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学是艺术化了的学问，当然也就是一部分聪明人的学问。这个意思并不是说历史学只需个人的聪明而不需要辛苦的劳动特别是大量地阅读。恰恰相反，历史学者的聪明是建立在大量阅读和信息采集的基础上，一个历史学者如果不能持续地阅读和耐得住寂寞的沉思，那么他无论如何聪明都只能是无本之木，无源之水的“小聪明”。历史学者的大聪明或大智慧主要是说历史学的研究在大量阅读和充分占有全部资料的基础上，还在很大的程度上依赖研究者的个人能力、个人经历、个人知识背景以及个人的主观想象。一个在现实生活中不懂人情世故，不知轻重缓急，甚者“拎不清”是非曲直的所谓历史学家，他的研究成果就很难令人信服。一个历史学者如果不能像艺术家那样对现实生活充满爱心，不留意社会变化的时时刻刻，不关心自己生存的周边环境，那么也很难相信他的研究会有多少价值。生活的经验、个人的经历扩充了历史学者的艺术想象能力，成功的大历史学家不一定是生活中的成功者，但一定是一流聪明的强者。
正如一切艺术形态一样，离开了个人主观想象，历史学便寸步难行，即便在“历史学即史料”这种极端的科学主义历史观指导下，也很难想象会作出什么成绩。也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笔者更赞同胡适的另一看法，即大胆地假设。历史学不能离开假设，正像一切科学特别是一切艺术一样，离开假设就没有创造。只有大胆地假设，才能充分发挥历史研究者的无限创造力，才能对丰富多彩的历史现象作出更多的接近于真相的描述。
基于历史学这种艺术特征、人文特征，历史学大概应该是所有人文科学中最主观的学问，它无法通过自然科学的试验与验证，因此关于历史学成果的一切评估似乎都是一件很荒唐的事情。阅读历史学者真正意义上的研究成果，可以得到阅读者根据自身经验所能获得的快感、愉悦、烦恼、不满、气愤、痛恨和启示。然而阅读者如没有在同一题目下进行过同等努力，没有成果研究者同样的经验和知识背景，那么所获的这种快感、愉悦、烦恼、不满、气愤、痛恨和启示也只是个人的，并不能代表成果研究者的看法。所以还可以说，历史学是非常个人化的一种艺术活动，真正意义上的历史学家一定是在解决了基本的温饱问题之后，在相对优越和享有相对尊严的生活情景下的一种艺术创造，或在困厄状态中为了某种理想的发奋之作，从业于历史学的人们如果一味追逐“为稻粱谋”，那么这样的成果即便研究者个人也会不以为然。处于社会急剧转型期的中国当代史学家或多或少地都有这种体会。这就像一个艺术家为了糊口或者为了某种任务、应酬而创造出的一幅画、一幅字、一段乐曲。
艺术的创造不能无视生活，真正的艺术一定会基于生活的积累而又高于生活原型。历史编撰学和近年来兴起的所谓计量史学格外强调历史文本的意义与价值，殊不知任何历史文本都是一定条件下的语言文字和符号，它们只能代表历史实在、历史事件或过程，并非就是历史实在、历史事件或过程本身。历史学如果仅仅停留在历史文本的分析上，只不过是在重复这些语言文字和符号。作为艺术的历史学，是透过这些语言文字和符号，根据个人的经验、知识背景重建话语解释体系，尽最大限度地剔除语言文字等符号对历史真相的掩盖、遮蔽、作伪，创造更加合乎人们审美需要、合乎人们心灵期待的历史作品。
历史真相是一个客观实在，然而由于历史学的艺术性，人们只能逐步接近这个客观实在，永远无法获知或掌握这个实在或历史真相。所有的历史纪录都不可能是完整无缺的，历史学家的任务就是透过已存历史文本的分析，对历史记载中的缺失提供合乎情理、合乎逻辑、合乎人们审美需要的解释、阐释、重构与再现。只要人类继续存在，历史学对既往的历史就会不断提出新解释，就会不断有新的艺术类型的创造。历史学是一门常说常新的艺术化、人文化学问，它永远都不会固定在任何一种模式之中。