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上述問題不能解決之前，這裏我們只着重討論一下“三閭大夫”。

二

“三閭大夫”，“閭”是“閭巷”之“閭”，本義是里巷的大門，但在古書中也被用來代指居民所在的地區和編制單位，大小並無一定;“三閭”者，從王逸的說法推斷，大概是指楚國貴族有昭、屈、景三氏，他們於郢都之內各有居住區，每個區以所在街門爲別，呼爲“昭閭”、“屈閭”和“景閭”。1965-1966年湖北望山2號楚墓出土過帶烙印的棺具。[5]外棺上的印文是作“於王既正”或“既正於王”，當是表示這些木材已被王室徵用(“正”可讀爲“征”)，[6]或者表示此棺已經王室檢驗，證明是合格品(“正”有考定之義)。內棺上的印文是作“邵呂竹于”或“邵呂竽”，[7]我們懷疑，“邵呂”也許就是昭氏居住的“昭閭”(“邵”即楚文字中“昭氏”之“昭”的本來寫法，下文還要討論)，“竹于”(或“竽”)則是制棺工匠的私名，印文是以所居閭名加私名的形式爲記，情況同于戰國工匠題銘的一般格式。類似情況也見於齊國。如齊都臨淄出土的陶文，它們也往往是以閭裏之名加工匠的私名。而且其中一種，是在裏名之上冠以“高閭”之名。[8]“高閭”，也見於馬王堆帛書《戰國縱橫家書·蘇秦謂齊王章(一)》，學者以爲是齊都臨淄的城門。[9]但我們懷疑，“高閭”也可能是齊國貴族高氏的居住區。齊都之內，除此之外，可能還有“國閭”、“陳閭”、“鮑閭”等其他閭名，只不過現在還沒有發現，或者因爲不當制陶作坊所在，所以在陶文中看不見。

“昭”、“屈”、“景”三族，都是楚國王族的分支。戰國時期的楚國名臣和高官，很多都是出自這三族。例如：

(一)昭。

(1)昭奚恤。楚宣王令尹(見《戰國策·楚策一》第三至九章、第十二章、《韓非子·內儲說下》等古書，亦稱“昭子”)。[10]

(2)昭魚(或作“昭獻”，“魚”或“漁”，古或從虍從魚從攴，與“獻”字形相近)。楚懷王令尹(見《戰國策·東周策》第六章、《楚策四》第三章、《魏策二》第十四章、《韓策一》第九、第十二章、《韓策二》第二章)。

(3)昭揚(或作“昭陽”)。先後任楚懷王司馬和令尹(見《戰國策·秦策一》第十三章、《齊策一》第五章、《齊策二》第四章、《楚策一》第二章、《楚策三》第七章、《韓策二》第五章，亦稱“昭子”)。

(4)昭雎。楚懷王臣(見《戰國策·楚策一》第十九章、《楚策二》第二至四章、《楚策三》第五章)。案：鮑本作“昭過”，《漢書·古今人表》有“昭廷”，梁玉繩《古今人表考》云：“案《國策》楚昭氏顯著頗多，獨未聞廷。疑即懷王之良臣昭過也。”

(5)昭蓋。楚懷王臣(見《戰國策·楚策四》第七章)。

(6)昭翦。楚懷王臣(見《戰國策·東周策》第二十七章)。

(7)昭應。楚懷王臣(見《戰國策·西周策》第四章、《趙策四》第十六章)。

(8)昭鼠。楚懷王宛公(見《戰國策·楚策二》第三章)。

(9)昭常。楚頃襄王司馬(見《戰國策·楚策二》第八章)。

(二)屈。

(1)屈宜臼。楚威王臣(見《史記》的《六國年表》和《韓世家》)。

(2)屈原。楚懷王左徒、三閭大夫(見上節)。

(3)屈蓋(亦作“屈匄”)。楚懷王大將軍(見《戰國策·秦策二》第十四章、《史記》的《秦本紀》、《六國年表》、《楚世家》、《韓世家》、《田敬仲完世家》、《張儀列傳》、《樗里子甘茂列傳》、《屈原賈生列傳》)。

