少应有的关注。我从刘邦开始,追述新战国时代的英雄豪杰,探寻他们的踪迹,回首到战国末年的人情风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