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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究当代新儒家的价值定位

肇始于“后五四时代”，经历了长达半世纪的孤寂困顿，当代新儒家的学术地位，临近世纪之末终於获得了越来越多的理解和敬重，向历史讨回了公道。在大陆，大约冰冻了四十来年，新儒家像是应验了因缘和合，终证正果，甚至还意想不到的被一些人炒热，出现了戏剧性的场面。这时我想起了一则掌故。清初著名布衣诗人吴嘉纪，原来家居滨海穷壤，绝少交游，“其诗孤苦，亦自成一家”。后因某种机缘被周亮工招至广陵，与时流名士交游唱和。王士祯即笑曰：“一个冰冷底吴野人，被君辈弄做火热，可惜!”据说，果然其诗“亦渐落，不终其为魏野、 杨者”(事载王士祯《分甘馀话》卷四)。在我的理解，一个“冷”字，倒也可以道尽当代新儒家的本色和底蕴。他们不只是长期遁避社会运动的上流，潮起潮落我自特立独行，从不凑热闹，甘遭社会的误解与冷落;其精神创造的意蕴，特注重内在的超越，於外在世界则冷峻甚或冷漠，关怀的是属于那种精神之本、价值之源的玄思，“寻一根本上的解决”，而非现实政治，经济，科技等的应世策略(如同现在市面是到处发卖的《智慧大谋略》等等)。即使是身处熙熙攘攘的闹市，人声鼎沸，你也只能在灯火阑珊处依稀可见伊人之芳影。一言喻之，是即世而出世的。现在如若凭着俗缘的依起，虚饰夸张新儒家的作用，深怕新儒家的真精神会在热呼呼的世俗交游中得而复失。如此，倒不如原先的冷寂反於新儒家心安理得。有感於此，觉得对新儒家精神创造的价值定位实在应该冷静且缜密。

当代新儒家突出的贡献是“最哲学”的构建，亦即他们以生命投入，心智炼铸的“无用之用”，而不是“有用之用”。唯其他们的构思精微妙奥，以深刻沉潜的“形而上”的体证而取胜，此乃为“不可思议的思议”，“不可言说的言说”，曲高和寡，鲜有知音。在当今物欲倡明、实用流转的时代，自然不可能成为“显学”。这正是他们不必高倡而悠然自在的价值。

“内圣开出外王”，自儒家倡导以来，几成了中国知识分子纠缠难解的文化情结，既遮蔽了中国哲学中最具有永恒意义的原始精神，又容易误解了当代新儒家精神创造价值内核的质。具体而微的精神创造，与其创造者所处的时代情境(包括民族、国家情境)自然会有一定的关联。但是，最哲学的创造，乃是一种生命的学问，其所循的路向以及内在的驱动力，与社会演进的轨迹及其情境，绝对不是重叠或平行的。不少研究者费力地抉发阐释当代新儒家的缘起情境，所谓“文化认同”、“西化回应”、“中国性”等等，不能说完全不着边际，但离开其核心价值的奥蕴，不啻有千仞之遥。人的生存困境及其超越，是人类的一切精神创造的“阿基米德支点”，也是当代新儒家真正皈依的旨归。新儒家既以继承道统自任而又兼通新旧、融会中西，就个人而言或出或入，学术渊源各有千秋，运思睿识也多姿多彩，然从整体而言，他们都是从“根本”上去融通中西古今各家而并不真正归属於它们。因此，新儒家具有人类主义(或曰世界性)的特征，较之“中国性”更为妥贴而传神。与其说他们是基於“近代的”、“现代的”的“存在迷惘”，不如说他们是再一次体验了整个人类始终永恒存在的那种“生命的颤动和整体交感”，是超时空的。新儒家的真精神，或者说元精神，只可归属为“哲学人类学”一类。

究竟人的生存困境，既来自内在，又来自外在。人从内在来说，精神(心灵)求创造的势能是无限的，肉身(官能)求享受的欲望也是无边无际的，这就是中国哲学所说的心与物、理与欲的诘辨。从外在来说，人是群居的社会动物，依赖於天地，应对天地而谋求自身的生存，因此不能不与他人联合，从而创造了与自身相异化的对象，如社会乃至国家等等。这就是天人之辨、群己之辨的意思。内在与外在的困境交织在肉身的生存这一点上，这也就是所有宗教禁忌谴责的焦点聚合在此的缘故。现在我们看到的一部世界精神观念史，简直纷繁复杂，眼花缭乱，各种应答不可能归结为一个公分母，只能被看作是同一主旋律的不同变奏，是以“完美”为无限追求目标的“圆”中的几个扇面，最终的答案处在永远的制作中，永远的创造中。

当代新儒家对人生存困境的应对及其哲学睿思，从上述深涵的普遍意义和价值来估量，任何“新”或“旧”，“中”或“西”的话语表述都显得相当笨拙。它在整个人类精神创造活动中间，循着一种特别的风格路向。它关注的是个体，而不是群体;是综合圆融，而不是分析有界;转向内在省察，而不是外在把握。他们特别强调先验的体悟(直觉)，於理性有隔，既不认同於经验理性、工具理性，即与一般意义的纯粹理性、价值理性也有不小的歧异。它们是反理性的，非非理性的，乃至超理性思维的活跃。追求无限、绝对、无差别的无执的“存有”，探索的是克尔凯戈式说的“存在”境界，但又非执着于“存在”的本身。因此，在新儒家那里，“存在”的最高意义是自由意志，自由人格。此处的“自由”，是相对个体形躯存在而言的，是内在的超越而进入浑然无别的天人合一的境界，决非对於外在、群体、他人或社会的个人意志的主宰，不是对外在世界的支配(如西方的存在主义)，最后则归之於“无”而不是“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