(4)屈署。楚懷王臣(見《戰國策·楚策四》第七章)。

(三)景。

(1)景舍。楚宣王將，疑是宣王司馬(見《戰國策·楚策一》第五章)。

(2)景翠。楚懷王將(見《戰國策·東周策》第二章、《楚策二》第二章)。

(3)景鯉。楚懷王將(見《戰國策·秦策四》第六、七章、《齊策三》第一章、《楚策二》第二、第八章、《韓策一》第二十章、《韓策二》第十九章)。

(4)景陽。楚頃襄王將(見《戰國策·燕策三》第一章)。

(5)景差。楚頃襄王臣，著名辭賦家(見《史記·屈原賈生列傳》)。案：《漢書·古今人表》作“景瑳”。

其情況就像春秋時期的楚國官員很多都是出自“鬭”、“成”、“屈”、“蒍”四族，他們應是當時的大族。

[1] 參看：左言東《先秦職官表》，商務印書館，1994年，335-336頁。

[2] 參看：同上，409頁。案：左氏引姜亮夫《屈原賦校注》，謂左徒或即三閭大夫之主官，而三閭大夫爲其從屬，並疑左徒即莫敖，比于後世秩宗、宗正，是合莫敖、左徒和三閭大夫爲同一種職官。

[3] 參看：《先秦職官表》，57、84、94-95、162、174-175、231、239、255、257、297、318、338、351頁。

[4] 參看：同上，409頁。

[5] 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江陵望山沙塚楚墓》，文物出版社，1996年，117頁。

[6] 參看：裘錫圭《戰國文字釋讀二則》，收入吉林大學古文字研究室編《于省吾教授百年誕辰紀年文集》，1996年，154-158頁。案：古書所說“征”有多種含義，一種是大府之征，主要是征自農民，供軍國之用(養軍隊、官吏和刑徒);一種是少府之征，則征自山林川澤、道路關卡和王所控制的工商業，供國君之用。這兩種“征”都不一定是以貨幣的形式，而經常是以實物和力役的形式(參看：《孟子·盡心下》：“有布縷之征，粟米之征，力役之征。”)。楚征木材，可參看包山楚簡簡140的正、背，字亦作“政”。木材之征，估計應是實物之征。裘文說“既征”是表示“已經在王那裏征過稅”，好像說買木材的人向王交納商品稅，似可商榷。

[7] 參看：陳振裕《江陵望山一、二號墓所出楚簡概述》，收入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北京大學中文系編《望山楚簡》，中華書局，1995年，3-11頁。考釋見該文第7頁。

[8] 見李零考釋的《新編全本季木藏陶》，中華書局，1998年，46-49頁。

[9] 帛書說“臣以車百五十乘入齊，※逆于高閭，身御臣以入”，見馬王堆漢墓帛書整理小組編《馬王堆漢墓帛書》，文物出版社，1983年，37頁。該書〔注一四〕說“高閭應是齊都臨淄的城門”。

[10] 這裏引用的《戰國策》，其國別、章次是用姚宏本，下同。

三

“昭”、“屈”、“景”三族的來源是什麽?這個問題，過去不清楚(或者也可以說，只有一個族的來源，即屈氏本身，我們知道;其他兩族，大家不知道)，現在有古文字的線索，事情才水落石出。下請分別述之：

(一)昭。昭氏的來源，過去不清楚，現在知道是楚昭王的後代。因爲從出土文字材料看，楚昭王的“昭”(如邵王之媓鼎、簋)和楚姓氏的“昭”(如包山楚簡人名中的“昭”)，[1]它們的寫法一樣，都是寫成“邵”。古文字中的楚姓“邵”就是古書中的楚姓“昭”，這點很清楚。例如上文提到的“昭揚”或“昭陽”，他曾在楚懷王六年(前323年)大敗晉軍於襄陵。此事是楚國歷史上的大事。1957年安徽壽縣出土的鄂君啓節就是用這件大事來紀年，叫“大司馬邵陽敗晉師於襄陵之歲”。[2]包山楚簡的文書部分也有同樣的紀年。[3]它們記載的這位大司馬就都是寫成“邵陽”。可見楚昭氏的“昭”本來是寫成“邵”。特別是還有一條材料，恐怕更關鍵。這就是包山2號墓的墓主，我們從該墓的占卜竹簡看，他的官職是懷王左尹，名字叫“邵※”(前?-前316年)，也是以“邵”爲氏。[4]此人與屈原同時，生前患有重病，爲了祈求康復，曾反復占卜，反復祭丁＜蓝對象有神也有人。“人”是什麽呢?是他的五世祖考：“邵王”、“坪夜君”、“郚公子春”、“司馬子音”、“蔡公子家”。[5]整理者在注釋中指出，“邵王，楚昭王，公元前515-公元前489年在位。先秦時期有以王號爲後代之氏的習慣，昭王應是邵(昭)※這一支的始祖”[6]。這是非常過硬的證據。

(二)屈。是楚武王之後，這點比較清楚。但我們希望知道的是，爲什麽從春秋到戰國，它一直都是顯族。春秋時期的楚公族，重要性最大是“鬭”、“成”、“屈”、“蒍”。[7]當時的王朝大臣，除王族之外，主要都是由這四族的顯貴來擔任。鬭氏和成氏(成氏是鬬氏的別族)是若敖(熊儀，前790-前764年)之後。1990年河南淅川和尚嶺楚墓曾出土過一件“克黃之升”，[8]克黃見《左傳》宣公四年，爲楚莊王箴尹(此官，據《呂氏春秋·勿躬》，是楚國的諫官)，就是鬬氏家族的成員，[9]但他的氏名在器銘中並未出現。包山楚簡有“※”氏，也許就是鬬氏的本來寫法。[10]屈氏是武王(前740-前690年)之後，這一氏名在出土文字中有不少發現。[11]蒍氏(《左傳》或作“薳”)，[12]舊說是蚠冒(前757-前741年)之後，現在看來，也許是熊嚴(前847-前838年)四子中的第三個兒子，即叔熊(或叔堪)的後代。[13]河南淅川下寺、和尚嶺和徐家嶺的楚墓就是這一氏族的墓地。其中包括康王令尹蒍子馮和其配偶的墓(下寺三組墓)。[14]這一氏名有三種寫法，一種從邑從爲，疑與“蒍”相當;一種從邑從正反雙虎，疑與“薳”相當;一種從邑從化，則可能是第二種寫法的別體。銘文也叫“楚叔之孫”。[15]這四族當中，鬬、成、蒍三族，資格比屈氏老，地位比屈氏高，但爲什麽到了戰國時期，維持大族地位不衰只有屈氏，這是耐人尋味的事情。

(三)景。景氏的來源，過去也不清楚。因爲如果說它是出自王族，楚國並沒有一個楚景王，如果說它是某個著名大夫的後代，好像也沒有線索。現在借助古文字材料，我們才終於明白，它就是楚文字常見的姓氏“競”字。競氏在包山楚簡和楚國銅器、楚國璽印中都有發現，[16]過去，我們以爲它就是《姓苑》等書中的竟氏。[17]徐全勝先生在考釋包山楚簡中的競氏時，也是這麽看。但值得注意的是，除去這一解釋，他還有另一種考慮，“復疑競氏即文獻之景氏”。[18]現在看來，他的後一種考慮才是正確的。因爲我們已經知道：(1)楚平王的諡名本來是作“競平”;(2)“競平”的“競”字，根據諡法命名和文字通假的慣例，正好應該讀爲“景”。其證據是，1973年湖北當陽趙家湖楚城遺址1號台基出土過一件青銅甬鐘，銘文作：“秦王卑命，競(景)平王之定救秦戎”。[19]這件銅器應是一組編鐘中的一件，如何斷讀和考定其時代，學界曾有爭論。但現在根據新出楚簡，我們可以確認，銘文中的“競(景)平王”就是古書中的楚平王。平王稱爲“競平王”，其實是用“雙字諡”，情況同于楚惠王之稱“獻惠王”，簡王之稱“簡大王”、聲王之稱“聖(聲)※(桓)王”，襄王之稱“頃襄王”，考王之稱“考烈王”。[20]由此，我們才終於明白，楚文字中的“競”氏，其實也就是古書中的“景”氏。它的來源是楚平王諡號中的“景”字。昭氏和景氏都是來自春秋晚期的楚王，而且是名聲不佳的楚王。他們的後代爲什麽在戰國時期最顯赫，這也是耐人尋味的事情。

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